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闡釋中，準確把握其本質內涵是一項關乎破題準確與否的前提性工作。當前，圍繞這項工作所開展的理論研究并未達成清晰一致的意見，這與相關討論陷入誤區有關。對此，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指明方向。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一種以當代人文經濟實踐為現實來源，以文化與經濟的融合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揭示文化對經濟的引領、浸潤、賦能作用及其運作機理為研究目標，以弘揚經濟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價值指向的知識和學問，其在本質上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馬克思主義“兩個結合”的出場路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發展目標、超越西方經濟學的學科視界、經濟與文化雙向驅動的核心主張、“潤物細無聲”的實踐要求，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本質內涵的具體展開和必然反映。
【關鍵詞】新時代人文經濟學 人文經濟 本質內涵
【中圖分類號】F124/G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6
【作者簡介】桑明旭，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導，蘇州大學特聘教授、人文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著作有《資本邏輯與公共性：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雙重視域》、《走進馬克思的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哲學視域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論文）、《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坐標、現實基礎與世界意義》（論文）、《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唯物史觀基礎》（論文）等。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1]研究闡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習近平總書記為理論界、學術界布置的一項重大研究任務，我們要站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和實踐高度來理解和把握該理論任務的重大意義。在以高質量研究闡釋推進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準確闡明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即何謂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一項關乎破題準確與否的前提性工作。
厘清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亟需走出“四個誤區”
當前，學界圍繞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出場背景、核心主張、實踐樣本、重大意義等展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積極有益的成果，但是在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這一前提性問題上，卻未能達成較為清晰一致的意見。之所以如此，與相關探討陷入如下誤區密切相關。
一是在文化產業經濟學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文化產業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文化產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學科，旨在剖析各種文化產業現象并揭示其背后的經濟規律。文化產業經濟學與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之間具有極強的關聯性，這種理論關聯性是由文化產業經濟與人文經濟之間的實踐關聯性所決定的。但是，如果據此將文化產業經濟等同于人文經濟、將文化產業經濟學等同于人文經濟學，則會極大地窄化、矮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豐富內涵和理論高度。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并不會必然導致人文經濟的繁榮，其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年所批判的那種處于起步階段因而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文化手工業，[2]還是后來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那種“通過祛除掉社會勞動和社會系統這兩種邏輯之間的區別，實現了標準化和大眾生產”[3]的文化大工業，其所追求的目標總體上都是經濟利潤的最大化，而人文因素在其中只是經濟利潤創造與實現的條件和手段。這與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所倡導的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如果在文化產業經濟學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則很容易陷入僅僅把文化作為資本增殖的一種要素、把人文經濟看作產業經濟的一種類型、把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看作產業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理論窠臼之中。
二是在西方人文經濟學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隨著學界對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熱情的日益高漲，西方人文經濟學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斯·韋伯再到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一大批持有鮮明人文主義立場的西方經濟學家受到了廣泛追捧。誠然，西方人文經濟學尤其是西方現代人文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日益陷入“人文危機”的原因和現狀的批判，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問題在于：其一，盡管西方經濟學在其誕生之初就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但是這種人文是抽象的，其在本質上不過是資本的意識形態表征。也正因如此，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缺點在于“對人的漠不關心”。[4]其二，盡管西方現代人文經濟學號召“要讓‘人文經濟學’（Humanomics）來接管經濟科學的發展”，[5]但是其所秉持的卻是自由主義的理論立場和主觀主義的理論邏輯，這與“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6]即唯物史觀是根本對立的。如果我們在西方人文經濟學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那么在闡釋其馬克思主義淵源即“魂脈”的時候就必然會遭遇嚴重的理論障礙。
三是在青年馬克思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在馬克思經濟學思想演進過程中，人文色彩表現得最為濃厚的時期是其青年時代，這導致人們在執馬克思之名闡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時，習慣于到其首部經濟學作品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尋找理論資源，并將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與馬克思在該作品中表達的人本主義經濟學等同起來。必須承認，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經濟學思想有其重要意義，《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也的確構成馬克思人文經濟思想探索的開篇之作；但是總體上看，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經濟學思想尚未成熟，遠未達到他后來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闡發的經濟學思想的理論高度。馬克思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青年馬克思所闡發的人本主義經濟學思想中，其對人的理解還停留在“抽象的人”的層次，對人的異化勞動與私有財產的關系的看法還是含混不清的，也尚未找到揚棄異化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途徑。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經濟學思想之所以存在上述問題，是因為他在這一時期還未擺脫“從前的哲學信仰”的制約，正如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真正的基礎。”[7]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視作青年馬克思人本主義經濟學的當代表達。
