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楊繼東：

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是中國人民大學和中信證券聯合成立的研究機構。其主要職責涵蓋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致力于數據與文獻的廣泛搜集與整合，旨在構建一個專注于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研究的學術平臺。二是定期舉辦國有企業改革論壇，旨在推動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理論的深入研究。三是積極講述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故事，通過案例研究的方式，展現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國資委研究中心的合作，更是促進了國有企業先進案例的挖掘與推廣，使這些案例能夠融入教學案例、教材以及課堂教學之中。四是高度關注國有企業學術研究的動態與進展，通過官方公眾號定期發布學者關于國有企業的研究成果。

聚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探討如何促進國有企業實現做強做優做大的總體目標，這一議題涵蓋多維度與多層次，因而顯得尤為復雜且廣泛。基于個人研究視角，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中有三大關鍵點值得密切關注。

一是從時間維度審視，改革分析既可靜態進行，亦可動態展開。動態視角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緊密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具體而言，要構建促進國有企業原始創新的制度框架，其中，深化國有企業考評制度改革尤為關鍵。推動實施“一企一策”的監管模式及中長期改革策略，通過優化考核機制的導向作用，推動新質生產力培育。

二是從研究視角出發，國企改革研究既可局限于局部，亦可放眼于整體。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實現做強做優做大的目標，離不開宏觀經濟環境的支撐。若整體經濟表現不佳，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亦將受阻。因此，加快形成良好生態顯得尤為重要。這包括在競爭性領域實現公平競爭，促進垂直合作與產業鏈上的深度合作及長期合作，探索股權合作等。

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還需注重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的相互作用。盡管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已相當全面，但關鍵在于改革措施的有效實施。而技術變革往往能帶來相對價格或結構的變化，成為改革的切入點。通過技術創新的引領，或能解決眾多國有企業體制與機制層面的問題。

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方面。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夠提高企業內部生產、管理、創新方面的運行效率，而且能夠推動企業內部激勵方式、經營模式和治理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數字化轉型可能成為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下面從經濟學視角，對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征、影響因素和成效進行了一個初步研究。這個研究主要包括了六個方面的內容。

一、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數字化轉型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數字化轉型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國有企業作為國家經濟的中流砥柱，其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數字化轉型的推動。國有企業憑借其在政策、資源及人才等方面的優勢，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功實踐，尤其是大型央企和頭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將對整體經濟數字化水平的提升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

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社會關注與政策支持

鑒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意義，社會各界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政策層面，國資委等政府部門已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旨在推動國有企業數字化平臺建設與案例推廣。這些政策不僅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方向，還通過實際案例分享，促進了企業間相互學習與借鑒。國有企業自身亦對數字化轉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并積極加大投入。調研發現，眾多國有企業已在數字化轉型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并結合自己特點，在生產、經營等多個環節實施數字化轉型。

同時，咨詢機構如埃森哲等也積極參與其中，發布了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從不同角度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總體狀況進行深入分析。此外，大灣區央企數字化聯盟等組織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總結了2023年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十大趨勢，涵蓋了理念更新、素養提升、數據驅動、場景創新、產業互聯、同頻共振、智能引領、安全保障，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指導。

學術研究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樣受到了廣泛關注。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優化企業勞動配置效率，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激勵企業創新，并優化企業內部治理渠道，從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為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三、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征

鑒于各案例企業的獨特性，應從總體視角對當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進行描述與評估。為實現這一目標，采用基于上市公司年報的文本分析方法。具體而言，該方法結合了大數據語言模型，以分析年報中數字化程度的體現方式，包括詞頻統計與語義分析，從而量化評估企業的數字化進程。簡要展示分析過程：選取了一系列代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并考察這些詞在年報中的語境與出現頻率。隨后，運用特定方法計算得出各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特征詞圖譜，以統計并分析上市國有控股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征。

