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現代司法鑒定理論視野下的分析與反思

近現代司法鑒定在中國的嬗變與演進，主要介于古代與現代司法鑒定相銜接的系統歸納階段，西方科學技術與法律制度對近現代中國司法鑒定的發展具有較大影響。司法鑒定技術及其制度化萌芽已初步反映在當時的訴訟實踐中，所涉技術及其制度涵蓋司法鑒定的大部分內容，對建國后的司法鑒定成熟與完善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第一，受西方法律思想以及自然科學的影響，近現代中國的司法鑒定結構體系已初步形成。中國近現代警務專家、學者在引入、借鑒西方法律思想以及司法鑒定技術的同時，將涉及司法鑒定的中、外資料經過整合與編寫后形成了專門的教材和著作，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司法鑒定結構體系。例如，俞叔平編著的《刑事警察與犯罪偵查》、馮文堯編著的《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余秀豪著的《現代犯罪偵查》、惠洪著的《刑事警察學》以及徐圣熙編寫的《筆跡檢證》等代表作。雖然近現代中國司法鑒定的理論根基偏于薄弱，引用論據多直接照搬國外資料，內容體系也較為雜亂，其中不乏偽科學的觀點混跡其中。但不可否認，經過這些教材、專論的系統歸納，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司法鑒定結構體系已初見雛形。為1949年之后的司法鑒定體系化建設提供了藍本，構建了中國現代司法鑒定研究的平臺，推動了中國現代司法鑒定教材建設和理論研究的進程。

第二，西方先進科學儀器設備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近現代中國司法鑒定的能力。眾多科學儀器設備在中國的傳入，使得訴訟活動中對于專門性問題的鑒別基本告別單純依賴肉眼直接觀察的時代，也進一步提升了近現代中國司法鑒定的實際檢案能力。例如，當時的專門技術人員已經可以利用顯微觀察檢驗手段對摹仿筆跡，特別是套摹筆跡進行檢驗和分析。馮文堯在《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一書中，就有利用顯微鏡對摹仿筆跡進行觀察檢驗的詳細論述。書中提到：“書法家雖可摹臨他人之書法，招搖撞騙，然將真偽兩種筆跡在顯微鏡下觀察，則真偽立可判別。蓋一人之運筆潤墨，其字體自會流露于腕下筆端。而字體之方圓勁厚，非他人所可摹仿者，凡書法家摹寫之字跡在形式上固極相似，然將其筆畫逐一拆開。按其點撇橫捺比較，則可判別其差異。……如犯人用鉛筆將字形描下后再用墨水填寫，則鉛上墨色不勻直且成麥形點滴聯合狀。若犯人用復寫紙方法將字形印下，再填上墨水，則墨水亦不勻直而成定形點滴聯合狀。”{12}

第三，與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縱向比較而言，司法鑒定在中國近現代的實踐存在一定發展空間。中國古代司法鑒定雖處于同時期的世界領先水平，但由于受到古代科學技術的限制，缺乏儀器設備以及物理、化學等手段來輔助進行檢驗工作，只能依靠直觀分析來作出判斷，因而作出的意見可信度相對較低。然而，近現代訴訟領域中包括體視顯微鏡、比較顯微鏡、顯微測量尺以及照相術等光學、物理學儀器設備的應用，使司法鑒定告別了古代單純依賴肉眼進行觀察的時代，增強了檢驗、鑒定工作的科學技術含量。標志著司法鑒定在中國近現代的早期演進中已具備了部分科技化發展的元素。近現代中國逐漸引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思想，對司法鑒定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歸納，并萌發出現代意義上的司法鑒定理論。從這些方面而言，中國近現代司法鑒定在縱向層面上的確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

縱觀中國近現代司法鑒定發展的歷程，在肯定其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應當清晰地看到，中國近現代司法鑒定的方法和手段較為膚淺、籠統，制度仍顯殘缺、雜亂，未能形成獨立系統。理論研究帶有明顯的唯心主義思想，缺乏客觀的科學依據。總體而言，舊中國時期由于政治不穩定，戰事頻繁，司法腐朽混亂，導致為法律服務的司法鑒定處于可有可無的邊緣狀態，發展極為緩慢，其本身亦存在較多缺陷。

缺陷之一：從體制整體而言，中國近現代司法鑒定具有半殖民半封建的基本屬性，體現了統治當局的反動性。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的侵略，使得當時仍處于封建主義社會的中國開始進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司法等制度均出現了一定的殖民化特性。無疑，屬于司法制度下的司法鑒定制度在沿襲封建制度的同時，也已打上殖民化的烙印。清末及民國時期，司法鑒定制度雖出現了近現代化的趨勢，在其形式上亦竭力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但基于近現代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處的統治地位，中國近現代司法鑒定仍具有半殖民半封建的屬性。近現代中國司法鑒定制度作為國家法律制度中的一項組成部分，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一樣，均服務于當時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主要在案件偵破中緝捕人犯、鎮壓犯罪，維護其統治秩序，謀求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指紋技術就作為統治者和在華帝國主義勢力的統治工具，起了鎮壓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的作用。上海警察局的指紋間曾捺印了被鋪的陳獨秀的指紋，也捺印了因要求“聯合抗日、一致對外”而被捕的“七君子”的指紋。{12}

