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也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在宏觀經濟治理實踐上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成果，宏觀經濟治理的內涵不斷明晰、實踐不斷豐富、體系不斷健全、成效不斷顯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作出重要部署，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對宏觀調控理念和思路的重要創新，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內涵豐富、目標多元、工具多樣，除了涵蓋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還涵蓋地方政府經濟治理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以及從根本上改善宏觀政策效果的改革舉措，在解決復雜調控問題時更有效。實踐中，要從全局出發、從系統出發，充分認識蘊含其中的重要內涵，找準改革重點，確保宏觀經濟治理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從宏觀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的必然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對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的顯著變化，宏觀經濟運行的相關邏輯已經發生改變。傳統宏觀調控方式的有效性出現了一定下降，需要不斷完善創新并突破原有范疇局限，進一步升級到宏觀經濟治理的新高度，以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規律，推動經濟量質齊升。

這是應對日趨復雜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需要。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復雜多變。就外部環境而言，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地緣政治沖突頻發，貿易環境嚴峻。就內部環境而言，我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階段，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需求側沖擊和供給側沖擊相互疊加，人口老齡化等重要因素對經濟短期與中長期發展均帶來影響。為了應對多樣化的經濟沖擊，政策目標會有所增加，而政策工具也應隨政策目標的增加而增加，否則宏觀政策就會面臨少數工具在多數目標之間的權衡取舍問題，調控效率必然下降。因此，面對更為多源、復雜的經濟沖擊，需要從宏觀調控轉為宏觀經濟治理，兼顧多重目標，統籌各項政策，如此方能顯著提升宏觀政策的效率。

這是破除制度瓶頸和機制障礙的需要。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中仍存在一些深層次障礙，這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本身難以解決的，需要從體制機制入手才能更好地予以應對。例如，總需求結構中的居民消費占比偏低，單靠貨幣政策難以應對，需要不斷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又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以稅收制度調整和央地財政關系優化為支撐，而這需要持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體制機制障礙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宏觀政策的傳導，削弱了調控效果。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不僅包含宏觀政策體系，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調控工具，還涵蓋一系列改革舉措與制度安排。各部分之間的相互協調，有助于疏通宏觀政策的傳導渠道，使宏觀調控更高效地發揮作用。因此，從主要運用傳統政策工具的宏觀調控升級為融入體制機制改革舉措的宏觀經濟治理，有助于打破既有制度瓶頸和機制障礙，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從而提高宏觀政策效能。

這是適應新質生產力培育和蓬勃發展的需要。傳統宏觀政策理論是在工業經濟時代經濟運行規律基礎上提煉形成的，與之相配套的宏觀政策體系適應的是傳統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主要由人工智能等技術革命性突破所催生，能夠形成全新產業組織形態并帶來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巨大變化，這對宏觀調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強調，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有鑒于此，變革傳統宏觀調控方式，將宏觀調控升級為宏觀經濟治理，才能夠更好地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律，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構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條件和優勢

從宏觀調控體系向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轉型升級，不僅是時代之需，更是發展之要，而構建這樣一套體系所需的基礎條件同樣至關重要。綜合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構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所需的多方面條件，不僅擁有穩固而雄厚的物質基礎作為支撐，還兼具獨特的體制優勢、科學的方法論以及長期的實踐積累等要素。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助于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眾多政策有效形成合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國家應對重大任務、解決復雜問題、推動關鍵項目時的強大執行力。各部門能夠迅速協調、統一行動、形成合力，從而確保戰略決策迅速落地并取得實際成效。這一優勢已經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科技攻關、重大工程建設等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彰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為構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供重要保障，使得我國能夠構建更為立體豐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有效集中宏觀經濟政策、其他經濟政策以及非經濟性政策的調控力量，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確保多類政策有效形成合力。

堅持系統觀念和抓主要矛盾的科學方法有助于宏觀經濟治理準確錨定核心目標。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堅持系統觀念能夠從全面、整體、關聯的視角剖析問題和尋求對策，抓住問題的核心和關鍵，進而探索出更為精準有效的解決之道。抓主要矛盾是應對復雜問題的重要工作方法，如果從源頭上找到解決問題的癥結，其他次要矛盾也會迎刃而解。只有堅持系統觀念，才能更好地將宏觀經濟治理的各組成部分有機結合，處理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宏觀政策和改革舉措之間的關系。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多重目標中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找到核心目標，以重點領域或重點目標的突破來帶動整個宏觀經濟治理效果的改善。

