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在多個領域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是21世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重大特征。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經濟的相對低迷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制度優勢，適合中國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明顯的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特征，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演變過程。新時代新征程，政府需要轉變管理方式，從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務型轉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真正實現“放得活”“管得住”“管得好”“做得好”。一是正確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邏輯關系；二是充分理解國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及必須采取的調節措施；三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之成為在國內可行、在國外可供借鑒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 中國式現代化 制度優勢
【中圖分類號】 F12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5
【作者簡介】姚樹潔，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重慶大學國家級特聘教授，城市化與區域創新極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應用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中國精準脫貧戰略及效果》《中國銀行業改革——從加入WTO到后危機時代的中國銀行業發展》等。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的第46個年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整體經濟實力持續上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特別是在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同時，因地制宜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特質。面對異常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政府和市場關系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完善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本文聚焦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演變，分析前者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探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持續推進經濟社會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成效；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斷演進的基本特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近30年的發展，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善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因為國內經濟發展沒有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中，我國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無法充分發揮國內各種生產要素的潛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我國GDP占全球總量的比重不到2%，全國農村人口絕對貧困發生率按照現在的標準計算高達97%。
改革開放打破了計劃經濟時代單一經濟所有制的束縛，打破了政府高度集中調控的計劃經濟體制，開放自由市場，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政府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農戶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定性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8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國家正式承認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地位，1989年國家統計局正式把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官方統計數據。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我國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產權、事權等方面，通過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建設維護非公有企業和個人產權，將其明確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本內涵。
政府干預經濟建設，一是通過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發展來把握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二是通過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建設營造適合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我國用整整十年時間才摸索出一套比較完善的政府和市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互促進的體制機制。但是，構建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鄧小平同志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破除了爭論不休的“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障礙，黨和國家加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步伐，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加速推進。
“三個有利于”成為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判斷標準，包括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次大會不僅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還提出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強調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明確了政府和市場的基本關系。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也不斷演進。1992年黨的十四大和1997年黨的十五大強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2年黨的十六大和2012年黨的十八大分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和“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提升至“決定性”作用，反映出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更加明確的定位，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也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折。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地位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深刻闡釋了政府和市場的辯證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要“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持續高質量發展的新型政府市場關系，實現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是為了讓政府更多地干預市場，而是推動政府從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務型轉變。政府應更好地服務社會、企業、市場、民生、生態文明建設，制定更加完善的體制機制，使市場“放得活”“管得住”“做得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進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這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根本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優勢所在。
國際經濟形勢變化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復蘇-高漲-危機-蕭條”的理論認為，收入分配差異不斷擴大，導致貧困問題長期存在，引起消費不足。市場化在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引起產能過剩。當消費與生產出現嚴重脫鉤時，就會引起經濟危機，并延續較長時間的經濟蕭條。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為了克服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影響，通過政府采取一系列金融、財政、稅收和減貧手段。因此，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化的國家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再也沒有發生過毀滅性的經濟危機。然而，21世紀初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依然給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了巨大破壞。2009年，美國、英國、日本等自由市場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嚴重萎縮、大面積工人失業、股市暴跌和大型私有銀行及企業的破產。2010年至2012年的歐洲債務危機、2016年的英國脫歐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的烏克蘭危機和2023年的巴以沖突，把以美英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拖進了一個接一個的經濟政治危機之中，對世界政治經濟地緣體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