以下是對這些特征的總結性概述：

特征1：數字化轉型的比例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顯示出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高度重視。

特征2：轉型內容逐漸豐富，轉型層次由局部突破向全面覆蓋發展。相較于過去專注于個別技術的轉型，當前企業更傾向于從全面角度推進數字化進程。

特征3：數字化轉型的重點逐漸由側重數字技術開發轉變為數字技術開發與應用并重。

特征4：在核心技術研發方面，國有企業展現出兼容并包、全面發展的特點。

特征5：在數字技術應用方面，數字化信息管理和數字化生產始終是轉型的核心方向。同時，數字化商業和智能化應用也逐漸成為部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點領域。

特征6：不同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在重點、方向上存在差異。

特征7：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如東部地區的數字化轉型程度更高，但地區間的差異正在逐漸縮小。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企業也在積極推進數字化轉型相關工作。

特征8：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存在差異。

四、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因素分析

在當今數字化浪潮中，眾多企業正積極投身于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中。然而，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哪些關鍵要素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以及為何不同企業間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為解答上述問題，我們對影響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多種因素進行了系統性歸納與分類，具體包括地理因素、時間因素、城市特征、行業特征、財務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特征等。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探究了這些因素如何具體作用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通過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分析，我們得出了以下主要發現：

發現1：就城市特征而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第三產業占比較大的地區或者城市，其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更高。

發現2：從財務因素的角度分析，擁有較高流動資產比例和更大公司規模的企業，其數字化轉型的程度更高。

發現3：在公司治理因素層面，當企業經理擁有更大的決策權，且企業具備更好的股權監督機制時，其數字化轉型的程度更高。這一發現驗證了數字化轉型通過“ABCD”技術（即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改變企業管理流程和業務流程的重要性。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數字化轉型是一項需要企業高層領導全力推動的“一把手工程”，這一觀點至少在統計上得到了印證。

發現4：眾多國有企業順應數字時代發展的要求，積極推動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發現5：資產流動性和公司治理水平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更為顯著，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則相對較低；地理和行業因素對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更為突出，而對國有企業的影響則相對較低。

發現6：從影響因素的解釋力來看，財務特征的差異對中央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解釋力高達18%，這一比例顯著高于地方國有企業（11%）和民營企業（10%）。雖然中央企業在數字基礎技術研發和整體布局方面表現出色，但短期內其數字化轉型尚未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

五、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具體影響

為深入分析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具體影響，我們選取了營運能力、成長能力、資產收益率、成本利潤率等關鍵績效指標，并據此進行了回歸分析。分析結果揭示了若干重要發現。

發現1：短期內，數字化轉型對地方國有企業發展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應。具體而言，地方國有企業數字化水平每提升一個單位，其成長能力平均增長9.4%，資產收益率平均提升11.5%，成本利潤率則增長5.4%。

發現2：對于中央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數字化轉型并未顯著促進其經營績效的提升。盡管這些企業同樣擁有高水平的數字化，但其經營績效的提升并不明顯。

發現3：在全要素生產率（TFP）方面，即扣除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后其他要素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方面，數字化轉型對中央企業的短期和中期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發現4：對于地方國有企業而言，雖然數字化轉型對其經營績效有顯著影響，但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其作用并不明顯。

六、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挑戰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諸多挑戰，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相對遲緩；其次，地區間存在顯著的“數字鴻溝”；再次，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益有待進一步釋放；最后，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資金流動性風險。

針對上述挑戰，國有企業可以采取以下五點應對策略：一是推進關鍵技術攻關。二是注重提升數字化轉型對企業業績表現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促進作用。三是防控國有資金流動性風險。建立健全財務風險防控機制，加強資金管理和調度，確保數字化轉型工作的資金需求得到滿足，同時避免資金流動性風險的發生。四是構建協調機制，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建立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機制，統籌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五是深化產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推動整個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形成疊加效應和倍增效應，從而發揮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