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出現了擁紅強迫群眾的現象，而且數量亦多，“在皖西北商城有一家在一月內收過八次”。112鑒于此，1931年8月9日，中央分局要求“擁護紅軍工作：應加緊繼續進行，一面要反對過去強迫拉夫的形式，一面反對取消這一工作的錯誤。”1131931年12月10日，又要求“完全要有充分的鼓動工作，出于群眾的自愿，不要命令拉蠻。”114

要避免這兩個極端，中共領導的各級蘇維埃政府及群眾組織，就必須在動員技藝上動腦筋。當時，鄂豫皖共產青年團就總結了自己的一套動員技藝：

首先在團的支部會上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使同志深刻了解擴大與擁護紅軍的重要，每個團員起來并實行支部與支部的競賽，區委與區委、縣委與縣委的競賽。(2)在與群眾談話中及各種會議把過去強迫、命令群眾的錯誤說出，加緊對群眾的宣傳鼓動，把群眾對于這一工作的熱烈性普遍發揚起來。(3)對于參加紅軍同志的家屬應在未去以前加緊他們的訓練及政治上、成分上、身體的選擇，動員一切力量來開大小歡迎會，在物質上、精神上幫助他們，尤其是他們的家屬。(4)擴大代耕與幫助紅軍家屬的宣傳，并且實際上去做，在生產中、挑糧中，日常生活中都要把紅軍與其家屬看成團及勞動青年第一個對象。(5)當紅軍兵士回到后防，團應動員少隊、童子團去慰問他，開會來歡迎，并切實幫助其家屬，鼓勵士兵快到紅軍中去，這種影響寫信或者親自傳達到紅軍中去。(6)鼓勵紅軍家屬寫信給紅軍，給紅軍士兵說明家中的情形，以安慰紅色戰士的心。(7)加緊紅軍訓練，使紅軍能自動告訴紅軍中的樂處，在后方擴大這種信件。(8)各級團部應動員必需力量去切實慰問傷兵及醫院的傷兵。115

在這一套動員技藝的操作下，處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們更容易受到鼓動，民眾動員也即取得不少成果。據鄂豫皖共產青年團書記錢文華1931年10月8日給中央匯報動員成果：

1、擴大紅軍。在這三月內輸送五二九五個青年到紅軍中去拖槍(內團員占七二一不確)，其他還有到各地隊伍中(如獨立營、警衛營及各種游擊隊)去了沒有統計，并且皖西北六、七兩月的統計沒有。2、擁護紅軍。我們是由區支部去宣傳鼓動少先隊、童子團、婦女幫紅軍做鞋子，以及自動的拿東西出來擁護紅軍(如米、錢、吃的小東西等)。三月的成績是：①幫助紅軍糧食四一一.0一石。②幫助紅軍大洋二二五.五元。③幫助紅軍錢一一一二一八0文。④幫助紅軍鞋子四0四四八雙(內有一部分是襪底)。其它還有許多肉、魚、雞子、面、餅果很多，無以統計，這些錢都是青年團、少先隊員、童子團員一個一個的小積小存存下來的，糧食也是他們一把一碗一升的積下來的，一般的都是表現得熱烈的。116

紅軍反圍剿難免出現減員，而其補給也難免滯后，隨著國民黨及地方舊勢力圍剿的加劇，這種反圍剿的困難越到蘇區后期就愈加明顯。因此中共領導的各級組織都必須以動員技藝來彌補，這些動員技藝非常之多，包括動用節慶、群眾集會、慰問、游說、命令、脅迫、革命競賽、攤派等手段進行綜合動員。

應該說，這種綜合性動員民眾的目的是為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服務的，而民眾動員強度的增強，又有待于政權自上而下的運作、擴張與延伸。如此，隨著蘇維埃政權及權力的不斷運作、擴張與延伸，蘇區民眾的日常生活倫理亦逐步被動員倫理所取代。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中共在大別山區建立蘇區及蘇維埃政權，其鄉村民眾動員有一個由非正式組織網絡動員向組織化動員的轉向及其實踐過程。

在國共合作破裂之前，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識分子在鄉村真正踐行農民運動，但這少部分革命知識分子具有雙重性特點，在鄉村熟人社會里，他們熟稔當地的人文生態環境，沒有過多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念，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運政策，通過鄉村“日常行為軌制”等非正式組織網絡進行民眾動員，屬于“嵌入自主”性的動員路徑。他們使農民組織化而成立農民協會，并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鄉村散落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這些矛盾與仇恨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內，鄉村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鄉村斗爭也就具有了階級斗爭的深刻含義。

