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功轉型貢獻人類發展

正如一位國外記者所說，“還從沒有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像中國這樣崛起在一個相互聯系異常緊密的世界，全球規則和機構覆蓋了國際聯系的每個角落”。③中國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推進現代化的，經歷著多重的轉型，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挑戰和風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2008年的一次關于中國改革30年的研討會上曾說，過去30年，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事，中國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們都清楚：中國的變化對全人類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國的奮斗就是全人類的奮斗。

與近代以來先后崛起的其他大國相比，中國具有四個方面的獨特性：首先，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保持了領土和文化完整性和連續性的國家；其次，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帝國傳統、并且有過半殖民地經歷的國家；第三，中國是前社會主義陣營中現存的唯一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 并且與發展中國家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第四，中國所處的時代是任何一個大國崛起時沒有遇到過的相互聯系異常緊密的、全球規則和機構覆蓋了國際聯系每個角落的時代。中國所面對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獨特性交織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有四個方面的挑戰特別值得重視：

自我定位和與能力相配的國際責任。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直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身份標識。冷戰結束后，隨著南北關系的突出，中國越來越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雖然減少了國際交往中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和體制負擔，但是也意味著要對長期堅持的“三個世界理論”進行完善。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高，與發達國家經濟交往關系的緊密，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也在受到挑戰。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繼續給予更大的支持，但是與中國在多個領域中產生的經濟競爭，又沖擊著長期建立的兄弟伙伴關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G8、G20，以及G2在國際社會被熱議充分說明了這點。顯然，對于已經與世界全面接軌并有著多種利益要求的中國來說，無論是三個世界理論，還是發達∕發展中國家理論，都不能給中國定位自身提供全面的理由，也難以為明確與能力相配的國際責任提供依據。

政府態度與國民心態。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坦然應對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質疑、批評乃至攻擊，因為已經熟悉了原來國際格局的各國，還不習慣同一個新興的大國打交道。在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僅需要國際社會適應中國，更需要中國主動地習慣與國際社會的交往。國民心態中的自卑和自滿情結尤其需要克服。百年的屈辱歷史、長期的全面落后以及西方強勢文化對中國形象的建構，是這種自卑感產生的根源。自滿則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出現的。自卑和自滿是一塊硬幣的兩面。由自卑到自滿，很容易造成行為的非理性；稍微的外界沖擊，也會從自滿淪為自卑，從而失去自信。這兩種心態及其轉化不僅存在于普通公眾中，而且存在于政府官員中，在對待國際社會批評時表現得尤其突出：或者屈服于無理批評，或者將合理建議置之不理。

主權原則和主權的彈性。主權觀念是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石。盡管中國是這個體系的后進者，但是對于主權觀念高度認可，并將其作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前提。之所以如此，既因為中國曾經在近代以來喪失過主權，還因為中國有著國家間平等交往的悠久傳統。隨著全球問題的不斷增多，中國對于全球事務參與的加深，如何既堅持主權獨立完整原則，又能靈活地在主權框架下解決重大問題（比如氣候問題等），顯得至關重要。這些問題在形式上是國際乃至全球問題，并涉及主權的“讓渡”或限制，但是解決的過程和所依靠的資源在本質上則是國內事務，必須依靠主權國家。如果主權國家不能有效地應對這些問題，不僅會面臨國際壓力，也會引發國內矛盾乃至沖突。

民間交往和國家利益。國家是現代國際關系的主體。在對外交往中，政府優先于民間。中國在對外交往中，曾經受困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國家利益的兩難，以及無產階級階級友情和國際人道主義的矛盾。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順利擺脫了僵化的意識形態困擾，實現了對外交往基礎向國家利益的回歸。但是，人員流動和交往的擴大作為全球化的重要內容，也對政府主導的對外交往提出了挑戰。民間外交、全面外交的提出雖然是對這種變化的應對，但是由于我國公民社會組織發展緩慢、能力不足，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系還處于磨合過程中，導致民間外交、公民社會外交難以充分發揮對國家外交的有效支持和輔助作用，也不利于國家利益的全面擴展和維護。

無論是全球關系還是中國在其中的角色都遠未定型。因此，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各種變化和不確定性帶來的。在積極應對這些新挑戰的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