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不僅強烈沖擊著每一個國家，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重大國際事件，嚴重弱化了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的國際影響力，催生出以中國和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為主要參與者的金磚國家集團和二十國集團，并對全球政治經濟事務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為應對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一方面通過政府進行有效干預，在高鐵、高速公路、橋隧、航空、港口、互聯網建設等領域，加快構建全球領先的現代化立體交通體系和互聯網平臺體系，為中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奠定牢固的物質基礎。在城市建設、鄉村發展、貧困治理等方面，展開全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2010年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繼2005年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2007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后，中國再一次對資本主義工業化強國實現超越。至此，中國已經超越了除美國以外的西方七大工業化國家。2010年至2023年，中國名義GDP總量從約40萬億元增長到約126萬億元。以美元計算，2023年中國GDP是日本的約4.2倍，英國的約5.3倍。2020年以來，中國人均GDP連續多年超過一萬美元，不斷逼近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的最低門檻，同時穩固了其作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國、最大工業制造國，以及包括鋼鐵、煤炭、水泥、電力、汽車、電腦、手機、糧食、蔬菜、肉類、紡織品、服裝等220余種主要工農業產品最大生產國的地位。
可以肯定，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經濟的相對低迷充分證明了以下兩點：一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體制；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滿活力，適合中國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的需要。
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經濟體，在各種危機沖擊下，盡管政府采取了各種有力措施應對危機，包括量化寬松政策、國家注資大型私有銀行、國家發行消費券和補貼私營企業等措施以及長期以來的國家福利政策，但仍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經濟衰退的情況。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政府雖發揮了一定作用，但許多干預政策治標不治本且效率低下，根本無法克服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問題。例如，英國在新冠疫情期間對企業和個人的支持、全球經濟危機后長期的量化寬松和超低利率政策，都沒有辦法提升全社會勞動生產力，還引起了全面性長期性的通貨膨脹，最終導致英鎊大幅貶值，老百姓實際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持續下降。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法國等，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國家，情況與英國大致相同。
美國利用其獨特的科技國防優勢、美元和金融優勢，成為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的資本“避風港”，大量吸引美國以外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因此，美國名義GDP不斷增長，占全球比重持續提高，美國三大股票指數連續創造歷史新高，帶來了“無限繁榮”的假象。實際上，美國全國范圍內物價高漲，低收入人群民不聊生，暴力事件頻繁發生，種族問題日趨嚴重，貧困和社會安全成為美國當今社會最大問題。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強力推行制造業回歸但收效甚微，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應該說，美國經濟的“虛假繁榮”，是建立在犧牲廣大中低收入群眾根本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這樣的市場經濟體制支撐少數富人財富不斷積累擴張，而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數十年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有所下降，這為后續可能發生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埋下巨大隱患。
另一方面，21世紀以來，以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新材料和新醫藥為代表的新技術、新產業迅速發展，這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征。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經濟大國因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而領先世界，美國因為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而超越了歐洲國家和日本，而中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中還處于封建社會和被動挨打的狀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重新站了起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開辟了廣闊的道路。20世紀后期，改革開放、吸引外資和外國技術、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人民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從技術資本人才高度匱乏的時期，經過思想解放，有效發揮政府和市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各自優勢，使其在體制上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在生產關系上，充分發揮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競爭優勢，充分激發全國億萬勞動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勞動創新精神，在有為政府領導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用不到半個世紀時間，走過了歐洲和美國等發達國家數百年所走過的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信息化道路。中國在互聯網平臺、移動支付、現代化交通基礎設施、人工智能、芯片設計和制造等方面，持續追趕美國等全球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在新能源汽車、5G通信、可再生能源、高端制造、特高壓輸電、新材料等領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
中國在多個領域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是21世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重大特征。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引起美國及其盟友的高度關注；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于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應對氣候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帶來了新的挑戰。2018年以后，美國發動301調查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所謂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更不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而是為了維持其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壟斷優勢的經濟地緣格局。因此，中國更加需要深化市場機制改革，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關于構建“雙循環”，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首先，其根本要義在于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以綠色產業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其次，其根本出路在于構建高效能、高效益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激發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升，優化產業、人口、技術、資本的區域空間布局，用新技術和綠色發展范式不斷提高和豐富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質量和內涵。最后，其根本政策手段在于在資源配置中讓市場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讓政府干預更加精準有效。也就是說，只要市場能做的，風險可以控制的，就應該大膽放開市場，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最大的發展潛能。但是，在壟斷行業，特別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壟斷行業，以及具有明顯經濟外部性、規模性、范圍性的特大基礎工程和民生工程，政府應該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應避免因為非公有制經濟過度壟斷而損害國家和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優化公共服務、促進共同富裕，從而實現最大經濟社會效益和效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旨歸在于開放、包容和共享。