兼顧多重目標和統籌多項政策的長期實踐有助于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扎實落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構建的宏觀調控體系與西方宏觀經濟政策體系明顯不同，在調控目標與調控工具上突破了單一目標、單一工具的調控框架。在政策工具上，我國宏觀調控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短期穩定政策，還包含五年規劃等長期增長政策以及多種結構政策。在政策目標上，我國宏觀調控體系與以短期經濟和金融穩定為主要目標的西方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存在明顯差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包含三大宏觀調控目標。一是短期經濟和金融穩定目標。經濟穩定即“保持經濟總量平衡”和“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金融穩定即“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二是長期經濟增長目標，即“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三是經濟結構優化目標，即“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可見，我國宏觀調控體系圍繞短期穩定、長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等維度進行了豐富的實踐探索，具備更強的政策統籌能力。兼顧多重目標與統籌多項政策的實踐優勢，有利于我國在宏觀經濟治理中構建更全面更系統的政策體系，更好地發揮政策統籌優勢，從而更有力地保障宏觀經濟運行。

堅持系統觀念聚焦重點改革綜合施策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大宏觀”視角把握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堅持系統觀念，聚焦重點改革，從多個維度綜合施策，從而提升宏觀經濟運行整體效率。

第一，健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的導向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國家發展規劃能為引導經營主體預期和行為提供方向，并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連續的長期性戰略指導。這不僅有助于明確長期增長目標，還有助于通過優化生產力布局等措施來實施結構政策，提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率，并改善預期管理效果。在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三步走”戰略和后來提出的新“三步走”戰略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下一階段，完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仍將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重點，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這能夠確保國家戰略規劃得到有效執行，推動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確保各項戰略之間形成協同效應，從而發揮發展規劃和重大戰略對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二是圍繞國家發展規劃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推動經濟健康發展。三是加強對發展規劃實施過程的監測和評估。這既有助于確保國家發展規劃按照既定藍圖堅決執行，也有助于堅持問題導向并采取動態調整機制，從而順利實現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

第二，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供體制機制層面的關鍵支撐。財稅體制改革方面，需要保障財政收支平穩運行，以確保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具體來說，既要健全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又要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適度緩解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與債務壓力，從而起到疏通財政政策傳導渠道的效果。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應積極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同時，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由此，能夠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供財稅和金融領域體制機制層面的關鍵支撐。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打好政策“組合拳”。從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系統視角來看，這結合了對明年經濟工作的謀劃考慮，關鍵要形成政策合力，進一步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引導更多資金投向實體經濟、科技創新、民生消費等領域，更好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從而實現更好的宏觀經濟治理效果。

第三，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推動各項宏觀政策形成合力。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統一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政策制定和執行全過程，提高政策整體效能”。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推動經濟主體形成一致預期和促使各類宏觀政策形成合力，從而更好地統籌短期穩定、長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三大重要目標。我國在協調穩定政策、增長政策、結構政策方面具備較多實踐經驗，通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能夠為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落地提供重要保障。當然，與政策協調配合的頂層設計還有待加強，需要進一步從理論層面加強對“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基本特征和制度保障的理解，設計有效實現路徑，避免陷入認識誤區，從而在實踐中確保有效執行。

第四，健全預期管理機制，營造經濟穩定發展的良好預期。我國的預期管理機制是不同于發達國家預期管理的一項重要創新，既涵蓋了相關部委對人們預期的短期引導，也涵蓋了中長期規劃對預期的長期指引。近年來，中央不斷完善預期管理機制，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通過政策解讀、信息公開、新聞發布等方式，加強與公眾的信息溝通，有效引導、協調和穩定社會預期。又如，突出發揮中長期規劃的預期引導作用，對經濟長期增長路徑進行有效指引。下一步，要深化預期管理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發揮我國預期管理體系的優勢，將短期預期管理和長期預期引導相結合，穩定社會預期。尤其是加強適應性預期管理，切實扭轉社會預期，形成經濟改善和預期增強兩者之間的良性循環，推動微觀主體預期改善，進而從預期管理機制層面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成效。

（作者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