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探索出了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有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助力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也為破解世界性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通過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演進發現，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重大先導作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只能隨著現實物質條件的發展變化而有序向前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必須能夠有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些發現的啟示是，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必須堅持守正創新，以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重大問題為導向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必須依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要求繼續推進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新，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必須堅持深化改革開放，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增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

【關鍵詞】政府和市場關系 理論演進 理論創新 實踐創新 中國理論

【中圖分類號】F123.9/D6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2

【作者簡介】黃泰巖，中央民族大學資深教授，中國興邊富民戰略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民營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主要著作有《探求中國經濟學之路》《探求改革之路》等。李楚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學世界性難題，不同的國家和經濟學的不同流派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爭論，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和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探索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提出不同要求，最終形成了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梳理我國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演進過程，揭示其演進的規律性，既可以全景式闡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偉大創造，又可以對進一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發揮重要指導作用。

我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演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長期探索實踐中，依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在不同時期的具體特征和要求，對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作出了不同的組合安排，不僅形成了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而且還用于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實踐，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進一步驗證了我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理論的科學性、有效性，為破解世界性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時期（1978-1991）。改革開放初期，針對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1]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就是要求“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2]改革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引入市場機制，開啟了我們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探索新實踐。

第一，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原則。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3]市場調節為輔的提出，充分肯定了市場調節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確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取向的改革。為了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拓展市場調節的作用空間，我們黨提出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4]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要自覺利用價值規律，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引導企業完成國家計劃目標，其中指導性計劃主要是運用經濟杠桿加以實現，從而深化了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一是把市場調節為輔作為改革必須堅持的原則，肯定了市場調節在經濟體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承認了市場是資源優化配置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二是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要自覺利用價值規律實現機制的確立，明確了政府和市場不僅是板塊的結合關系，而且還存在著有機的融合關系，這就為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開辟了道路。

第二，我國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深化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認識。一是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在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的計劃經濟必須自覺利用價值規律的理論基礎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5]這是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新概括，是依據我國國情對馬克思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理論依據。二是把商品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共有的一般特征。這就否定了商品經濟是僅僅與私有制相聯系的特定范疇，明確了商品經濟不僅可以和私有制相結合，也可以和公有制相結合，因而社會主義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發展商品經濟，這就為在更廣范圍內和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三是對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的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范圍和界限作出了具體規定。為了在更廣范圍內和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中需要由國家調撥分配的部分，對關系全局的重大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其他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6]在計劃調節中，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范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范圍。

第三，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有機結合。黨的十三大報告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作出了新概括，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7]一是提出把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兩種調節形式和手段，從而把市場調節明確為商品經濟的一般特征。二是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這是基于計劃調節必須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而且明確提出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從而明確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三是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要求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進行經營決策，從而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擴大到全社會，實現計劃和市場的內在有機統一，推動計劃和市場從板塊結合向有機結合轉變。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重大理論創新，就是超越了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論斷，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1984年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5.2%的歷史高點。但是，需要明確的是，這一時期我國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仍然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有的學者引用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的講話認為，我國在這一時期已經提出了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是誤讀。鄧小平同志是這樣講的，“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8]在這里，鄧小平同志仍然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因而認為用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同時，“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的提法，表明鄧小平同志這里講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指市場調節，與當時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是一致的。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時期（1992-2011）。隨著我們黨對商品經濟理論認識的持續深化和改革的深入推進，黨的十四大報告創新性地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突破了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傳統理論，而是把市場經濟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一般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是我們黨的偉大理論創造，開創了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局面。

第一，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四大報告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理論突破，明確提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9]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0]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1]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提出，形成了我們黨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認識、新組合。一是把以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轉變為國家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經濟學的一般術語表達相一致，表明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造不僅具有中國特征，而且也是解決經濟學世界性難題的中國智慧。二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從而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三是提出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要求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大膽探索，形成多樣化的組合方式。

第二，塑造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微觀主體。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微觀主體就必須能夠對市場信號作出靈敏反應，這就需要推進所有制改革。一是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黨的十五大報告將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12]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兩個毫不動搖”，這就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創造了多方競爭的微觀主體。二是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作出了界定，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13]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從而要求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三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通過理順產權關系，實行政企分開，落實企業自主權，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14]四是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股份制有利于促進政企分開、轉換企業經營機制，要積極促進其有序健康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則要求，“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15]黨的十七大報告堅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