與美國等西方經濟體以殖民掠奪為特征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較，中國堅定不移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面加強與非洲等欠發達國家的戰略伙伴關系，幫助其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吸納中國的技術、資金、人才和管理模式，為世界經濟繁榮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20世紀末蘇聯解體，多數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以及21世紀所發生的一系列外部事件，使中國政府和人民逐步認識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對我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可能造成的強烈沖擊。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始終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新發展階段我們黨與時俱進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偉大實踐的理論結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新突破，對于在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及實踐效果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明顯的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特征，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演變過程。上層建筑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完全限制非公有制經濟到“兩個毫不動搖”，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而提出的市場經濟體制設計和改革要求，不僅符合解決舊矛盾和面對新矛盾的時代要求，也有利于逐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構建與時俱進的新型生產關系，以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變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思想，每一次改革都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如果改革效果好，就上升為國家法律法規；如果改革措施在實踐中遇到困難，就總結經驗，修正改革措施后再進一步推進。這種基于實踐效果而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得起時間考驗，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使我國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實現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跡，同時成功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無法避免的系統性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在于過度強調市場效率而忽視社會公平。盡管現階段西方發達經濟體人均GDP還數倍于中國，但是這些國家的社會平等問題日益嚴重，不僅相對貧困難以克服，絕對貧困問題在當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無法消除。美國是全球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人均GDP超過八萬美元，是中國人均GDP的六倍多。然而，美國貧富分化的程度比大部分發達國家更為嚴重，舊金山和紐約街頭貧困潦倒的人到處可見，社會治安問題無處不在，成規模的槍殺事件屢見不鮮，美國的人權危機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割不斷的必然聯系。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另一個缺陷在于政府干預效用低下。“選票政治”決定了所謂民主選舉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擴張所帶來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蕭條。所謂國家福利，根本上是統治階級為了避免社會政治危機而采取的一種體制補救行為，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發生貧困的根源。例如，政府“一刀切”的普惠性福利，不僅讓許多窮人墜入了福利陷阱，更無法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紐帶。這與中國共產黨“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的施政理念有著根本的區別。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始終注重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兩個問題一起抓，一方面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肩負政府應有的社會責任。從瞄準貧困地區，到貧困人口建檔立卡的精準扶貧，再到采用“五個一批”（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戰略對策根除貧困，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貧困治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論創新，在治理貧困的實踐中更是充分發揮了新型舉國體制的最大優勢。中國在2020年底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整體消除絕對貧困，之后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獨一無二的成功案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有效干預市場的成功典范。
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過度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效率，卻忽略了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積極的一面。國內學界對公有制經濟問題和非公有制經濟自由發展問題也有不同觀點，有些學者基本否定公有制經濟，認為企業家精神只會發生在私營企業家身上，而不會發生在其他主體或個體身上。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禁止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到今天多種經濟成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證明了公有制經濟的強大生命力和對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巨大作用，也證明了非公有制經濟對國家經濟發展、就業、創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種現象給學界和決策者提出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兩個毫不動搖”成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引領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持續完善，引領私營企業發展壯大，成為發展經濟和促進就業的堅強支撐。
從1994年開始國有企業經歷股份制改革和“抓大放小”，到2003年國家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再到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經過一系列改革措施，國資委僅管轄不到一百家大型國有企業，各個地方國資委管轄地方國有企業。盡管近年來國有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和吸納的勞動力人數占全國的比重持續下降，但是這些企業在抵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總是沖在最前面，夯實了國家平抑經濟波動的能力，這是中國數十年來從未出現過經濟危機的重要體制保障。此外，在經濟外部性較強的基礎研究和現代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國有企業和銀行的作用是非公有制經濟所無法替代的。美國、英國、印度等世界經濟強國大國，為什么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電力、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發展與中國相比相形見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但究其根本，是源于這些國家的土地私有化制度，以及缺乏大型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強大支持與推動。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否定了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基礎性作用，一方面是因為其發展理念與我國不同，認為公有制經濟非常不利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另一方面是因為缺乏一套政府有效管理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我國大型國有企業和銀行的主要責任人是國家任命的，國家選拔人才有嚴格的考核監督機制，只有德才兼備的經理人才能被委以重任。不斷深化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圍繞如何加強黨的領導、如何通過法律法規手段激發經理人和國有企事業人員的勞動積極性和創新精神展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之處，也是在充分研究國外經濟形勢變化，借鑒其他市場經濟體制經驗基礎上摸索出來的適應中國實際的體制安排。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路徑方向
《決定》聚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科學謀劃了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正式確定下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30多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制度優勢。新時代新征程，政府需要轉變管理方式，從管理型向治理型、服務型轉變，推動政府主導的公有制經濟不斷改革，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率，并在壟斷行業盡最大可能兼顧效益和公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注重維護企業，增強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把企業效益、社會公平、生態效益統一起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做到“放得活”“管得住”“管得好”“做得好”。
