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持久活力
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時期，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需要各級領導干部進一步搶抓機遇、迎接挑戰，以足夠的勇氣和氣魄推動大發展。
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時期，面對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和新的要求，需要各級領導干部進一步搶抓機遇、迎接挑戰，以足夠的勇氣和氣魄推動大發展。
隨著反“四風”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黨員干部的煙酒味變淡了，官架子放下了，官場生態日漸“山清水秀”。但與此同時，一些人以“要求嚴了”為借口，宣稱“干事就難免犯錯，不干事才不會違規”，抱著“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心態。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歷史，廣大干部對干事創業其實并不陌生。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離“兩個一百年”夢想期限越來越近。但在新形勢下，一些干部干事創業現狀與人民期望尚有差距。能否大力激發干部干事創業動力，成為順利應對風險挑戰、順利實現光榮夢想的關鍵因素。這就要求廣大干部應干在實處，走在前列，順勢而為，提升“內功”，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堅定為黨和人民事業艱苦奮斗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當前，黨員干部干事創業動力不足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這主要是由官員思想和認識跟不上形勢發展而導致“不會做”、面對高壓反腐和依法治國的執政環境而導致“不敢做”、社會輿論環境與收入待遇等方面的問題所導致“不想做”三個因素造成的。
總體樣本中，在所有的干事創業動力來源里，“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更幸福的生活”“為了個人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為了完成上級和領導交辦的任務”這些事關個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相關的利益排在前列（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而涉及公共利益方面的選擇，如“為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認同比例相對靠后。這些反映了合理的個人利益更容易激發黨員干部群體對干事創業的熱情。
通過梳理近百位官員的訪談發現，比較有代表性的為官初衷主要有以下幾種：85.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為官的最初動力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更幸福的生活”；78.1%的受訪者選擇“工作穩定，帶有光環色彩”；72.6%的受訪者選擇“實現自己的從政抱負”；65.8%的受訪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另有89.3%的受訪者提到“希望能為基層建設貢獻力量”。
從古到今，官員這一名詞雖然有點特殊，但本質上，跟別的頭銜一樣，就是一種人們借此謀生的職業。不能把官員都變成苦行僧，教育成海瑞，讓他們和家人連起碼的安居樂業都實現不了。我們的制度設計，必須讓官員能憑借收入和待遇，過上中等偏上的生活。同時也應對其加以限制，不讓權力變現為利益。
為官不僅要清廉，而且要有所作為，為政當官不是拿高薪混飯吃，而是要切實拿出公共產品，提供公共服務。要打破官場鐵飯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要繼續深入，既要削“事”，也要裁“人”，凡無事可干或無事找事的冗官散官，統統都要另尋出路，不能繼續擾民亂政。
作為世界上成員最多的執政黨，單純追求黨員的數量不僅不會帶來積極意義和價值，而且會有負面效應。因此，應根據政治環境的變化和人民群眾的呼聲，大力提高黨員質量，主動清退不合格黨員。
中國政治中的負面效應主要存在于官員之間，下級官員在從事行政行為時，上級官員在對該官員正反兩方面的信息評估中，負面性方面占據了很大權重。高壓反腐和網絡的興起，使官員的負面效應的曝光率大大增加。要營造健康的政治生態需要破除負面效應，建立合理的官員評估體制，改變極端的思維方式，明確規定官員的各種約束，并且正確對待網絡輿論。
2014年以來，江蘇省丹陽市采取“看、評、訪、察、用”等方法，深入開展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分析研判，為把脈班子、識別干部提供了可靠依據。
政治生態環境的轉型，既是環境的轉變，也是身處環境中的人的轉換和適應，兩者之間的互動必然會形成一種新的平衡和常態，但這一互動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很難做到“一步切換”到位。因此，重構政治生態要從系統思維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種影響政治生態的各種因素，并持續改進和完善。
經濟發展新常態會帶來官員政績考核的新常態，綠色生態+經濟發展的新政績考核模式正在取代唯經濟增長的舊政績考核模式，新模式將逐漸成為官員政績考核的新常態模式，由此會催生一批綠色改革派官員。反之，綠色改革派官員推動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發展新常態、新的政績考核模式、綠色改革派官員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因果鏈條，具有很強的邏輯相關性。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下降，發展動力和需求不足，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又適時地提出鼓勵創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政績觀。不少地方政府因應這一新的形勢，紛紛將創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新指標，以求促進新的政績觀的轉向。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好的國家政策或政策宣示未必能在地方得到很好的落實。
