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高效率資源配置、高效能宏觀調控、完備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成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政府和市場二者有機統一、缺一不可，政府通過在優化職能責任、建設市場體系、優化營商環境和激發主體活力等方面積極“有為”，推動市場在公平競爭、有序統一和創新突破上更加“有效”，從而進一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讓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關鍵詞】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有效市場 有為政府 資源配置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8

【作者簡介】李曉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與政策。主要論文有《數字經濟國際規則構建中的中國主張》《推動數字經濟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深化與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相互促進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各就其位、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協同共進，對于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的偉大創舉，是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果。[1]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巨大的動員和組織作用的計劃經濟模式，逐漸顯現出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場活力不足、創新動力缺失等弊端，該模式下政府對資源的集中控制限制了市場的自發作用。1978年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逐步展開。從最初的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到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思想解放，市場機制的作用被逐步認可和加強。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開始確立，政府職能也開始從直接干預向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轉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卓越的創新智慧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完善，社會經濟發展煥發出空前的生機與活力。[2]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是對理解政府和市場關系作出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圍繞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高效率的資源配置、高效能的宏觀調控、完備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等特征，要求實現政府和市場、發展和穩定、公平和效率的有機結合，能夠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從而激發全社會的創新與發展動力。[3]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創新日益緊迫，必須加快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不斷健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完善市場制度規則體系，打造充滿活力、富有競爭力和創新力的經營主體，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高效能的宏觀治理和高水平的政策指導，加快形成更加有序、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發展條件，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使市場“無形之手”充分施展、政府“有形之手”有為善為，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統一、有效互補。[4]

國內外關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與實踐

有效市場的命題來源于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即對于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作出選擇的問題。[5]有效市場能夠高效配置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做到以既定資源生產更多的產品、獲得最大的效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價格通過供求關系變化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引導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會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從而促進經濟整體的繁榮。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進一步強調市場的效率，認為政府的過度干預會扭曲市場信號，降低經濟效率。

然而市場并非完全有效。市場失靈的情況時有發生，如外部性問題、信息不對稱、壟斷及市場不完全競爭等弊端現實存在，而且往往容易產生貧富分化和經濟波動等問題。同時，市場有效性的形成很難完全依靠自身實現，市場高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必須依靠適當的宏觀環境、法律體系、制度規則等外在條件，市場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法自我調節的。因此，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積極作用，認為政府的干預能夠有效應對市場失靈和失效，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特別是在宏觀經濟領域，面對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政府的干預顯得尤為必要。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哈耶克、諾奇克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經濟哲學在歐美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大行其道，他們強調市場自由、私有化和去監管化的經濟思想，宣揚無為政府甚至以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態度看待政府職能。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這些國家過度迷信市場自發調節作用，積極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大力削弱政府職能，盡可能取消政府干預，同時極力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金融自由化。結果造成日益嚴重的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傳統制造業大量外遷，產業競爭力逐步衰竭，產業結構從制造業轉向過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導致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系統風險積累甚至最終泡沫破裂引發經濟和金融動蕩。美國和英國的制造業衰退、愛爾蘭和冰島的金融危機、阿根廷近期的社會經濟亂象，本質上都是過度自由化的結果。與此同時，往往是社會精英與金融資本相結合賺得盆滿缽滿，而底層民眾沒有分享到發展果實，造成日益嚴重的階層分化和社會撕裂。這充分說明，市場的自發調節具有明顯局限性，市場不是萬能的，僅依賴市場進行公正合理的資源配置是一種不現實的做法，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更不等于放任市場進行資源配置。[6]

政府有為善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有為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場，而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等手段，有效彌補市場的不足，及時識別和糾正市場失靈，在保持市場有效性的同時，及時彌補市場機制的功能性缺陷，解決那些市場自身無力解決的問題。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

有為政府通過宏觀調節市場供求避免經濟重大波動。財政政策方面，政府通過稅收和支出政策影響經濟運行，在經濟過熱時增加稅收、減少支出以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衰退時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擴大財政赤字來拉動需求。貨幣政策方面，央行通過調整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水平，影響經濟活動和市場流動性，避免過度通貨膨脹或經濟蕭條。2024年以來，面對當前經濟運行的新情況新問題，政府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發布了降準、降息、降存量房貸利率等多項金融政策，更好發揮政府穩定和促進市場作用。

有為政府體現在維護市場秩序、抑制市場風險等方面。有效市場的運行需要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壟斷行為不僅會損害消費者利益，還會削弱行業內的競爭與創新動力。我國政府加大反壟斷執法力度，對互聯網平臺、大型科技公司的壟斷行為進行嚴格的監管，不僅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樹立了典型，也為互聯網行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創造了條件。此外，我國通過加強對金融行業的監管，努力克服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頻繁市場失靈現象，消除影子銀行、網貸平臺等金融風險點，金融主動去杠桿，抑制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投機行為，有效應對技術變革與數字經濟的挑戰。