一是要正確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邏輯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其重要特征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制度保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發展尚不充分，政府轉變管理服務的方式在各個領域和不同地區之間還不夠協調。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對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看法、做法尚存在一定偏差。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民營經濟（即非公有制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依然面臨著來自市場、貸款和轉型等方面的壓力和障礙。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是進一步解放思想，對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一視同仁”，明確兩者之間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平等競爭和相互補充的關系。應該說，公有制經濟發展好了，非公有制經濟也會發展得好，反之亦然。政府在立法、執法、金融信貸、市場管理、知識產權和個人財產保護等方面，不僅要讓國有企業放心，也應該讓私營企業和企業家個人放心，讓所有企業和個人把利潤所得放心投資于社會再生產過程。
二是要充分理解國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及必須采取的調節措施。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環境風云迭起，險象環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日益尖銳。美國一家獨大，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備受擠壓，對世界的影響力日漸式微。美國為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壟斷地位，不惜一切代價擠壓盟國、打壓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甚至拉幫結盟企圖與中國“脫鉤”，試圖阻止中國經濟發展。在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之下，許多西方盟友開始轉變對中國的友好態度，這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
應對惡劣的外部經濟環境變化，中國需要堅定“四個自信”，特別是制度自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發展壯大，在漫長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和提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面對外部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進一步深化改革。一方面，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鼓勵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大膽走出去，包括走向美國和歐洲，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應對和化解“脫鉤”風險，增強我國技術創新和在國際市場發展的韌勁及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加強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鼓勵不同所有制經濟主體協調創新，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發揮國內超大市場優勢，培育具有全球競爭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突破技術封鎖，贏得全球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動權，把牢經濟高質量發展方向，筑牢國家經濟、政治、社會、能源、糧食、國防各個方面的安全屏障，切實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更好地促進生產力解放和社會全面發展。
三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之成為在國內可行、在國外可供借鑒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全球190多個得到聯合國承認的國家和地區，只有36個國家被認為是發達經濟體，其他都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按人均GDP計算，全球高收入經濟體的總人口占世界人口總量的比重只有16.5%，而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高達18%。同時，中國人均GDP僅落后于低于中國人口總量的國家和地區，由此可知，中國的世界經濟地位非常顯著。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必將對世界產生兩個根本性的影響：一是改變全球政治經濟地緣格局；二是讓廣大欠發達國家看到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一種“成功”的發展模式——美國和英國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是還有一種可以充分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互聯動相互補充作用、促進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戰略舉措。經過10多年的發展壯大，其已經得到了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的深度參與和支持。中國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工業發展、農業示范、醫療服務、人才培育、文化交流等形式，幫助了許多欠發達國家發展經濟，推動當地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高速發展，為人類社會發展和減貧事業作出了顯著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在與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過程中，彰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和普適性。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蘇丹等新興經濟體在學習借鑒中國經驗的過程中，已經構建起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減貧斗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2024年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科技創新極與城市經濟均衡高質量綠色發展研究”、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打造新時代國家戰略腹地核心承載區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4YJA790081、2024ZXZD13）
參考文獻
習近平，2018，《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1月2日，第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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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Direction Path
Yao Shujie
Abstract: China's catch-up with and overtaking Western countries in many fields i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to the relative downturn of many major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fully proves the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of it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hich is highly suitable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obviou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s it embodies the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upper strata 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ransform its management mode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 and services. 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learning how to be able to "open up", "manage", "manage well" and "do well".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econdly, it needs to be rationally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foreign economic situation o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o adapt necessary adjustment measures over time. Thirdly, it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making it a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lan that are feasible at home and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broad.
Key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責 編∕張 貝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