缺陷之二：西方列強勢力范圍的劃分，使得司法鑒定制度與體系混亂無序，未形成統一的態勢。在各類專門化制度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當時的指紋登記制度。隨著西方各國列強在中國勢力范圍的劃分，作為其統治工具之一的指紋登記制亦被帶入中國，并強行在各自控制的地區推行各自的指紋登記制度。由于西方各國使用的指紋登記制度各不相同，因此中國各省市甚至同一城市中不同區域內的指紋登記制度亦不相同。例如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在其轄區內采用“亨利式十指指紋分析法”，上海法租界內則使用“愛蒙培爾式指紋分析法”，而上海警察局于1929年設立的指紋股曾使用“弗斯締克式指紋分析法”，后又改用“亨利式十指指紋分析法”。{13}指紋登記制度作為近現代中國偵查與鑒定制度中的一個縮影，已然反映出其制度與體系的落后與混亂無序，呈各自為政之散漫狀態，未能有效形成統一的制度與體系。

缺陷之三：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客觀限制，使得司法鑒定制度仍欠缺完善。清末、民國時期雖有部分法律法規對鑒定作了若干原則性規定，但除此之外則缺乏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司法鑒定進行規范，亦未見有針對司法鑒定的具體規則和技術標準。相關法律、制度規范不完善，直接導致近現代訴訟領域中司法鑒定的客觀性、獨立性以及專業性較差。通過歷史可以發現，司法鑒定制度的完善依賴于司法證明環節中對于物證時代的召喚。然而近現代中國的司法鑒定制度乃至訴訟制度、司法制度受傳統人證思想以及刑訊逼供觀念的影響，使得包括司法鑒定在內的科學實證活動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南京國民政府還建立了“中統”和“軍統”等特務組織，這些特務組織在偵查過程中，隨意監視、搜查、毆打、扣押、綁架、逮捕和暗殺活動，對人犯實行慘無人道的刑訊。{14}處于刑訊逼供獲取口供的時代中，科學實證活動的實踐被嚴重遏制。中國近現代的警察學、偵查學論著中，多認為口供是證明案件事實的唯一利器，并在著作中含有專門介紹刑訊方法之章節。[3]在當時重人證、輕物證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缺乏規范司法鑒定制度的法律性文件，使得訴訟中的科學實證活動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司法鑒定在近現代最初的演進中也就不可能獲得實質性的發展。

沈臻懿，單位為華東政法大學；杜志淳，單位為華東政法大學。

【注釋】

[1]客觀而言，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尚未開始使用“司法鑒定”一詞。該詞系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在學習前蘇聯經驗、模式的過程中，從俄語中翻譯并引入。本文出于表述統一的考慮，在基于現代司法鑒定理論視角的基礎上，結合司法鑒定的立法定義，將近現代中國訴訟活動中對于專門性問題的鑒別、判斷工作，統一表述為司法鑒定。

[2]參見林幾：《法醫學簡史》，載《北平醫刊》1936年第8期。轉引自賈靜濤：《世界法醫學史與發科學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頁。

[3]中國近現代警察學著作中，多含有專門介紹審訊、訊問之章節。一般而言，此類專題中均涉及具體刑訊的方法。譬如曾被近現代警察學著名學者余叔平譽為“刑事巨著”的《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一書第三部第六章嫌疑犯審訊中，列舉了嫌疑犯審訊方法之一即為“刑法—使其痛”。認為審訊為強迫犯人自白真相之唯一利器，刑供之審訊，仍普遍地引用于各國之治安機構中。

【參考文獻】

{1}杜志淳.司法鑒定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賈靜濤.世界法醫學史與法科學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274.

{3}王彥吉.中國公安科技發展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5.

{4}沈臻懿.近代中國筆跡鑒定的發展與剖析[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1（2） :92-95.

{5}余秀豪.現代犯罪偵查[M].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132.

{6}賈玉文，鄒明理.中國刑事科學技術大全—文檢檢驗[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51.

{7}沈臻懿.筆跡鑒定在近代中國的早期實踐[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49-51.

{8}吳貴長.犯罪偵查[M].南京：中央警官學校講義，出版年月不詳：70.

{9}張澄志.偵探學要旨[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31.

{10}霍憲丹.司法鑒定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42.

{11}馮文堯.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M].上海：世界書局，1948.

{12}趙向欣.中國刑事科學技術大全—指紋技術[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22.

{13}馮文堯.指紋學之歷史考證[J].上海警察，1948（1）：18-19.

{14}王立民.中國傳統偵查和審判文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