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植根于華夏大地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中國古人在農、林、牧、漁等產業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生態保護方式，尊重自然，順應天時，播種百谷，開發地力，善用水利，保護自然資源。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凝聚了珍貴的生態保護智慧，有著強大的抗災韌性，即使在遭受巨大的自然災害后，仍有頑強的生態恢復力，華夏大地得以保持盎然生機。有智慧的生態保護才能做到生生不息的發展態勢。

【關鍵詞】中國古代 生態 保護 價值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生態保護的理念源遠流長，植根于古人對自己所處現實環境的觀察與思考而產生的生態保護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的樣貌，對我們今天所探討的生態保護、和諧共生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生態保護不是要保持大自然的原始狀態，而是要在維持人類發展的基礎上，維護大自然自我更新的能力，通過優化配置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可持續發展。

古人生態保護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古人生態保護智慧不是平白產生的，而是植根于華夏大地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中國的自然環境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在這三大自然區內部還可以根據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細分成更多的經濟區。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各諸侯國及秦漢政府為增強國力，致力于經濟發展，主要是發展農業，墾殖荒地，精耕細作的方式逐漸確立，成為至今兩千多年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生產模式。產業分工也逐漸明顯，逐步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地域分工差異，經濟區逐漸形成。西漢時期的史學家司馬遷就將當時的中國劃分為山東、山西、江南和龍門碣石以北四大經濟區。人們在這些經濟區內生活、勞作，應對自然災害特別是水患的侵襲，逐漸掌握了與自然環境相處的方式，形成的觀念蘊含著獨特的生態保護智慧。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的軸心時代，思想包容，百花齊放，誕生了一大批偉大的思想家，其思想逐漸發展，形成各家學派，其中就包括對生態環境的看法，一直影響至今。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順應自然，不折騰，才能達到自在的狀態。這種思想下形成的黃老之術在剛經歷大動亂的漢初被定為國策，崇尚無為而治，對文景之治的形成有著重要貢獻，歷代王朝建立之初倡導與民休息的政策也多受此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對政府管理、民眾生活的影響最大。一些學者指出儒家生態意識的哲學基礎就是“天人合一”論。“天人合一”學說淵源于先秦時期，但正式成為一種理論觀點則是在漢代，以西漢的董仲舒、北宋的張載和二程為代表。很多學者對“天人合一”理解不一，但多數還是認為“天人合一”討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要順應自然，與現代意義的“人與自然和諧”有共通之處。中國歷代王朝君主在關于生態資源利用、保護的詔書中頻頻援引儒家之語，反映出“天人合一”論在中國古代并非只是一個抽象的思想原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和行動。受季風性氣候等自然因素影響，天并不遂人愿，旱澇地震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人們在“天人感應”觀念的影響下，就會把統治階級的行為規范與季節時令、自然災害聯系在一起，希望人們的行為不要破壞自然界的平衡。當然，這種唯心思想并不科學，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專制的權力，減少了向大自然過度的索取。

戰國時期，在道家、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還誕生了陰陽五行學說，認為“陰”和“陽”是事物內部的兩種互相消長的協調力量，孕育著天地萬物的生成法則；宇宙萬物與土、木、金、水、火五行對應，五行相生相克，維持著生態平衡。

法家是歷史上國家治理的重要學派，也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管理。主要反映戰國時期思想的《管子》一書指出：“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告誡世人，山林川澤平原雖然肥沃、富饒，但如果不合理利用，盲目采伐，無節制地蓄養牲畜，不注意生態平衡，必定會堵塞財富的來源；為避免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管子還提出“山澤各致其時”的管理政策，要求伐木、漁獵只能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戰國末期至西漢時期誕生的《呂氏春秋》《淮南子》是雜家學說的代表，吸收了其他眾多學派的精華，在生態保護方面也是如此。這一時期天文學取得更大的成就，人們對一年氣候變化的節奏掌握更加深刻，二十四節氣知識形成。雜家學說在天人一體的觀念下非常尊重生態規律，強調宇宙萬物的運行都與有固定節律的時間相順應，人們的活動都應按照時間的流動有規律地進行，力圖使人類行為與整個自然系統保持和諧的循環互動關系。特別是提出“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的三才論，對農業生產中的“天、地、人”關系進行了準確定位，一直影響著古代的農業生產。