大別山區革命是由日常斗爭走向政治暴動的。這些日常斗爭包括“借糧”運動、“減租減息”運動及“五抗”運動等。為了制止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會進行了清算運動，這一運動隨即步入專橫型與擴大化。在清算過程中，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在鄉村的威風被打壓下去，而農民也抒發、釋放了無以復加的仇恨感，同時還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包括浮財在內的物質利益。這個時期，民眾動員采取的更多是情感驅動的策略，仇恨及憤怒是革命暴動的真正動力源泉，而平分土地并非革命緣起的充分必要條件。在鄂豫皖蘇區最早暴動的鄂豫邊黃麻地區，農民在國共分裂前即暴動，但是平分土地卻是1929年春之事。可見，土改并非革命暴動之充分必要條件。正因為情感和仇恨的驅動，這個時期的暴動難免帶有半自發性特征，同時也更多地兼具無序性。第二階段是土改的型塑。維持革命的績效并與國民黨及地方舊惡勢力合謀的強大外敵作斗爭，無疑需要一個穩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于是中共開始在暴動區域努力恢復秩序，并建立蘇維埃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土改立竿見影地滿足了農民土地農有的物質利益，促使農民加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農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得到提升。可以說，中共是通過組織化動員達到組織資源的一元化。筆者把中共建立的這套組織資源一元化的體制稱為“軍事全能主義體制”。當農民一旦在物質利益及社會地位上升機會的激勵之下進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他們就會成為中共政治話語的追隨者，當有農民出現立場不堅定時，中共會利用節慶、群眾集會、慰問、游說、命令、脅迫、革命競賽、攤派等策略加強民眾動員的效果，這種情況越是到蘇維埃革命后期越是明顯。值得重視的是，中共對異類的懲罰也一直在警示民眾，激情背后是無處不在的凝視與恐懼，不服從組織動員目的的人，隨時就有被劃為富農成分的“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此為第三階段的民眾再動員，筆者的另一篇拙文已有專門論述。117

中共大別山區革命及其民眾動員大體有這樣的輪廓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個過程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由城市轉入鄉村、由聯絡地方精英到專注民眾動員的實踐過程。需要指出的是，在沒有相關剎車機制的制衡下，這種民眾動員最終走向的只會是“過度動員”。有沒有更好的民眾動員路徑呢?應該說沒有。一方面，此時蘇維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國家性敵人正處在上升階段;另一方面蘇維埃革命區域多處在落后的封閉地區，這種動員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續的地步，它凸顯了蘇維埃革命實踐本身之兩難困境。

*本文為“安徽大學博士科研啟動經費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33190110)。

【注釋】

①黃文治：《革命播火：知識分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載《開放時代》2011年第12期。

②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第37頁。

③《鄂豫皖蘇區歷史研究會第三屆年會論文選集》， 1982年3月，第8～9頁。

④鄭位三：《鄭位三談話錄》，武漢：湖北省檔案館藏， GB-83。

⑤郭家齊(主編)：《紅安縣革命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頁。

⑥“造暴”，此概念源于戴季英所作的《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一書，“造暴”即“制造暴動”的意思，可參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⑦同注④。

⑧麻城縣革命歷史文物征集辦公室、武漢大學歷史系75級赴麻調查隊(編)：《麻城革命史資料匯編》，1977年，第16頁;中共麻城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麻城簡史》，2006年，第5頁;溫瑞茂、王淼生(主編)：《王樹聲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4頁。

⑨王宏坤：《我的紅軍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

⑩中共金寨縣委宣傳部(編)：《立夏節烽火》，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大革命時期黨在麻東活動的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 C3-01-02，第20頁。

11中共光山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光山革命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12《謝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 C4-02-35，第1頁。

13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新縣革命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頁;華中師院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編)：《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1冊，1979年，第67頁。

14麻城縣革命歷史文物征集辦公室、武漢大學歷史系75級赴麻調查隊(編)：《麻城革命史資料匯編》，第22頁。

15[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21頁。

16紅安縣革命史編寫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紅安革命歌謠選》，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頁。

17王卓如：《一個小學教師對農民運動的意見》，載《中國青年》1925年3月14日。

18中共麻城縣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麻城革命史資料》第1冊，1985年，第38～39頁。

19同注⑥，第60頁。

20《黃麻起義》編寫組：《黃麻起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頁。

21許世友：《我在紅軍十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頁。

22同注⑤，第46頁。

23[法]雷蒙·阿隆：《階級斗爭：工業社會新講》，周以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24[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翻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75頁。

25《大革命時期黨在麻東活動的情況》，第6頁。

26筆者提出的“階級邊界意識”概念，受美國學者查爾斯·蒂利提出的“政治邊界”理論的影響。可參見[美]查爾斯·蒂利：《集體暴力的政治》，“中文版前言”，謝岳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

27邃佛：《河南商城農民運動之發展》，載《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6月2日。

28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歷史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頁。

29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印)：《豐碑：中共信陽黨史資料匯編》第1冊， 1984年，第26頁。

30同上。

31《麻城乘馬四、九鄉農民運動情況》，麻城市黨史辦藏，C4-02-07，第2頁。

3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歷史文件選集》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頁。

33華中師院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室(編)：《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1冊，第33頁。

34華中師院歷史系、中國近代歷史研究室(編)：《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2冊，1981年，第6頁。

35《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例》，載《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3月2日。

36陳耀煌：《地方菁英與中共農民運動關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蘇區早期發展為例(1925—1930)》，載《政大史粹》(臺灣)2000年第2期。

37《省黨部通令各縣建設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載《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3月22日。

