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開（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馬梓涵（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實踐中，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這深刻體現我們黨一直以來堅持的方法論——理論和實踐辯證統一，我們黨在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并將這種規律性認識及時總結上升為系統的理論，從而指導新的實踐。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規律性認識，可總結為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五個“必須統籌”，為接下來經濟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歷史反復證明，在關鍵時刻、重要節點，正是黨中央及時研判形勢、作出決策部署，確保了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當前是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重要節點，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方位、深層次加速演進，我們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把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落到實處，不折不扣執行黨中央基于五個“必須統籌”的各項經濟決策，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績。

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告訴我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市場是萬能的，實際經濟運行當中市場也會失靈。因此，要想市場更加有效，就需要更加有為的政府，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輔相成、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對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這個核心問題，進一步提出“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就對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我們既要“放得活”，高質量完成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時也要“管得住”，加強監管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有效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闡明了在滿足一定生產生活需要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個環節是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它們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構成社會經濟關系總和。馬克思所講“生產和消費之間辯證關系”，在市場經濟中表現為“供給和需求之間辯證關系”。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因此，我們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實現良性循環，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困難和挑戰包括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因此，必須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在生產環節，要加強自上而下組織協調，更大力度支持“兩重”項目；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及早謀劃“十五五”重大項目；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在分配環節，要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愿和層級；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在流通環節，要實施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專項行動。在消費環節，要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促進文化旅游業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這一系列措施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協同發力，將有力推動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當前，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逆全球化趨勢加劇，有的國家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脫鉤斷鏈風險增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加快培育新動能新優勢。一方面，要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新質生產力主要由技術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開展“人工智能+”行動，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健全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積極運用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另一方面，要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緊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助力碳達峰碳中和。要培育綠色建筑等新增長點，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設，建立一批零碳園區，推動全國碳市場建設，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碳標識認證制度，制定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同時，還要認識到，新舊動能轉換并不意味著要短時間內徹底丟掉舊動能，而是要在發展新動能的同時對舊動能循序漸進進行改造升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要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我們不能為了降碳減污，就搞碳沖鋒、一刀切、運動式減碳，甚至出現拉閘限電現象。綠色低碳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的復雜工程和長期任務，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脫離實際。如果傳統能源逐步退出不是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就會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沖擊。減污降碳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有機組成部分，要先立后破、通盤謀劃。房地產等行業也是如此，作為多年來我國的經濟支柱，房地產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依然發揮重要作用，在“新支柱”真正形成之前，絕不能輕易丟掉，否則就會發生系統性風險。

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增量以存量為基礎，也可以轉化為存量，二者辯證統一。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高財政赤字率，加大財政支出強度，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益；要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通過打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政策“組合拳”，一方面通過做優增量刺激存量，另一方面通過盤活存量帶動增量，進而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房地產行業，要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一方面要做優增量，合理控制新增房地產用地供應，推動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關基礎性制度；另一方面要盤活存量，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充分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潛力，盤活存量用地和商辦用房，推進處置存量商品房工作。對于資本市場，一方面要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打通中長期資金入市卡點堵點，增強資本市場制度的包容性、適應性，深化外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從而做優增量；另一方面要穩妥處置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從而盤活存量。

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但是同時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更好統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始終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大力增強質量意識，視質量為生命，以高質量為追求，把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統一于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沒有離開量的質，也沒有離開質的量，質和量是辯證統一的，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在提升質量方面，要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完善支持服務業發展政策體系，優化服務業核算，推進服務業標準化建設；構建新型基礎設施規劃和標準體系，健全新型基礎設施融合利用機制，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拓寬多元化投融資渠道，健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協調機制；抓緊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建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評估和應對機制。在做大總量方面，要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同時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發展服務貿易、綠色貿易、數字貿易，穩步推進服務業開放，通過高質量對外開放提高貿易總額，做大經濟總量；大力提升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支持經濟大省挑大梁，鼓勵其他地區因地制宜、各展所長，提升各省經濟量，助力總量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