有為政府需要承擔公共服務的供給職能。公共服務領域通常由于市場機制的不足而難以通過市場自發解決，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國家，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尤為重要。通過財政投入和制度改革，政府不斷擴大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的覆蓋面。醫療體制改革也在逐步推進，通過建立全民醫保制度，逐步擴大基本醫療服務的覆蓋范圍，確保每一個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醫療服務。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低保制度等，通過擴大參保范圍和提高保障水平，為社會穩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有為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市場擴大和升級。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提供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措施，主動促進某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發展，推動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以出口導向為主，鼓勵外資進入制造業領域，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進入21世紀，通過《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推動，我國從“世界工廠”向創新驅動型經濟轉型。近年來，政府在新能源、電動汽車、5G通信、人工智能等領域，不僅提供了專項政策支持，還通過制定標準和政策規范市場行為，推動行業健康發展。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政府出臺了購車補貼政策、充電樁基礎設施建設規劃以及相關環保標準，有力促進了我國電動車行業的崛起。

有為政府支持市場可持續性發展與綠色轉型。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過程中，政府的調控和市場的力量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涉及能源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消費模式轉變等多個方面，政府通過政策支持、稅收優惠和綠色金融等措施，推動能源轉型和綠色技術創新，同時通過碳排放交易機制和綠色債券市場，積極構建綠色領域有效市場，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投資。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監督和政策調控至關重要，但市場機制的引入同樣不可或缺，通過鼓勵可持續農業、綠色工業的市場化發展，政府可以為經濟和生態平衡創造雙贏的局面。

有為政府支持和保障全球化市場。近年來，全球化進程面臨諸多挑戰，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增加。在這一背景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新的考驗，政府需要在維護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一方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深化國內市場改革，增強內需和消費拉動經濟的能力，加強科技創新，提高國內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積極維護開放、多邊的國際貿易體系，政府需要通過外交手段和政策調整，有效應對逆全球化潮流和貿易摩擦，捍衛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堅決維護我國在全球開放經濟中的核心利益。

當前我國建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困難和挑戰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上升，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地區沖突熱點問題頻發，外部環境困難挑戰明顯增多。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存在，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依然突出，國內大循環還不夠順暢，市場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加快打造有為政府、提升市場有效性所面臨的任務非常艱巨。[7]

政府對市場運行干預依然較多。[8]政府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的干預有待合理完善，過度干預容易左右市場發展，有時會在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干預之間失去平衡。有的領域政府以行政權力主導市場運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迫使市場讓位于政府，不僅導致市場機制失去效率，而且抑制企業創新和競爭能力，阻礙市場發育成長。有的地方政府或所屬部門，為了保護地方局部利益限制外來企業進入本地市場或管轄領域，或者提供內外有別、不公平的政策支持，削弱了整體市場的有序和統一。

實施市場監管方面存在短板。完善的市場監管對于市場的有效運作必不可缺，但當前仍存在一些政府對市場監管缺位、錯位、方式不當等現象。一是重審批、輕監管的做法仍然普遍，審批通過后政府不夠重視或者沒有能力監管，一些不遵守市場規制的做法沒有得到及時糾正。二是部分領域政府職能模糊，有的既是參與者又是監管者，不同所有制經營主體受到差異對待，抑制市場發展內生動力，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三是部分領域仍缺少市場監管的政策機制和法律法規，導致監管無法可依，地方政府在監管方面傾向于保護地方企業，甚至有時會放縱企業違背市場公平的行為。

提供公共服務水平有待提升。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唯GDP論英雄，過度重視經濟發展速度等現象在政府中普遍存在，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相對弱化，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受到制約。行政服務效率存在提升空間，某些行業企業注冊和運營的審批流程煩瑣，影響市場活力。公共服務供給質量不高，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不平衡，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升級，這些不僅會影響市場的整體活力，而且關系社會公平正義與人民的幸福感。

建設公平競爭市場任重道遠。現實中不少行業領域存在或明或暗的市場限制，限制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競爭。企業和市場信息披露不完全、透明度不足導致投資者難以獲得準確的信息，內幕交易現象進一步損害市場公平性。要素配置不合理現象突出，資金還會集中在一些低效或過剩的行業，教育與培訓體系與市場需求還存在脫節。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個人和企業信用信息透明度不足，一些企業和個人的違約行為頻繁，影響了市場的信用基礎。

對經營主體的支持保障不夠充分。市場經濟相關法律與制度仍不完善，知識產權等領域保護力度不足，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影響了法律執行效力，影響了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金融市場發展不夠完善，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后，金融產品市場化程度不高，企業投資渠道相對單一，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已經難以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企業創新的能力和意愿仍然不足，整體研發投入與國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技術創新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有差距，關鍵市場領域存在短板被“卡脖子”的情況時有發生。

