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中之重
仁義價值觀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價值觀相結合，已經成為相對穩固的當代中國核心政治價值觀。用傳統仁義來容納規范自由和發展，是中國政治有機體保持穩定與活力的重要保障。
仁義價值觀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價值觀相結合，已經成為相對穩固的當代中國核心政治價值觀。用傳統仁義來容納規范自由和發展，是中國政治有機體保持穩定與活力的重要保障。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是以互聯網為紐帶、原動力而形成的。它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乎邏輯的延伸，是對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宗旨的拓展和提升。
加強中非合作不僅有利于促進中非各自發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也有利于加強南南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推動世界格局向更加均衡和合理的方向發展。中非再次舉辦峰會，將有力彰顯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力量，并向世界發出中國和非洲共同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的時代強音。
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
中國經濟政策應綜合使用包括“供給側改革”在內的各種方略，讓經濟軟著陸、軟調整，進而保持適當、較快的增長速度，穩步進入高等收入國家。“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強調要通過改革促進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總需求的套路來促進經濟增長。
面臨世界經濟低迷和中國內部結構性矛盾的凸顯，僅依靠需求側管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已經難以滿足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適應了當前經濟形勢的需要。
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必然意味著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供給側改革絕非簡單地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本質上是從政府主導和管理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和調節經濟。供給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員，而是企業和企業家。
對于經濟體系龐大、結構復雜、地區差異明顯的中國而言，既要著手供給側的改革，又要繼續專注于對需求側的培育。盡管供給側改革極為重要，但不可能完全替代“三駕馬車”的作用，我們應當在需求和供給兩側同時發力，實行動態的管理政策。
我國的結構性改革就是針對嚴重影響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社會公平的重要領域進行重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宏觀調控的改革，而是突出改革的難點在供給面。也就是說，我國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主要發生在供給側，許多需求側的問題也是源于供給體制的不合理、不完善。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把結構性改革聚焦在供給側，聚焦在一些重大供給體制上。
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
現在中國政府決策層強調供給側的改革，首先應主要靠市場機制、靠激勵個人和企業的行為來保持經濟增長，而不是再來一輪新的政府設計、引導的人為“擴大內需”來維持經濟增長。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理解為既不是靠政府官員的長官意志所強行推動的經濟增長，也不是靠政府人為推動的產業轉型升級來保持經濟增速，而是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企業本身的自主創新、自發發展而匯集起來...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固然有其經濟學理論根源和對經濟政策他山之石的借鑒，但更多還是決策層回應中國經濟所碰到的問題而開列的政策藥方。而抓住當前中國經濟諸多問題的“牛鼻子”，關鍵便是要破解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秉持理論密切聯系并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的瓶頸制約。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新常態下需要樹立的發展新理念。如何有效貫徹這一新理念，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就宏觀調控方式而言，引入和加強供給側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點及深層次原因，要求引入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特點，要求在政策傳導機制和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進行深入變革。
西方的“價值戰”是為資本權力全球化的利益需要而建構起來的一套價值體系。以價值而判斷敵友，讓西方國家徹底陷于敵我不分的困局之中，陷于惡性循環之中。西方人不會自動停止其“價值戰”戰略，但這一戰略將會伴隨著其實力的下降和對世界造成的破壞性而失去戰略意義并貽害西方自己。
無論是從學者變為官員，還是從官員變為學者，只要動機純正、條件符合、程序規范，這種官員與學者身份的轉變，都有利于職場生態的改良。隨著干部人事體制改革的深化，“學而優則仕”與“仕而優則學”都將成為一種新常態，政界與學界的人才合理流動應該獲得社會理解與支持。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官員分為兩種，即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是指民選的或隨執政黨上臺而被任命的官員。事務官負責具體行政事務，要求中立，不帶政治取向和政治偏見，對政務官負責，職業固定。 政務官由于存在嚴格的任期制，其從事政務工作只是自己職業經歷的一部分，不可能長期擔任某一重要職務，并且，往往不到退休年齡就要退出政壇，因而面臨選擇其他工作的境遇。這一點是與...
未來五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攻堅時期，要旗幟鮮明、不折不扣地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按照五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項任務真正落到實處，在憲法實施等諸多方面取得決定性勝利，為建設法治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奠定堅實法治基礎。
高校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的穩定和諧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及和諧社會的建設，如何有效預防和解決高校突發事件、保證高校安全，已經引起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重視。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我國在高校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完善。 法律依據缺位。現階段，高校在應對突發事件時主要以政策條文和校規校紀為依據，法律法規嚴重缺位。高校校規校紀主要是為了實現教育行...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印度面臨著所有新興國家都存在的問題，即霧霾問題。印度的環境污染問題引起了印度市民和民間組織的廣泛重視，官方機構也下了決心，要解決印度環境污染問題，但霧霾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治理。這主要是因為環境問題在印度并非重點整治議題，環境問題從來都不是印度政府的優先事項，電力供應問題、供水問題、工業發展等問題才是政府和民間關注的重點，環境問題還是要讓位于經濟增長。
基層黨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入決勝階段的新時期，基層黨組織所處環境、工作條件以及自身狀況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新情況新問題、新機遇新挑戰均前所未有。如何培訓村干部，如何管理和服務農村黨員，如何搭建新型服務平臺，如何進一步將社區服務中心打造成支撐發展的平臺、匯聚民心的平臺等，一系列課題就擺在我們面前。 濮陽市委加大對新時期基...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著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并闡述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組織路線是為政治路線服務的。組織部門應當自覺圍繞新的發展理念和戰略規劃，系統謀劃部署、精準精確發力，全面提升干部工作、基層黨建和人才工作水平，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干部工作落實新要求，凸顯精細化。堅持好干部標準，從嚴從細從實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脫貧攻堅已進入沖刺階段。農村是脫貧攻堅的重點、難點，面對這塊“難啃的硬骨頭”，如何攻堅破難？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指出：“越是進行脫貧攻堅戰，越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特別指出“要把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同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選好一把手、配強領導班子”。 濮陽市把農村脫貧發展與加強基層黨建緊密結合，特別是...
此次到河南濮陽市調研，我感到收獲很大。我們在濮陽看到，市委市政府注意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縣區、鄉鎮和社區等地各級領導干部精神狀態好、工作思路清晰、基層黨建充滿活力，便民服務受到百姓稱贊，“互聯網+監督”、“智慧社區平臺”、“村官培訓機制”、“農村黨員檔案管理”等創新舉措的不斷推出，取得明顯成效。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濮陽將基層黨組織建設與政府的行政管理創新...
【人物簡介】 閆志民，1937年1月生，陜西省戶縣人。1960年7月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專業，先后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秘書、北京大學黨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北京大學馬列所副所長等職。現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央統戰部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北京市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行政學院等院校...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我國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綱，它要解決的是在現階段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在現階段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是現階段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思路。
我們對一件作品的欣賞，不過是把凝聚在作品這一點“在場的東西”中無盡的內涵（“不在場的東西”）展現在想象中，點點滴滴地加以玩味，獲得了一種“原來如此”的醒悟，從而產生了一種滿足感。
只承認文藝的商品屬性、娛樂功能，抹殺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
中國古代各王朝的“政治規矩”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點是固定不變的，這就是必須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明朝時期，不少人因觸碰這一“政治規矩”而獲罪罹禍，具體情形各有差別，有因“擅權”而得禍，有因“嬰鱗”而得禍，也有因“干政”而喪身破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