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網絡謠言治理近來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但論者多糾纏于言論自由和公共秩序的關系爭辯。胡凌從互聯網本身的技術特性以及微博傳播的特殊結構出發，指出針對這種動態生成的信息溝通方式，不能采取靜態的治理框架和單純的法規嚴堵。一方面要保持信息的公開暢通，另一方面也必須借助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數字時代需要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式。

思考網絡傳播秩序的框架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網絡傳播秩序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并成為評估社會穩定風險的一個指標。目前來看，盡管政府對治理網絡傳播秩序做出了相當的努力，但對包括微博在內的新媒體形式的監管仍顯力不從心。這主要是因為微博用戶眾多，并持續增加，通過運營商一類的外界力量不能保證秩序從內而外形成。

當我們談論網絡信息傳播秩序的時候，往往只關注討論治理的框架和方式，容易忽視信息的總量。這好比當我們討論規范交通道路秩序的時候，無法忽視公路上運行著的交通工具的數量，因為數量的增加很可能造成擁堵，在無法及時得到解決的時候便會進一步擴散和惡化。實際影響交通狀況的有一些重要的內生和外生變量。首先，機動車、非機動車和行人在物理上被區隔在不同的道路上，對于過馬路的行人還有專門的斑馬線與交通燈保障其安全；其次，全部機動車司機都要經過學習和訓練，掌握交通法規，這確保了最基本的道路規范和共識；再次，政府可以采取發牌、拍賣、限購等措施，控制交通流量；第四，交通部門還可以和電信部門合作，通過追蹤定位車輛及時疏導擁堵；最后，政府還會采取專項行動，整治某些帶有安全隱患的交通工具，例如電動摩托車。上述變量中，當其中一個或幾個因技術、政策或經濟原因而發生改變的時候，治理交通的思路就要發生改變。例如，當對私家車的需求不斷高漲時，很難預期現有交通狀況會立即發生實質變化、容納新的需求，可行的方案要么是投資于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把蛋糕做大），要么是通過價格等杠桿疏導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重新分配蛋糕）。

治理網絡信息傳播秩序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思路來分析。政府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治理互聯網內容的框架和協調機制，并正在逐漸和既有的媒體管理機制相互銜接照應。但這樣靜態的治理框架很難對不斷擴展的動態網絡信息內容進行實時關注和追蹤。互聯網的特點有別于上述提到的交通運輸系統：（1）各種信息形態和服務模式都通過數據傳輸提供，各種媒介之間早就開始打破限制并相互融合，特別是移動互聯網；除了廣電系統還在牢牢控制著IPTV（交互式網絡電視）的內容集成之外，各種信息都可以被自由轉載，使ICP（網絡內容服務商）牌照制度失去一定意義；（2）不同于線下媒體的記者，活躍在網上的網民幾乎沒有任何門檻即可以使用互聯網，他們缺乏對網絡規則的共識，無法達成一致的辯論規則和道德規范，而可以匿名地發布不受責任約束的內容，這就很難確保最低限度的共識達成，群體極化現象嚴重；（3）政府試圖通過實名制限制使用某種網絡服務的用戶數量，但效果并不明顯，中國的網民數量仍在持續增加，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極大地幫助擴展了手機上網人群，上網成本十分低廉；（4）各級地方政府通過輿情監測系統試圖掌握本地互聯網信息，監控重點網站，但很難就位于外省市的網站信息或網民采取行動，或者成本很高，無法成為常態；（5）政府同樣會對某類網站內容采取專項整治，由于信息量巨大，無法一一甄別，為了在短時期內完成指標，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在給無辜網站帶來損害的同時，沒能建立起長效機制。

可以預期的是，中國網民數量會持續增長，但因為上面提到的規則、共識、信任、良好的行為模式和秩序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這涉及上億人的重復博弈，還有線上與線下言行的差別），對政府而言，凈化網絡環境的任務就顯得尤為艱巨。管理者面臨的困境在于，政府對網絡信息的監管既面臨著國內民意的壓力，又擔心西方意識形態的傳播，結果往往是對“最壞狀況”的想象和假定導致做出某些極端的整治措施。實際上，如何平衡諸多價值和利益是互聯網內容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這一政策的目標是維護和建設一個作為公共領域的網絡空間，那么這個世界的秩序只靠嚴格的法律法規來維持和封堵是無法實現的，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網絡秩序將如何形成，其與現實世界秩序的關系如何，現有的管理手段能否幫助塑造新秩序。