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面臨新的考驗。當前我國在市場開放的程度、范圍和方向上都存在很大提升空間，制度型開放進程相對滯后，國內的市場發育標準相對較低，對接高標準國際規則存在短板。一些關鍵領域行業技術標準與國際標準尚未完全接軌，影響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某些行業對外資仍存在較高的準入門檻，已經取消的外資準入限制仍存在一些隱性成本，影響外資企業進入我國市場的意愿。企業的人才、資金等要素流動受限，影響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利用效率，影響市場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企業國際化程度仍然較低，走出去的企業缺乏多元化的投資布局。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的建議和對策

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快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更好結合，已經成為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和緊迫任務。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積極促進政府與市場良性互動，以政府有為善為促進市場更加高效，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共同推動市場高效、社會公平、環境友好的現代化建設。

厘清政商邊界。[9]有為政府是法治政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把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不濫用權力或過度干預市場和社會活動，克服功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使市場和政府各就各位，實現政府依法行政、企業公平競爭、市場高效運轉。要健全政府治理體系，以更高標準建設法治政府，通過完善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確保權力合法行使和權利有效保障，通過法律和規則制定與規范公正文明執法，保障市場充分自主有效運行。要規范行政權力運行，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持續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

促進市場統一有序。政府要努力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消除各類市場壁壘，高標準高水平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取消不必要的地方性限制和差異化審批程序，確保商品、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通。構建全國性市場監管信息平臺，打擊區域性壟斷、地方保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運營。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信用體系，將企業的信用記錄與市場準入和監管掛鉤，通過完善信用機制增強經營主體的誠信意識，推動誠信經營。加強區域經濟政策協調，通過區域合作機制打破區域壁壘，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推動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暢通市場循環，疏通市場堵點，打造更加規范、有序、開放的市場環境。

優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10]有為政府是服務型政府，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使政府能夠更高效服務市場和進行公共管理。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做好戰略規劃和政策指導統籌協調，科學優化宏觀調控和財政貨幣產業政策協同，有效彌補市場失靈。深化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善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嚴防金融風險。完善市場監管法律法規，加強信息共享和監管協同，統籌協調落實監督執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保障水平科學穩步提升，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讓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打造公平競爭市場。政府要積極打造公平、透明、高效的市場環境，持續激發各類市場經營主體活力，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牢基礎。要堅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加強和改進國有經濟管理的頂層制度設計，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鼓勵、支持、引導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持續優化外資企業、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支持和保護中小企業發展，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和企業家權益。著力消除市場準入機會不均等，消除對土地等要素貸款、融資、財政扶持的資源使用不平等，實現在監管和法律環境等方面的同等待遇。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穩定預期、增強信心，煥發內生動力、積極投資創業，推動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業。

提升經營主體競爭力。政府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作用要有效結合，發揮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完整工業體系優勢以及制度方面政治優勢，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科學制定產業政策，加大科研投入，引導市場資源向高科技、綠色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重點領域集中，推動創新驅動和技術進步。實現財政和貨幣政策協同發力，加大對中小企業、創新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增強經營主體發展活力。深化貿易投資合作，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場資源，更好聯通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積極鼓勵高端制造、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主動參與全球價值鏈重組，增強我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地位和影響，培育國際市場競爭新優勢。

對接高標準國際規則。[11]有為政府必定是開放型政府，要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推動在規制、規則、標準等方面國內外高效協同，為國內外經營主體提供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市場環境。要提升市場透明度與法治化水平，優化和完善國內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在市場準入等方面逐步與國際標準接軌。推動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加大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效保障市場競爭。推動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的國際規則對接，確保我國在全球數字和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加快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探索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先行先試，為全方位對接國際規則提供經驗和示范。積極與更多國家簽署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提升自由貿易協定開放水平，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和修訂，推動建設更加公平、透明、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

（本文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的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QHZX01、20YQ09）

注釋

[1]劉偉：《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國工業經濟》，2024年第7期。

[2]韓文秀：《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求是》，2024年第18期。

[3]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日報》，2024年9月18日，第1版。

[4]鄭柵潔：《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推動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求是》，2024年第15期。

[5]斯韋托扎爾·平喬維奇著，蔣琳琦譯：《產權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6]寧陽：《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本質與構建》，《人民論壇》，2022年第12期。

[7]常慶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推進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山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8]劉志彪：《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挑戰與對策》，《學術月刊》，2023年第4期。

[9]任保平、李培偉：《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經濟學評論》，2024年第2期。

[10]蔡昉等：《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筆談》，《經濟研究》，2024年第7期。

[11]平新喬：《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點思考》，《經濟縱橫》，2023年第3期。

Achieving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Li Xiaojia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high-efficiency macro-control, and complete market economic basic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Achieving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so that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plays a better role,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re organically unified and indispensable.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acts" in optimizing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ilding a market system, shap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subjects, and promotes the market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fair competition, orderly unification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to benefit all people more and more fairly.

Keywords: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 efficient market,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