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的學界雖然不太常用“社會建設理論”這種提法, 但在其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尤其是社會學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關于社會建設的思想。我們可以把這些思想綜述為如下方面:

一、“ 國家—社會”理論中的市民社會建設

國外關于社會建設的思想首先包含在有關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理論中, 即所謂的“國家—社會”理論。作為西方學界廣泛使用的一個研究模式, 這種理論強調的是社會與國家相對的二元性質, 關注的是那些不能與國家混淆或不能被國家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 即市民社會。所以它又稱“市民社會理論”。“市民社會”這個概念可追溯到著名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以及托克維爾關于分權、制衡、自治的學說中。第一個將“市民社會”與“國家”作出學理區分的是黑格爾。他沿用了市民社會一詞并賦予了它新的含義:即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階段。[1](P197)黑格爾透過“市民社會”這一術語表明, 在歐洲社會近代化過程中, 其“政治的”與“市民的”狀態第一次分離開來。馬克思對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進行了批判, 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新的市民社會理論。馬克思的“市民社會”包括兩層含義, 其一, 就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及其社會批判的對象而言, 它特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 即資本主義社會; 其二, 就市民社會的內在本質而言, 它是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經濟關系。[2](P41～42)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了著名的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理論。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是: 國家等于市民社會加上政治社會。所謂政治社會, 指的是由政府、軍隊和司法部門構成的強制性的國家機構, 行使暴力性質的強制功能(即傳統意義上的國家), 而市民社會則是由非強制性、相自主的非政府組織, 如社團、工會、教會、行會和學校等機構組成, 替統治階級行使非強制性的“霸權”職能。市民社會不僅沒有削弱國家的統治, 反倒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協作構成了強大的“霸權”統治。[3](P51)當代西方一些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等人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的三分法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他們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 認為市民社會主要應該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 同時強調它的社會整合功能和文化傳播與再生產功能。這種觀點代表著當代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主流, 反映了 20 世紀以來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研究重心的轉移。[4](P84)總起來講, 西方學者關于市民社會的典型看法是: 市民社會是建立在個人從事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的基礎上并與國家相脫離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里, 社會本著自愿的原則自我組織、自我規則、高度自治。這種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在法治的框架下自我運轉, 并與國家權力相制衡。正是在市民社會理論的架構下,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簡稱 NGO)有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關于非政府組織的定義, 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薩拉蒙的界定:(1)組織性; (2)非政府性; (3)非營利性; (4)自治性; (5)志愿性。在薩拉蒙看來, 當國家體系中的政府不能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政府失靈)、市場體系中的企業又囿于利潤動機不愿提供公共物品(市場失靈)時,NGO 作為一種新的資源配置體制, 彌補了政府和企業這兩種主要的資源配置體制的不足。在這種意義上, NGO 又被稱為與政府和企業相平行的“第三部門”。[5]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等組成的整體叫做公民社會。而現代社會正是一個市場、政府和公民社會三足鼎立的社會。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建設在近來新興的治理理論中也有充分的體現。

