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驅動給中國帶來巨大風險
求知:你認為中國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什么?
吳敬璉:有些人不把中國經濟的茁壯成長歸因于改革開放,卻把它歸因于“強勢政府”動員和分配資源的超強權力。于是在“半市場、半統制”的體制中,各級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統制不但沒有削弱,相反還不斷增強。我們應當明確,強勢政府不是中國成功的根源,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
求知:何以見得政府主導并非好事呢?
吳敬璉:現在,強政府、大國企和海量投資營造高速增長等亮麗政績付出的高額成本和產生的消極后果正在顯現。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造成的最嚴重后果,是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導致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
求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危機不斷,如果沒有政府主導的強勢投資,中國的高增長是不是難以為繼?
吳敬璉:宏觀經濟每次出現這類問題,慣常的辦法是采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當時把經濟拉起來,只維持了不到一年,經濟增速就開始連續5個季度下降。這些投資中相當一部分是回報率很低、甚至沒有回報的,還出現了一些所謂“死城”、“鬼城”。有三個經濟學家分別研究了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結果都發現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杠桿率迅速提高,在中長期存在危險。這些都清楚地表明,舊的增長模式和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
求知:那怎么辦呢?
吳敬璉:既然根本問題是我們的增長模式有問題,要轉變發展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資在整個增長中的貢獻,要提高效率,或者技術進步。要提高效率,就要充分發揮競爭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使企業不得不通過活躍的創新來得到利潤。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正是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才造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而不是一個“強勢政府”的干預帶來了奇跡。政府不應該管的,就不要去管。
求知:你反對政府補貼科技創新、扶持企業做大做強?
吳敬璉:政府這幾年又在大力補貼技術創新,但科學和技術是兩回事。科學需要通過強化科學共同體的功能,技術創新需要競爭性市場來獎勵和淘汰。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斷哪一種技術是有前途的呢?我一些年前到一個省調查的時候,就發現從省里一直到縣里,都有要扶植的企業名單,這本身就違反了市場競爭的基本原則。
求知:你覺得應當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吳敬璉:李克強總理講過嘛,“市場能夠干的事情應該由市場去管,社會能夠干的事情應該由社會去管,政府去辦他應該辦的事情,總體來說,政府管的事情是提供公共品”。政府工作重點,要轉移到需要深化改革,建立和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規則,提供私人不愿意或不能夠給以充足供應的物品方面。
不改革國有經濟,整體效率難以提升
求知: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具體怎么做呢?
吳敬璉:現在看起來有幾件事情一定要做,第一就是完善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第二要放開各類資源的價格,第三要反壟斷,強化競爭,第四要實現司法公正和完善的執法監管。
求知:完善產權制度要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吳敬璉:首先,要明晰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基礎。比如說討論很多的土地產權問題。明確了土地產權,就可以來改變各級政府壟斷征地的體制,在土地確權和賦權的基礎上,建設全國統一的土地流轉市場。其次,要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清理,確保“不同所有制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
求知:強化競爭主要指什么?
吳敬璉: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法,消除目前嚴重妨礙市場有效運作的行政性壟斷;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定政府職能邊界,理順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禁止各級政府介入營利性經營活動;打破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
求知:國企還要不要改革、怎么改?
吳敬璉:近些年來,很多國有企業不但繼續保持行政壟斷的地位,而且得到國有銀行的大量貸款支持,迅速擴張。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呢?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大量實證分析,都給出了否定性結論。
不改革國有經濟,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難以得到提升。我們要按照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決定,進一步深化改革,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和競爭性領域。沒有退出的國有企業,也要按照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求,切實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層的制衡結構。
重啟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求知:很多人說過去10年改革推而不動,你同意嗎?
吳敬璉:21世紀以來,確實存在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十八大前,曾經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有很對立的意見。
求知:但你又說改革已有共識?
吳敬璉:我認為,改革共識已經形成,這個共識就是: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點,除非重啟改革,別無他路。
從微觀經濟來說,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效率降低,產能過剩,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從宏觀經濟來說就是消費需求不足,貨幣超發,國家資產負債表惡化,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宏觀經濟政策進退兩難,既不能松也不能緊。
要應對這種復雜局面,只要稍微有遠見的人都會看到,不改革就是鄧小平1992年說的死路一條。只有通過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繁榮。
求知:你認為全面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吳敬鏈:鄧小平1986年講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即使只從建立統一開放的競爭性市場體系來說,也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切實推進法治國家建設,保證所有的經濟主體都在公平、公正、公開的規則下競爭。其中,獨立的司法審判又是非常薄弱的一個環節,需要切實加強。
求知: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推出的全面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吳敬璉:現在經濟社會矛盾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中國不能夠出錯。我當然希望這次全會通過一個方向正確又切實可行的全面改革路線圖,然后希望克服阻力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我們每個人也要意識到,我們不是旁觀者,需要積極參與到深化改革的實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