四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原初意義上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異質于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所闡發的經濟學思想雖然沒有高舉人本主義大旗，但在理論的科學性和完備性上卻走向了成熟。“《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8]它深刻揭示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本質、內在矛盾和演進規律，為當前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立場和方法；但是，如果將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與《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經濟學思想不加區別地完全等同起來，也會造成一定的理論混亂。一方面，“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在理解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時，直接將《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經濟學思想簡單套用于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真精神的。另一方面，“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10]是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盡管當今時代的經濟發展現實與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時代相比在一般本質上并未發生根本變化，但是諸多階段性、局部性的變化卻是顯而易見的。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時代發展和實踐演進必然推動理論創新。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表達，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在堅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同時，也開辟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境界。忽視這一點，不僅會誤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也會遮蔽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當代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為我們把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指明方向
走出上述理論誤區，推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本質內涵的研究闡釋從晦暗走向澄明，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基礎資源和根本遵循。從在河北、福建工作時期對文化建設之于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作用的強調，到主政浙江時期提出作為浙江省域治理總綱領和總方略的“八八戰略”并在《之江新語》等文獻中系統闡發人、文化、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立足新的時代方位提出一系列創新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從多個方面、多個維度圍繞人文經濟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作出了科學系統的論述。這些論述從五個方面為我們厘定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指明了方向。
其一，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現實來源。在布置研究新時代人文經濟學這一重大理論任務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以蘇州、杭州等文化很發達、經濟照樣走在前面的地區為實踐樣本。這表明，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典文本理解解讀的產物，不是對西方人文經濟學批判分析的結果，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中國式現代化“走在前、做示范”地區的經濟發展實踐及其經驗做法的概括總結。經濟學研究要以鮮活的經濟發展實踐為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踐是理論的源泉”，“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11]
其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論述中國式文化經濟即人文經濟的本質屬性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12]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關于人文經濟的知識和學問，旨在研究人文經濟實踐中最為本質的內容。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對“何謂人文經濟”的上述科學判定，我們認為，人文經濟實踐中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共進關系構成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其三，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目標。文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是習近平總書記論述人文經濟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時重點闡發的內容。他提出：“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深厚的人文價值，使人的經濟活動與動物的謀生行為有質的區別；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促進社會主體間的相互溝通和社會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先進文化與生產力中的最活躍的人的因素一旦結合，勞動力素質會得到極大地提高，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會得到極大的拓展，人類改造自然、取得財富的能力與數量會成幾何級數增加。”[13]這表明，深刻揭示文化對經濟有何種引領、浸潤、賦能作用以及這些作用的運作機制是怎樣的，構成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標。
其四，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價值指向。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立場，也是扎根中國大地開展經濟學研究的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經濟’的本質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展，說到底要突出一個‘人’字”，[14]“構建和諧社會，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出發，關注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進一步明確經濟發展以社會發展為目的，社會發展以人的發展為歸宿，人的發展以精神文化為內核。”[15]基于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調在經濟發展中妥善處理好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將人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歸宿，構成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根本價值指向。
其五，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本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16]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也是如此，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當代人文經濟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理論飛躍，而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新成果。這種守正創新關系根本性地規定著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本質。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和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要論述，我們可以從現實來源、研究對象、研究目標、價值指向、理論本質五個方面對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作出界定：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一種以當代人文經濟實踐為現實來源，以文化與經濟的融合關系為研究對象，以揭示文化對經濟的引領、浸潤、賦能作用及其運作機理為研究目標，以弘揚經濟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為價值指向的知識和學問，其在本質上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任何概念都是對事物本質屬性的反映，因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基于上述界定，為了更加具體地澄清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還需要從如下六個方面對其加以更為細致和系統的說明。
其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的價值導向和主要靈魂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這就突破了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經濟學的逐利本性，克服了西方經濟學“人文缺失”“人文悖論”等弊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宗旨和目標在于讓“漠視人”“缺少人”“敵視人”的冷冰冰的經濟學回歸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軌道，樹立經濟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立場和原則。
