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方文明所喚起的科技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已經形成了對產生于西方文化的國際關系模式的沖擊，呼喚新型國際關系的誕生?？萍嫉倪M步在促進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毀滅人類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現使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具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也使人們對建立在征服和權力爭奪概念之上的西方國際關系理念產生了懷疑，傳統的國際關系模式使人類文明看不到未來。人們已經認識到，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的過度向大自然索取的發展理念不可持續，必須建立可持續發展模式，與此同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的以暴力和征服為特征的傳統國際關系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國際關系模式，其中的關鍵是建構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文化能夠為新型國際關系模式建構提供養分
對于現代國際關系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西方學者也進行過探討，并試圖建立一種和諧、和平的世界秩序。國際關系學界英國學派代表人物馬丁·懷特提出了國際關系的三個傳統，即霍布斯主義傳統、格勞秀斯主義傳統和康德主義傳統?；舨妓怪髁x傳統把國際體系視為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每個國家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義和法律的限制?？档轮髁x傳統把國際體系視為人類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中跨越國界的社會紐帶，把所有作為公民的個人聯系在一起，人們享有共同的利益，相互間是一種合作關系。11建構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則提出了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洛克無政府文化和康德無政府文化三種國際體系無政府文化狀態，其中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是國家間互存敵意、互為敵人的無政府文化;而康德無政府文化則是以國家間互為朋友為基本特征的體系文化，在這樣的文化體系中，國家不會使用暴力解決利益沖突，如果作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脅，另一方會鼎力相助，并不計較自己的得失。12不論是懷特還是溫特，都認為國際傳統或文化在不斷演進中，而當前的國際關系所處的位置恰恰在由霍布斯主義傳統或無政府文化向康德主義傳統或無政府文化轉變過程中，也就是處于格勞秀斯主義傳統或洛克無政府文化狀態中。哈貝馬斯主張超越民族國家概念，用“后民族結構”來定義民族國家之后的國際關系，最終建成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共同體，并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大加肯定。13
不難發現，在探討建立新的國際關系模式的時候，西方學者所使用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他們所提出的、以西方文化主導的新國際關系模式(或者關于未來美好世界的想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舊的國際關系模式是值得懷疑的。不論是英國學派的懷特還是建構主義學派的溫特，都把康德文化作為國際關系的一種最理想的狀態，但是，康德有關永久和平的論述卻依然是建立在強權概念之上的。康德認為，戰爭狀態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大自然的機制”能夠使人們“通過戰爭，通過極度緊張而永不松弛的備戰活動”走向永久和平，最終達到一個“偉大的各民族的聯盟”，14康德的永久和平是通過惡的途徑達到的，即便從邏輯上看也并非沒有矛盾。15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終難擺脫西方強權政治和普遍主義的傳統。而哈貝馬斯的后民族結構，盡管其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建立一種“后民族格局”，但從其論述中可以看到，哈貝馬斯所建立的不過又是一個超級大國，一個尋求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歐洲民族國家”，歐洲國家要放棄自己的民族特性，建立同一的歐洲認同，其中必須有同一的政治認同，也就是說，必須有共同的敵人，這是最可怕的。16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內學術界就形成了一股討論天下主義和東亞華夷秩序的高潮，得出的基本結論就是，西方民族國家國際體系已難以為繼，需要從東方的天下主義或者古代的東亞秩序中汲取智慧。17近些年來，有關國際體系的變遷或國際關系模式的討論仍然是學術界的熱點話題。盡管有一些學者并未從天下主義視角來進行探討，但也認為，未來的國際體系將從體現西方文化的“泛歐國際體系”轉向“非泛歐國際體系”，未來的國際體系不能由西方主導，而要更多地反映非西方國家的觀念和利益訴求。“未來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雖然也將充滿艱難、曲折，充斥著競爭與沖突，但不會像前兩次國際體系轉型那樣處處充斥著戰爭血腥，更不太可能發生類似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全球性戰爭。”18這些討論有一個基本共識，都認為新型國際關系模式的建立必須超越現代國際體系，從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尋找營養和生長點，其中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文化發展道路，中華文明是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續下來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中華文明不斷吸收外來文明，卻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這造就了其獨特的文化類型。相對于西方的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整體主義、尚中和合以及關系性思維方式。這種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獨特文化類型，最有可能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提供養分。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以整體主義的“天”“道”一元為本，這里的“天”“道”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個是表象，一個是本真，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存在。中國先哲認為，宇宙、地球和人類是一個自然存在的整體，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也就是物質相互作用產生的新物質、新事物。無論是太極論，還是乾坤論，其本質上都是整體一元論，也就是主張個體是整體的一部分，整體通過個體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化在遠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圖式，把天地萬物、大自然看成是一個無始無終、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無時無刻不在變動之中的和諧統一的大化流行過程，心與物——即人的內心世界與外在的客觀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逐步形成了由整體到個別、由抽象到具體、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質。19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時，中國古代哲人認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任何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險的，終將會受到自然的報復”。20這種觀念追求的是人與整體、人與自然的融合。
尚中和合的價值追求主要體現在對中庸之道及“和為貴”思想的認同。中庸精神備受儒家推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里，中庸精神不僅是一種思想方法，還是一種道德規范。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中道觀更加具有消極退隱的色彩，倡導“柔弱之道”和“不爭之德”，老子一再強調“不敢為天下先”、“不以兵強天下”等，主張避開鋒芒仇怨，以善心對待一切。佛教倡導的“圓融無礙”，也是中庸精神的體現。中庸思想的流傳，對中國人的倫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形成了一種平和寬大的精神和以德報怨的品格。中國先哲認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如《國語·鄭語》中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又如《易傳》中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主張通過保持世界萬物各自的特殊性來尋求相互之間的和諧、均衡和穩定。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理解自然、消融社會矛盾、實現人與自然及人與人和諧的基本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義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