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王義桅先生《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我深有感觸。這本書表達了中國人最新的“歐洲文明觀”。透過對歐洲文明的觀察與思考，我們可以體會到，中華文明的復興已經成為新時代的應有之義。

在歷史上，究竟誰在唱衰歐洲？有三個高潮期。首先是美國在超越歐洲，二戰后美國開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先者，大英帝國風光不再，世界文化中心也從巴黎移到了紐約。其次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強爭霸世界，軍事競爭再度將歐洲推到了歷史的邊緣。最后才是全球化時代，歐洲文明衰落已現端倪。

盡管嚴謹的學者們會從各個角度苛求《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立論的細節之處，但這本新著更像是一大篇“政論”，政論無需強求究竟“是”什么，而往往聚焦應該“為”什么，就像梁啟超的《歐游新影錄》也并不是客觀的考察報告，而是表達其以中華文明救贖歐洲文明的主觀意圖一樣。然而，時代的轉換卻讓中國人對于歐洲文明有了更為清醒與全面的認知，王義桅先生系統總結了歐洲現代政治文明觀的八大特征，它們分別是程序理性、強勢社會、個人主義、自由競爭、人權優先、民意為大、民主至上與自我中心，這種歸納無疑是高屋建瓴的。

《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展現的是中國人眼中的歐洲文明，它不同于歐洲人反觀自身文明，也不同于北美人隔海相望其文明之源。換句話說，在中國人所見的歐洲文明觀里面，中國文明觀始終作為歐洲文明觀的對照物而存在，或者說是作為背景而潛存的。更進一步說，觀照歐洲文明，并不是為了歐洲而歐洲，最終的目的，仍在于如何建構中華文明！

在這個意義上，《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的啟示意義是豐富的，從作者所列的歐洲現代文明模式加以反推，我們可以將之對照的中國文明模式展露出來：如果說，歐洲持程序理性的，那么，中國文明則持“實用理性”抑或“實質理性”；如果說，歐洲文明是以強勢社會為特征的，那么，中國文明則走的是“政府主導”的道路；如果說，歐洲文明倡導個人主義的話，那么，中國文明始終倡導“社群主義”或者“群體主義”；如果說，歐洲文明力主自由競爭的話，那么，中國文明則以“和諧共進”作為主導；如果說，歐洲文明高揚人權優先的話，那么，中國文明則更傾向于“公平優先”；如果說，歐洲文明是以民意為大的，而中國文明則是以“民生為大”的；如果說，歐洲文明推崇民主至上的話，那么，中國文明的民主類型則是“漸進民主”抑或“混合民主”的；如果說，歐洲文明始終是“自我中心”的，那么，中國文明則以著名的“黃金規則”作為準則，其核心內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按照歐洲人的現代性的歷史建構，歐洲文明肇源于古希臘，那是歐洲人的“文明家園”，而今歐債危機恰恰源于希臘，這只能說是歷史的巧合，真正衰落的，實乃是啟蒙現代性的文明模式。正是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下，中華文明開啟了復興的偉大腳步，《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由此才應運而生，這恰恰就是一種文明間的“互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