其二，馬克思主義“兩個結合”的出場路徑。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體系，是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魂脈”。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開辟了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經濟與文化相融合的人文經濟實踐，進而催生了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同時，中國人文經濟實踐的形成，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孕育密不可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以“德性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傳統經濟倫理思想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不僅為古代經濟活動提供了價值指引，也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出場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底蘊，構成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根脈”。
其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發展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文經濟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經濟形態，又服務和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的行穩致遠。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經濟與文化相融合、文化傳承與高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相促進，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之應有之義。人類社會是“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17]單向度重視經濟和單向度重視文化都不利于這個有機體的健康發展。作為經濟與文化交融共進、協調發展的人文經濟的理論表達，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必然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為發展目標。
其四，超越西方經濟學的學科視界。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眾多、觀點各異，但是其總體出發點始終是“理性經濟人”，內在原則始終是“投入-產出”的效益原則，根本目的始終是經濟利潤最大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總體框架，其出發點是現實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內在原則是文化對經濟的引領、浸潤和賦能，根本目的是通過推動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跳出了西方經濟學狹隘的學科視界，將相關經濟問題提升擴展到經濟、文化、人的總體關系中展開探討，這極大地拓寬了經濟學的理論視域和學科邊界。
其五，經濟與文化雙向驅動的核心主張。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是實現“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不同于“文化決定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堅持文化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受經濟決定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強調“從根本上說，文化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力量為文化力量提供發揮效能的物質平臺”。[18]不同于“經濟決定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強調文化對經濟具有強大的引領和推動作用，較之于過往，這種引領和推動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提升，具體表現為人文精神構成經濟發展的內在靈魂、人文價值賦予經濟發展深厚底蘊、人文智慧引導建構經濟總體框架、人文資源提升經濟內在品質等方面。
其六，“潤物細無聲”的實踐要求。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推進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核心主張的現實化不是一個疾風驟雨的過程，而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人文經濟是由多方經濟主體的復雜經濟活動有機組成的整體性經濟形態，大力發展人文經濟，并不意味著要求所有經濟主體都同質化地開展人文經濟，在其中，重點培育一些代表性、旗幟性的人文經濟主體是必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搭建能夠對經濟主體發揮潛移默化影響的文化系統和文化平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19]
注釋
[1]杜尚澤、潘俊強：《總書記關注的這個題目，有中國的未來》，《人民日報》，2023年7月10日，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頁。
[3]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頁。
[4][7][10][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112、544、604頁。
[5]迪爾德麗·N. 麥克洛斯基：《理想的經濟學》，趙曉曦譯，北京：中譯出版社，2023年，“前言”，第1頁。
[6]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8]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18年第10期。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頁。
[11][16]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12][13][14][15][18][19]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149、232、150、149、149頁。
Deeply Grasp the Essen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Sang Mingxu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is a precursor work related to the accuracy of the topic.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is work has not reached a clear consensus due to getting trapped in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this regar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umanistic economy and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us.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is a kind of knowledge that takes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economic practice as its realistic source, takes the integr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ims to reveal the guiding, infiltrating and empowering role of culture on economy an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s its research goal, and aims to promot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with all achievements shared by the people. In essence, it is Marxist economic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people as the center, the emergence path of Marxism's "two combination",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subject horizon beyond Western economic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the two-way drive of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nourishing things silently" are the concrete development and inevitable reflection of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humanistic economy, essential connotation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