38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新縣革命史》，第29～30頁。

39同注33。

40同上，第42頁。

41同注34，第7頁。

42同注33，第17頁。

43同注④。

44同注33。

45同上，第43頁。

46同注38。

47同注14，第28頁。

48同注33。

49同注14，第29頁。

50同注16，第16～17頁。

51中共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河南文史資料》第8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頁。

52同注22，第73頁。

53同注⑥，第68頁。

54同注⑥，第74頁。

55同注33，第34頁。

56同注⑥，第3頁。

57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年版，第144頁。

58同注33，第17頁。

59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頁。

60同注32，第265～271、294～297頁。

61《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冊，1983年，第133頁。

62《河南目前政治與暴動工作大綱議案》(1927年9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編)：《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1984年，第108頁。

63《安徽省臨委關于安徽三個月工作計劃綱要》(1927年9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1987年，第16頁。

64《中共武昌市委決議》(1927年12月12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冊，1984年，第103頁。

65同注④。

66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7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頁;政協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北文史資料》第1輯，第59頁;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談話》，麻城市黨史辦藏，C4-02-04，第5～9頁。

67《中共湖北省委最近政治、黨務工作方針決議案》(1927年10月30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冊，第95～96頁。

68《中共湖北省委關于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第1927年10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3冊，1983年，第275頁。

69同注25，第8頁。

70同注33，第44頁。

71同注14，第44頁。

72同注⑥，第4頁。

73《黃安工作報告》(1927年12月14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5冊，1985年，第2頁。

74同上，第6頁。

75同上，第5頁。

76同注⑥，第12頁。

77同注⑥，第7～8頁。

78《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向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1927年12月12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冊，第49頁。

79戴季英：《戴季英同志談話錄》，第7頁。

80親身參加攻打黃安縣城的老紅軍周業成在一篇采訪錄中指出，坊間說黃麻暴動“關于幾萬人攻打黃安城呀，戰斗如何激烈呀，都是后來人加上去的。實際上城里根本沒有軍隊，起義隊伍一槍沒放就進了城，只是在打縣政府和公安局時發生了零星戰斗。”可參見李敏：《黃麻起義，我為你喜，也為你憂》，liminxjh的博客，http：//liminxjh.blog.163.com/blog/static/42023643200802545834/，2010年8月9日訪問;也可參見注73，第8頁。

81同注73，第17頁。

82同注73，第10頁。

83周業成：《回憶黃麻農民起義》，載中共麻城市委資料征編委辦公室(編)：《黃麻起義》，第179頁。

84戴季英：《我的回憶》，麻城黨史辦藏，C4-03-01，第62～63頁。

85同注73。

86同注73，第18頁。

87同注④。

88中共麻城縣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麻城革命史資料》第1冊，1985年，第74～75頁。

89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8頁。

90參見《鄂豫皖蘇區郵電史資料》，武漢：湖北省檔案館藏，SZ104-02-0332-001;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中國蘇維埃》，武漢大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1頁;《鄂豫皖蘇區發展的簡略概況》，麻城市黨史辦藏，A3-05-13，第1頁。

91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共革命所確定的首要目標為奪權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勢必要通過全能主義政治模式的雛形或言以軍事為核心的“軍事全能主義”來整合鄉村社會。當時，如鄂豫皖蘇區等地方，這種“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已萌芽并建立起來。應該說，鄂豫皖蘇區革命通過“軍事全能主義”達到一種工具化使用，不免造成頗多困境，同時在解決困境的同時，“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在具體實踐中也進一步得到了錘煉。關于“全能主義”解釋，可參見[美]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蕭功秦：《中國社會各階層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

92同注14，第72～74頁。

93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7頁。

9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歷史文件選集》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頁。

95同注84，第52頁。

96中共商城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商城革命史資料》(1985年9月)，第97頁。

97《鄂豫邊特委關于成立鄂豫邊革命委員會經過的報告》(1930年)，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1985年，第74～76頁。

98同注96，第100～101頁;《六霍起義》編輯委員會(編)：《六霍起義》，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頁。

99《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1929年)，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冊，第64頁。

100《舒傳賢關于六安中心縣委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12月10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4冊，1985年，第227頁。

101同注96，第104頁。

102同上，第101頁。

10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頁。

104《張國燾關于鄂豫皖蘇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1931年5月24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1985年，第35頁。

105同注103，第99頁。

106同注103，第100頁。

107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10、81、146、214、299、303、522、530頁。

108《鄂豫皖中央分局緊急通知第一號》(1931年5月18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10頁。

109《鄂豫皖中央分局萬急通知》(1931年5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54～55頁。

110《中國共產青年團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8月9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550頁。

111《鄂豫皖中央分局黨團聯合通知第二號》(1931年7月22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165頁。

112《CY鄂豫皖中央分局給團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0月8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571頁。

113同注110，第557頁。

114《鄂豫皖中央分局萬急通知》(1931年12月10日)，載中央檔案館等(編)：《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冊，第501頁。

115同注110，第555～556頁。

116同注112，第569～570頁。

117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1922～1932年)》，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