第三，加快培育市場體系。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必須有效，這就需要有健全的市場體系、完善的市場機制和規范的市場秩序。一是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市場，特別是生產資料市場即金融、技術、勞務、信息、房地產市場等。黨的十五大報告把生產資料市場改稱為要素市場，要求“繼續發展各類市場，著重發展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16]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把市場體系概括為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創造條件。二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黨的十四大報告要求理順價格關系，建立以市場形成價格為主的價格機制。黨的十五大報告強調要完善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機制，使要素價格引導要素的合理配置。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要求，“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17]這就對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要素分配的公平公正取決于要素價格的合理形成。黨的十七大報告對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內涵作了更為清晰的界定，即“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18]三是規范市場秩序。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堅決打破條條塊塊分割、封鎖和壟斷，強調公平競爭對規范市場秩序的重要性。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要健全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管理，強調用制度和規則規范市場。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系，強調社會信用體系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強調這“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19]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通過規范發展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強調組織建設的重要性。

第四，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就必須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一是用國家宏觀調控代替了以往的計劃調節。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不僅要求把計劃作為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且還“要更新計劃觀念，改進計劃方法，重點是合理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搞好經濟發展預測、總量調控、重大結構與生產力布局規劃，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進行重點建設，綜合運用經濟杠桿，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20]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對計劃手段的職能定位作出了新界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把“計劃”改為“規劃”，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我們黨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也是我們黨對國家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突破。二是明確了宏觀調控的內涵。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了宏觀調控的依據和手段，就是要“依據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好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導市場健康發展”。[21]強調宏觀調控要尊重經濟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了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22]這就要求政府不再直接干預企業活動，宏觀管住，微觀放活。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了宏觀調控體系的內在關系，是要“完善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23]突出宏觀調控手段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防止合成謬誤。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宏觀調控體系作出了新的發展，提出要“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24]在這里，首次提出了國家發展規劃的導向作用。三是轉變政府職能。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不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并取得實質性進展，改革就難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難以建立，明確提出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政企分開，并要求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精簡機構，提高效率，從政企分開的視角規范了政府和市場關系。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行機構改革，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25]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六大報告又加入了“公正透明、廉潔高效”兩項要求。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政府職能作出了明確界定，就是要“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研究和制定，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26]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重大理論創新，就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了我們黨的偉大理論創造。在此基礎上，依據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并相應地用構建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代替了以往的計劃調節，而且把計劃進一步轉變為規劃，形成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和市場關系新組合。這包括：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如政府作用主要是彌補市場失靈，為市場運行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制度條件；主要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等經濟手段來發揮作用。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要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要求，如在微觀經濟運行上，把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在宏觀經濟運行上，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發展規劃、發展戰略等引導國民經濟的運行方向。政府和市場關系新組合的構建和完善，有力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新時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改革轉向全面深化改革，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向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推進這一系列歷史性轉變進程中，我們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理論和實踐創新的成功經驗，深化了對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認識，并在實踐中不斷堅持守正創新，推進了新時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新。

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們黨在新發展階段對我國政府和市場關系地位的新認識。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7]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中進一步指出：“決定稿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28]這表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樣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之所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主要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政府和市場關系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無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要回答這一世界之問。西方現代經濟學從亞當·斯密以來一直對此爭論不休，形成了經濟學的不同流派。我們黨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而且也能夠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提供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9]中國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創新性回答，是中國為解答世界性難題作出的理論貢獻，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和借鑒。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對市場的定位，從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轉變為“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市場作用的重大理論突破，是對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更好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就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30]之后，我們黨始終堅持對市場作用的這一定位，只是給予不同程度的強調，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黨對市場定位認識的歷史性轉變，是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必然結果。一是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31]因此，我國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二是改革發展的實踐證明，我們黨對市場定位的每一次理論突破，都推動了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推動了經濟增長率達到15.2%；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當年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4.2%；2003年《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又形成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三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為我們黨進一步推進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在21世紀初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大幅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從而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市場制度基礎。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市場起全部作用，這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性質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32]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也充分證明，只有在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前提下，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因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33]因此，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也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