從宏觀上看，力推“改革促進派”是全面深化改革事業的要求。從微觀上看，力推“改革促進派”是抵制“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求。力推“改革促進派”舉措可以形成直接匡正“不敢干”之風的文化氛圍和政治生態，可以在政府組織體系中傳遞出積極的思想導向，形成積極的制度文化，培養積極的行為模式。打造以“為官有為、積極履責、敢于創新”為核心內容的強文化狀態，需從教育引領、行動體驗和制度保障三個層面來著手。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許多為官箴言，公認的第一為官箴言即是“清”、“慎”、“勤”三字。“勤”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為官箴言，而要做到勤政需樹立居官就是要為民興利除害的思想，要早起問政、使事無積滯，要屏除雜務、專心政事，身心都要勤奮，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在這樣的體系下，中國古代也涌現出了許多“勤政”的典范。
做大做強中國品牌、大力發展品牌經濟，是推進中國企業邁向國際產業鏈中高端，掌握產業話語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是商業競爭的核心要素。優秀品牌是國家的響亮名片和寶貴財富，優秀品牌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標志。
品牌的背后積淀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價值理念、文化傳統，知名的國際品牌是響亮的國家名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崛起的背后往往是一批品牌的強勢崛起。加強中國品牌的輿論宣傳，是中央級媒體肩負的重要責任與歷史使命。
中國自主品牌峰會暨中國自主品牌100佳課題調研，是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發起舉辦的一項重要活動，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重要載體
第二屆中國自主品牌峰會暨中國自主品牌100佳課題調研由人民日報社旗下唯一專業調查研究機構民智市場調查公司進行測評，通過構建包括5個一級指標、31個二級指標在內的“中國自主品牌企業評價指標體系（也稱中國自主品牌‘5力模型’）”和中國自主品牌區域評價體系兩大體系，完善并細化了中國自主品牌的評價指標，并采用推薦自薦、指標測評、專家評審、網絡投票等多種調查和評價方法。
2015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上處于趨勢性的回落和周期性下滑的階段，各類宏觀總體指標下滑較為明顯。與此同時，結構性調整進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榮，轉型中存在新的生機和新的動力，回落中觸底跡象開始出現。
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它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德國、日本等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和規律，對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有諸多啟示。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亞洲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能源貿易合作的加強，將有助于化解能源出口國之間以及進口國之間的矛盾，實現亞洲共同的能源安全。中國應針對不同區域內能源競爭和合作的特點，分別與東北亞、南亞、中亞、東南亞各國開展地區能源市場建設，推動形成亞洲共同能源安全發展新局面。
2015年7月初，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7月11日，人民論壇雜志社、中共荊門市委在湖北省荊門市共同主辦“中國農谷·帶頭人”論壇第四屆年會暨國家治理高峰論壇第二屆湖北峰會。會議以“互聯網+”為主題，深入研討“互聯網+農村”的重大意義、面臨挑戰以及相關前沿問題，探索“互聯網+”背景下的鄉村治理路徑。
今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始終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總書記對縣委書記的“四有”要求，對農村村支書同樣適用。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新四化”，即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互聯網是信息化的重要載體，實踐表明，互聯網對加快城鄉信息要素流動，促進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也為農村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此次論壇以“互聯網+大眾創業的鄉村治理”為主題，對推動我們中國農谷的建設，推動農業的轉型，提升我市農業現代化的水平，鄉村治理的水平，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我國現行的基本醫保是根據戶籍制度及是否就業劃分，三大醫保制度保障水平各不相同。多種醫保制度并存的格局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發展和群眾保障需求，束縛了我國醫療保障的發展進程。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標志著我國醫療保險制度即將由城鄉二元結構向統籌城鄉發展轉變。如何在制度設計上打破醫保城鄉二元分割的格局，實現城鄉整合、統籌發展，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直言強諫是古代大臣的美德，但這樣的大臣并不多，宋朝的寇準則是歷朝公認的強項直臣。早在當小官時，他就因奏事惹怒太宗，太宗憤然回宮，寇準竟拉住他的衣裳，直到把事情定下才算了結。此后在任用宰相、決定與契丹決戰等大是大非問題上，他都敢于犯上直諫，成就了一代諍臣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