如果網民并不把互聯網想象成和現實世界有所區別的“空間”，而是后者的延伸，或者就是后者的一部分，甚至是工具，那么就不太可能指望單純通過互聯網改變網民的行為模式，后者可能會破壞前者正在形成的新秩序。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考慮逐漸改善這種狀況，第一，在現實中改進人們的交往模式，培養規則意識，并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網絡空間對其行為的約束實際上大為降低。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也同樣面臨著多重博弈的問題。第二，進一步發現和研究不同網站、社群正在興起的某種秩序，分析現實世界中的日常規范是否影響了前者，具體要素例如成員的身份、網站技術的架構、群體內部的互動規則、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程度，等等。這些要素可以對網民形成不同程度的約束，而無序就意味著它們基本上都不起作用。

剖析網絡謠言

以微博為例，近來討論最為激烈的便是網絡謠言，特別是由于微博的興起便利了無法證實的各種言論的傳播。形成網絡謠言的原因有很多，不同內容的謠言也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作為傳播謠言的主體，網民在發言時較少考慮到可能的后果，除了擁有眾多粉絲的公共人物或加V的大號外，普通人幾乎無法預料自己的轉發會有什么后果。現實是，大部分微博內容都無法證實或證偽，也不會被注意到，只有少數信息可以被其他大眾媒體捕捉，或通過中心節點放大影響，形成所謂的公共事件，而它們也轉瞬即逝，因為用戶很快就會轉向下一個熱點。因此，為了使謠言成真，讓眾人接受和相信，造成巨大影響，并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很多謠言事后看來覺得很自然，但如果與每天微博上生產出的海量信息相比，只是滄海一粟。

從內容上看，政治性謠言、涉及政府官員的謠言、商業推手謠言以及缺乏科學知識的謠言更容易得到廣泛傳播。由于中國政治一定程度的封閉特征，使得議論此類事件都可以成為毫無根據的說辭；而由于官員腐敗的事件不斷曝光，使網民對這一群體的整體評價不佳，以至于有任何批評或傳聞都能夠被立即相信為可能。至于商業謠言，背后有眾多網絡水軍和僵尸粉支持，實際上是一種營銷和公關手段，目的僅僅是為了打擊競爭對手或促進自己產品的銷售。因此，前一種謠言主要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所致，人們有議論此類信息的需要，而謠言正好可以滿足這種需要；這在公眾的認知模式中形成惡性循環：越是有這樣的謠言，人們越容易相信，這符合他們對所涉對象的認知和想象，因而很難改變。后一種謠言，商業推手將自己偽裝成無私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掩蓋了背后的獲取經濟利益的動機，更加劇了網絡空間中的不信任。

和其他信息傳播服務相比，微博的架構更加便利此類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微博本質上就是要通過信息迅速地生產和傳播而獲利，刺激網民不斷尋求新消息，保持與他人的溝通，增加流量，從而獲取更多的廣告收入。網民大量生產的信息則通過用戶協議默認為微博運營商可以永久使用的資產，從而確保微博上永遠有信息可以吸引網民。140字的上限催生了標題黨和個人意見的流行，這些意見沒有多少證據和道理作為支撐，這就變成了誰的聲音大，誰的文字更能吸引眼球、迎合受眾、獲得關注的競賽，而不是為了理性地討論問題。這樣以獵奇和發聲為目的的微博就不太可能形成穩定而封閉的群體，而會是少數公共人物可以獲得大多數人的關注，形成一個長尾結構，他們的聲音也更加容易地被人聽到。如果某種謠言通過這些中心節點傳播，就可能比普通用戶產生更大的影響，也可以相對準確地預知自己的影響力。這些影響力也可以通過對粉絲數量、傳播速度等變量加以計算，從而將微博平臺上的影響力排序，其原理與搜索引擎相似。

面對上述情形，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僅憑法律規定能否有效治理微博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