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條件是市場必須有效，這就要求必須滿足市場有效的制度條件。一是完善經營主體制度，主要是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3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35]同時還提出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新的經營主體，并把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要求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36]二是完善市場基礎制度，主要是完善公平競爭制度、要素市場制度、流通體制等，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37]同時要求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和統一監管，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的包括要素價格在內的價格機制。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就必須“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38]三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主要是完善產權制度、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市場準入制度、破產制度、社會信用體系和監管制度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并明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39]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黨的二十大報告確立了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內涵，即“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40]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加入了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和破產制度，豐富和拓展了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內涵。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國對政府的定位，從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轉向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了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重大理論創新。一是用政府替代國家宏觀調控使政府和市場關系更加學理化系統化。政府是宏觀調控的主體，同市場一樣也是資源配置的主體，用政府替代國家宏觀調控明確構建了資源配置的雙主體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41]黨的十八大報告首先使用了政府和市場關系，并使用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提法，開啟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組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同時基于政府作用將其界定為“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42]“有效的政府治理”概念的提出，深化了我們黨對政府作用的理論認識和性質界定。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作出了新的表述，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43]此后，我們黨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上通常使用這一表述。二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特征。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的最大優勢是后發優勢，因而發展中國家可以而且能夠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發展進程，減輕“分娩的痛苦”。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44]三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就可以保證以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形成分工協作關系，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舉國體制優勢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等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從而要求“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45]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構建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增強國家戰略宏觀引導、統籌協調功能”。“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促進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協同發力，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46]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明晰政府作用的合理邊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47]這就為政府和市場關系劃出了清晰的邊界。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提出，要“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48]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49]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問題。”[50]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國家治理”概念，強調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51]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因此，我們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劃分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等，構建了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把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貫徹的原則。二是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52]構建了制度優勢、國家治理優勢和國家治理效能之間的關系。為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就必須不斷提升國家制度的執行力，因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這就要求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三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制度執行要靠人，靠組織，制度的執行力就是人和組織執行制度的能力。這就需要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提升黨和國家機構的制度執行效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集中部署”，“目的是推動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在機構設置上更加科學、在職能配置上更加優化、在體制機制上更加完善、在運行管理上更加高效”。[53]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優化協同高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原則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對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實現了系統性、整體性重構。

我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上實現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在推動實踐創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總結這些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不僅對我國順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而且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本國現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先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重大先導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理論創新為先導。”[54]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表述上經歷了從計劃和市場、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到政府和市場的演進；在對市場作用的定位上經歷了從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創新發展，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探究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理論演進就會發現，每一次理論演進，都是我們黨推進理論創新的結果。市場調節的提出，是對社會主義要消滅商品經濟傳統理論的重大突破；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是對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相聯系理論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理論創造；承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是把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經濟一般和市場經濟特殊的理論飛躍，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經驗表明，要實現科學的理論創新，就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在開啟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中，沒有現成的理論指導我國的實踐，也沒有現成的模式供我們借鑒，這就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充分借鑒世界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深深植根于中國的豐富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中國理論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只能隨著現實物質條件的發展變化而有序向前推進。馬克思明確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5]因此，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需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在這種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國推進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新，就是遵循了這一客觀規律。改革開放初期，在我國商品經濟不發展、市場不發育、習慣于計劃經濟管理的情況下，我國只能在計劃經濟之外引入市場調節，促進市場的發育。隨著市場的發育，我國就需要并可以把市場調節擴大到全社會，構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推動計劃和市場從板塊集合向有機結合轉變。隨著市場體系的健全和市場功能的增強，我國就需要并可以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我國就需要并可以使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解釋市場對資源配置從“基礎性作用”向“決定性作用”轉變的原因時就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主客觀條件具備”，因而“中央認為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56]因此，隨著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別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必然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并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這就需要繼續推進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必須能夠有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不斷提高效率并實現公平，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我們黨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也必須能夠實現更高的效率和更加的公平，也就是說，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是檢驗政府和市場關系組合是否有效的重要標準。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軌跡就會發現，我們黨每次出臺改革決定，推進理論創新，我國經濟增長就會進入快車道，釋放出理論創新推動實踐創新的巨大紅利；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改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鼓勵理論創新推動的實踐創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因此，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國要經受住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就必須堅持深化改革開放，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資助項目“統籌發展和安全視角下固邊興邊富民政策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STA038）

注釋

[1][2]《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7頁。

[3][4]《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30頁。

[5][6]《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19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頁。

[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頁。

[9][14]《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4頁。

[10][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65、466頁。

[11]《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頁。

[12]《十五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3頁。

[13][16][22][25]《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5、26、34頁。

[17][23]《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27頁。

[18]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頁。

[19]胡錦濤：《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

[20][21]《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2頁。

[24]《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71頁。

[27]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8]《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頁。

[2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6頁。

[30]《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頁。

[31][32][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54、64、64頁。

[34]《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頁。

[35]《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頁。

[36]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675頁。

[37]《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38]《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8頁。

[39]《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頁。

[40][4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116頁。

[42]《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頁。

[4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頁。

[4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頁。

[4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頁。

[46]《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8頁。

[47]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5頁。

[48]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頁。

[49][51]《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1、4頁。

[50]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北京：《求是》，2020年第1期。

[52]《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頁。

[53]習近平：《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北京：《求是》，2023年第14期。

[54][56]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5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The Chinese Theor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uang Taiyan Li Chuhao

Abstract: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the core issue in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it is also a global problem. I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explored a Chinese theory and program for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which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ly productive forces, helped create two miracl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to solving the global problem. By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lays a major leading role in practical innovation, th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can only advance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th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mus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new journey to build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in all aspects, we must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nd push forwar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guided by the major issues fa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must continue to adv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m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e must persist in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cusing on removing deep-roote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momentum and vitality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oret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innovations, Chinese theory

責 編∕馬冰瑩 美 編∕澎 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