三十五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每次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實現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個巨大變化來之于改革開放，來之于解放思想。
今年11月9日至12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從歷史經驗來看，三中全會都是關于改革的重大會議，每次確立新的改革目標，指引我國改革前進的幾個重要文件幾乎都是在歷次三中全會上做出的。
我先后參加過六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個三中全會是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三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三個文件的出臺幾乎都是相隔十年，現在距離上一個文件的出臺已經有十年了，改革也面臨著新的情況和任務。回顧過去三個決定文件的起草歷程和深遠影響，我們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做出重要的戰略部署，并出臺重要的戰略性文件。
一、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是在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我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呢？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1984年農業生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糧食增產達到4070億斤，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過去搞計劃經濟，農民沒有積極性，農民的勞動跟自己的收入沒有關系，所以農民說，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是給誰插的，最后這一棵才是給自己插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解決了這個問題，交了國家的，留了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產品豐收了，要有市場、要有銷售渠道，同時也要求交換農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還是原來的那套體制模式，還是計劃經濟那一套，有以下幾個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部門直接管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企業失去了自主權和活力，結果宏觀經濟決策沒搞好，微觀經濟活動又管得死，嚴重壓抑了企業的生產積極性。
二、條塊分割。把完整的國民經濟分割為眾多的部門所有制和地區所有制，造成了部門壁壘、地區封鎖，限制了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橫向聯系，影響了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專業化協作，使企業的生產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發揮。我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沈陽有兩個廠，一個是變壓器廠，旁邊一個是冶煉廠，變壓器廠由機械工業部管，冶煉廠由冶金部管，結果變壓器廠需要的銅由機械部從云南等地大批量運來，而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企業不能橫向聯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質和時間上的浪費。部門之間缺乏聯系，扯皮很多，“九龍”治水，對權力抓住不放，而對責任往往一推了之，這種權力最大化、責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主要不是商品生產、價格規律和市場在起作用，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和應變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很嚴重。分配沒有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干好干壞一個樣，形成了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地壓抑了企業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會主義經濟失去了活力，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在這個階段，也受到了極“左”思想的干擾，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曾經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經濟學家關于利用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觀點，他說，這些主張“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勢必“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1982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批判了主張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觀點，說這些觀點是否定計劃經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黨報上對“減少指令性計劃、增加指導性計劃”的看法，開展了有組織的批判，強調指令性計劃是計劃經濟的標志，還把商品經濟、指導性計劃作為精神污染來清除，可見這一年思想理論界很緊張，理論上很混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黨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認真總結了經驗，1984年10月20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在理論上和政策上也有許多重大突破，《決定》中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決定》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益、靈活經營，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改變了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鄧小平同志對這個《決定》予以了很高的評價。他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么個評價。”“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創新呢？過去大家知道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次《決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經濟”這樣一個概念，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結果。在這個稿子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組進行了座談，共同修改這個決定。在起草過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從我們改革試點的實踐經驗來看，什么時候我們比較注意發展商品經濟了，什么時候經濟就比較繁榮。哪個地方重視商品生產了，那個地方經濟就比較有活力。這是我經過多次調查得出的結論。包括廣東，就是因為先搞了商品經濟，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較好過。所以可以這樣總結，在“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句話之外，還要加上一句“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但是，我的意見提出來以后，起草小組就有人不贊成把商品經濟寫入《決定》，主要擔心是什么呢？害怕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混同起來，怕變成資本主義。我認為，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為什么呢？第一，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的，和資本主義是有區別的；第二，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并不是對立的，商品經濟越發達，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觀上加以指導。但是當時在起草小組通不過，因為反對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沒有辦法了。
后來我建議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名義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飯店開了個理論研討會，請了20位學者專家參加會議。在會上，我首先提出：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性突破。大家一討論，思想都比較解放，意見很一致，認為“商品經濟是個必然的途徑，和資本主義制度并無必然聯系，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范疇”，“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商品經濟同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同時，我們也討論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問題。為什么提出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呢？因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是必須要堅持的，市場調節只能作為輔助作用。一個是社會制度，一個是手段和方法，這兩個概念是不對稱的。要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要么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要么計劃與市場。我們把討論的結果給中央寫了報告，時任總理閱后批示給起草小組，并說“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中央經過反復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最終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把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中。
關于計劃與市場，已在世界范圍內爭論了近一百年。我國理論界的爭論也沒有停止過。但什么是市場？我曾經在中央黨校等多種場合講到，哪里有商品交換，哪里就出現了市場，它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國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為市”的提法。一個地方有了市場，就會繁榮起來，城堡＋市場，就出現了“城市”。資本主義國家叫“城市”，社會主義國家也叫“城市”，并不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就叫“城計”，也即“城市＋計劃”。由此可見，計劃與市場這兩個概念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不是社會制度的特征與屬性。
二、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第二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就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根據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明確了，怎么建立？當時心中沒數。所以中央專門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研究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討論研究，認為必須建立五根柱子。
第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
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
在起草這個《決定》過程中我負責市場體系這部分，當時一起參加起草的有鄭新立、張卓元同志，我們三個人是一個小組。在這個《決定》中，第一次把資本市場寫上去了，這不容易，因為解放以后不能提“資本”兩個字，怕“資本”和“資本主義”相聯系了，所以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只能叫“資金”，“資金利用”、“資金周轉”，不能提資本。其實，資本是生產要素，不是與資本主義相聯系，我們社會主義同樣要利用資本這個要素。
關于提“勞動就業市場”還是提“勞動力市場”，有不同意見。我堅持要理直氣壯地提出勞動力市場，但有人說：勞動力怎么進入市場呢？勞動力進入市場就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贊成勞動力市場的提法。為了使我的建議得到高層支持，我曾分別征求薄老和李嵐清副總理的意見，他們的反應很積極。薄老的回復是：“尚全同志：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做過深入研究，在目前我們實行市場經濟或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勞動力市場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點論述，但我覺得目前不必多爭論，多看幾年自然而然（或順理成章）的解決。”李嵐清同志的回復是：“我原則贊成這個意見，但勞動力一般理解為體力勞動，勞動力市場應為廣義的概念，應包括腦力勞動，因此，提法上還值得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