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戰略再平衡”與中美競爭

盡管兩國領導人均支持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美之間的競爭的確還是有可能將雙邊關系引向對抗。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奧巴馬總統針對亞太的“戰略再平衡”，已經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盡管美方辯稱，“再平衡”政策只是為了在亞太這個世界關鍵區域追尋美國經濟和安全的未來，而不是為了遏制中國，且更新美國的聯盟體系有助于維護地區和平。但很多中國人還是認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每項政策都不過是其旨在阻礙中國崛起的整套遏制戰略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再平衡”是以損害中國為代價來確保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將會成為地區安全的威脅。對奧巴馬政府而言，在讓中方相信“再平衡”并非意在遏制中國的同時向盟友證明美國將恪守同盟義務，是一個巨大挑戰。盡管奧巴馬一再向中國政府保證“我們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有助于世界和地區的繁榮與穩定”，19 但中國人對此并不信服。這是因為中方對“再平衡”政策的動機存有疑慮，認為美國不愿意看到中國與其平起平坐。無論“再平衡”是否旨在遏制中國崛起，中國都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隨著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不斷增加，美國希望調整其在全球的外交、經濟和軍事資源方面的投入以實現“平衡”，而其推行“再平衡”背后的一個重要依據，則是對一些亞太國家的呼吁做出回應——這些國家認為，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已經改變了區域權力平衡，因此美國應該在制衡中國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開始在周邊外交中展開“魅力攻勢”，推行“睦鄰政策”，以提升其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這一政策拋棄了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做法（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論親疏），改變了根據周邊國家與美國、蘇聯的關系定位其與本國關系的傳統（“以美劃線”、“以蘇劃線”），不論周邊國家的意識形態傾向、政治制度以及與其他大國關系如何，均與其發展友好關系。20 自此以后，中國與很多先前關系緊張的周邊國家改善了關系。中蒙關系正常化即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此前的蒙古曾長期被視作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的衛星國；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e Gandhi）1988年12月訪問北京的“破冰之旅”則是另外一個案例，這是在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發生后兩國間的首次高層訪問；21 第三個案例則是在與朝鮮繼續保持良好關系的同時改善與韓國的關系。22 在此期間，中國同印尼（1990年8月）、新加坡（1990年10月）、文萊（1991年9月）和越南（1991年11月）等幾個有影響力的東南亞國家實現了關系正?；?，并于1991年應邀參加了東盟部長級擴大會議，于1994年成為東盟地區論壇（ARF）成員，于1996年成為東盟的全面對話伙伴。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明確表明了“站在亞洲一邊”的政策立場，堅決拒絕人民幣貶值。在當時的形勢下，人民幣貶值必將導致地區各國貨幣競相貶值，損耗東南亞國家為復蘇經濟所作出的努力，進而給整個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帶來災難性后果。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積極反應，使得其贏得了在該地區影響力。1997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應邀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東盟首腦會議，中國與東盟每年一度的“10＋1”峰會機制自此肇始。隨后，日本、韓國領導人加入其中，“10＋3”機制于一個月后創建。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首屆“10＋3”峰會上宣布將攜手東盟共建“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23

中國睦鄰政策的成功，恰逢小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對亞太相對忽視之時。由于一門心思地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亞太事務從未成為小布什的首要議事日程。正如小布什第一任期時的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所言，“問題不在于我們有些忽視亞洲，而在于我們完全忽視了它……現在，我們實在太全神貫注在伊拉克事務上，全然忽視了亞洲”。美國國務卿賴斯錯過2005年和2007年兩次東盟地區性論壇的嚴重失策行為，即是上述論斷的重要證據。24 盡管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的所有地區大國，都有各自與東盟國家的首腦峰會，美國卻沒興趣召開“美國—東盟”峰會，這部分地是因為小布什不愿意到亞洲去參加這種“清談”會議。實際上，參加這類首腦會議并非無關緊要，因為出席會議本身就傳遞了對地區事務的興趣和擔當，而缺席反映出態度上的漠視，且容易招來非議。

鑒于中國的成功和美國的失策，伊麗莎白·伊卡諾米（Elizabeth Economy）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預測了亞太權力重新配置的三種可能前景。其中的最佳前景是中國與美日分享地區領導權，促進地區內共識的形成，以應對地區政治、安全和經濟領域面臨的挑戰；第二種前景展示的則是一種傳統的平衡游戲，亞洲國家在一些特定議題上借助中國繞開美國，并由此在對外戰略上找到一條能更直接地實現其安全、政治和經濟領域國家利益的替代路徑，但這對美國顯然缺乏吸引力；對美國而言，最壞的前景是，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扮演地區主導角色，美國面對的將是一個對美國安全行動反應更消極、對美國經濟領導地位和金融體系依賴更少，以及可能會在美國所發起的關于人權或反恐等各項外交行動面前表現更冷淡的亞洲。25

然而，上述三種前景都未實現。這是因為，中國的長期實力潛能及其主導地區文化和政治的歷史，決定了睦鄰政策的成功只能是暫時性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雖然仍在重申其睦鄰政策，但在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上，則開始以更加強硬的方式表達主權訴求。“中國的核心利益”突然變成了一個流行語，其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核心利益”被定義為“國家生存的底線”且“在本質上是不可以談判的”，26 表明了中國維護其主權和領土主張的決心。以往中國官方關于主權和領土問題的聲明，一般是特指臺灣、新疆和西藏問題，27 而在2009年，中國領導人則將核心利益涉及的范圍擴展到了東海和南海的領土主權問題，并對一系列事件進行了強力回應——包括多次嘗試阻止越南和菲律賓艦船在爭議水域開采石油和天然氣；在日本扣押中國漁船船長導致兩國陷入僵持、日本政府試圖將釣魚島問題國際化之際，對其采取強硬的懲罰性措施，并動用軍艦維護自己的領土主權，以致引發外交危機。

面對亞洲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美國的“戰略再平衡”自然受到很多國家的歡迎甚至是主動邀請，因為這些國家要么對中國“展示肌肉”深感憂慮，要么為了激起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感而試圖加劇地區局勢的緊張。很多亞洲人過去習慣問，如果讓美國駐軍和建設軍事基地，我們能從他們那里得到什么？現在的新問題已經變為，我們給他們提供什么才能讓他們留下來？這都是因為中國。28 考慮到很多國家歡迎美國增加軍事力量以應對權力平衡的快速變化，奧巴馬政府將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從反恐轉向了有力地行使其在亞太的領導權。因此“再平衡”很容易被理解為美國決心對中國挑戰其亞洲領導地位進行反擊，也容易被理解為對某些美國戰略家的回應，這些人號召遏制中國，絕不能因為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而使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遭到削弱。

中國自然會懷疑美國是在自己與周邊國家關系問題上挑撥離間、制造摩擦，以便坐收漁利和保持自身影響力，進而長久地按照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塑造該地區的未來，因而保持高度警覺。在中國官方看來，深藏在“再平衡”政策背后的，是華盛頓對中國在該地區上升勢頭的極度擔憂和其削弱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力的決心。特別讓北京方面緊張的是所謂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按照該計劃，奧巴馬政府圍繞六條關鍵“行動線”（lines of action）展開外交：加強雙邊安全同盟；擴大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工作關系”（working relationships）；參與地區多邊制度；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根基雄厚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事業。30 中國將該計劃視為美國全面運用包括軍事和外交在內的所有力量元素以阻撓中國崛起的一項綜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