二、治理理論中的善治問題

英語中的“治理”一詞(governance) 長期以來與“統治”(government) 一詞交叉使用, 并且主要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但是, 自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 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羅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中, 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 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 卻能有效發揮作用。與統治不同, 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 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 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6]研究治理理論的另一位權威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 對目前流行的各種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 作為一種理論的治理有五種主要的觀點。這五種觀點分別是:(1)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 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2)治理表明在現代社會, 國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獨自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 即各種私人部門和公民自愿性團體, 后者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原先由國家承擔的責任。(3) 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4) 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5)治理意味著, 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 除了政府的發號施令或運用權威外, 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 政府有責任使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7](P31～51)從上述各種關于治理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 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 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 但治理也不可能是萬能的, 它也內在地存在著許多局限。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 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呢? 法國學者斯莫茨提出了“善治”等概念作為回答。所謂善治, 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 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 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在斯莫茨看來,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 6 個: 合法性; 透明性; 責任性;法治; 回應; 有效。[8]治理理論打破了社會科學中長期存在的兩分法傳統思維方式, 即市場與計劃、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民族國家與國際社會, 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兩者的合作過程; 它力圖發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務的全新技術; 它強調管理就是合作; 它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 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 它把治理看作是當代民主的一種新的現實形式, 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對社會發展理論的貢獻, 具有積極的意義。在西方的治理理論中也存在著一種危險的傾向, 這就是它有可能成為某些跨國公司和國家干預別國內政、謀求國際霸權的理論依據。治理理論, 尤其是全球治理理論, 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國家的主權無足輕重、民族國家的疆界模糊不清這一前提之上, 強調治理的跨國性和全球性。這里的危險就在于, 削弱國家主權和主權政府在國內和國際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客觀上有可能為強國和跨國公司干涉別國內政、推行國際霸權政策提供理論上的支持。所以, 對于治理理論, 特別是全球治理理論的這一危險傾向, 必須給予高度的警惕。

三、全球化浪潮中的風險社會

近年來, 全球化成了國外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對全球化研究的角度很多, 就我們所關注的社會建設理論而言,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理論值得特別重視。[9]貝克認為, 全世界現在正生活在一個與傳統的現代化社會完全不同的“風險社會”之中。風險社會的突出特征有兩個: 一是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 二是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系向更加復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如環境和自然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等等, 它幾乎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現代風險是隱形的, 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現代風險不是孤立的, 它的影響將波及全社會, 而且是以一種“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響到社會中的所有成員, 包括窮人和富人。風險一旦轉化為實際的災難, 它的涉及面和影響程度都將大大高于傳統社會的災難。比如, 一旦空氣或水受到大面積污染, 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貝克看來, 現代風險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 但與此同時, 它所帶來的后果也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與控制了。科學技術就像一柄雙刃劍,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祉的同時, 也潛藏著對人類社會的各種威脅, 成為現代社會風險的重要根源。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 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這不僅表現在其內部學科分化和涉及內容的高度復雜性, 也表現在科技對人類社會生活影響的高度復雜性。這種高度復雜性的直接后果, 就是人們對科技發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來越低。比如, 由于現代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 由風險和災難所導致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將通過現代信息手段迅速傳播到全社會, 引發社會的動蕩不安。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 現代風險還和全球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認為我們現在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也就是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為一個單一社會和全球社會的變化過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展開, 國家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 國家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 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 現代風險所造成的影響將不再限制在傳統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 而是會迅速地涉及其他國家甚至全世界。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瘋牛病和亞洲金融危機等, 盡管它們開始時都是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 但其災難性影響卻很快擴散到了周邊國家, 最后釀成世界性的災難。這也是現代社會風險與傳統社會中風險的重要區別之一。[10](P46～58)貝克認為, 風險社會的來臨, 給人類社會傳統的風險治理機制帶來了新的挑戰。傳統的風險治理機制的重點在于對客觀風險和災難的防范、預警和事后處理, 對主觀層面的問題較少涉及。但由于現代風險的隱形特征, 它對社會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對人們主觀風險認知的沖擊之上。當人們對于某種風險的知識極端缺乏時, 他們心理上的不確定感會嚴重影響其對于風險的認知、判斷和評價, 結果可能出現兩種極端情況: 要么惶惶不可終日, 在極度恐慌和焦慮中采取各種各樣的過度防護措施; 要么聽天由命, 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而無論哪種情況都無助于人們理性地對待并防范風險。而人們一旦掌握了有關風險的必要知識, 他們就會大大提高自我防范風險的能力。由于現代風險的高度復雜性和廣泛影響性, 因此風險治理的主體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由政府來承擔。在新的風險社會中, 應該建立起雙向溝通的“新合作風險治理”模式, 在政府、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之間構筑起共同治理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 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平臺。這樣才可能充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 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由于現代風險的影響已經超出了國界, 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風險治理機制已日益不能適應世界風險社會對風險治理的要求, 建立風險治理的國際合作機制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緊迫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