東漢以來，佛教逐漸傳入中國并實現本土化，對社會的影響深遠。佛教提出“依正不二”的教理，眾生乃至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體為正報；生命主體所依止的環境大地即生存環境為依報，二者不是對立關系，而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密不可分。佛教強調少欲知足，尊重生命，不殺生，素食，這都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

以上各家思想在兩千多年的時光里相互影響，甚至達成合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有很多是相通的，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因地制宜，因勢利導，融入自然，從而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

從農業生產中感悟古人的生態保護智慧

中國古人在農、林、牧、漁等產業中生成了各種生態保護的方式方法，我們可以從當時最重要的農業生產來感受古人的生態智慧。農業生產是古人在漫長的采獵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是人類進步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體現。植物的生長發育都有一定的規律，與熱量、光照、水、地形、土壤等自然條件息息相關，有一定的季節性和周期性。古人經過長期摸索，逐漸認識到植物生長的特點并加以利用，形成了獨特的生態保護智慧。農業生產要做到順應天時，春種夏長、秋收冬藏，有張有弛，不違農時。古人通過《月令》等方式來指導農民從事生產?？脊艑W家在甘肅敦煌懸泉置發現2000年前的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頒布的詔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內容就是要求人們遵循生產生活規律，系統關注了人類生產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反映了西漢時期生態保護思想和智慧。

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杰出智慧是在有限的耕地上進行精耕細作，提高畝產量，也就是盡最大可能在有限的土地里實現高產出，滿足人們生活的需求。具體做法可分為兩類，一是利用生物能量的轉換來增產。播厥百谷，萬物并作，不僅可以滿足人們對于食物品種、口味的多方位需求，還能利用農作物多品種生長周期的不同，充分利用土地的能量，防治一些農作物病蟲害，生生不息，保障糧食安全。例如，太湖地區長期采用?；~塘這種復合型農業生產模式，將水稻、桑蠶和漁業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比較穩定的生態系統，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農業文化遺產。通過生態方式培養土地的肥力也是古人的杰出智慧。“敗家子揮金如糞，興家人惜糞如金。”人們善于利用草木灰、燒秸稈還田、人畜糞便、放淤等方式來施肥，培養“地氣”，使得中國并不廣袤的可耕地在數千年中還一直保有土壤的肥力。刀耕火種長時間被認為是落后的生產方式，但有學者的研究顯示刀耕火種是山地民族對森林生態環境的適應方式。畬稻的種植也是南方山區農業應對旱情的重要技術手段，體現了當地人適應、認知、利用自然的智慧。

二是大量投入人力物力，精耕細作，開發地力，實現糧食高產。西漢時就創立了耕種方式代田法、區種法，倡導在小塊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實現抗旱高產。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創立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甽（田間小溝）和壟，在同一塊耕地的甽壟之間施行隔年代換，達到輪換地力的效果，同時還保墑防風。西漢后期農學家氾勝之在其著作中記載了區種法，深挖作“區”，集中人力物力，施肥、點播密種、除草、保墑，不僅適用于熟田，也可在坡地、荒地上使用，擴大了土地耕作范圍。代田法、區田法的精華思想在今天的農田耕作中仍有體現。

開發地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水利。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農作物的生長離不開水，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華民族由長江、黃河流域而生，也善于用水。最近研究表明，中國不僅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水稻從野生到馴化也有10萬年的演化史。水利工程可以防洪、漕運，也可以灌溉。水稻比麥、粟等旱作物品種產量高，口感也好；水澆地的糧食產量比旱地也要高很多。漢武帝時期，在關中、西北、江淮等地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促使這些地方很快發展起來。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第一次用“水利”這個詞闡述了他對于水在農業生產中重要地位的認識，有了水利，才會“民人以給足富”。由此歷代水利工程修建不斷。寧夏地區因為歷代修渠，形成了引黃灌區，有“黃河百害，獨富寧夏”之稱。20世紀60年代，河南省紅旗渠的修建成為當時國人發展農業的榜樣，凝聚成“紅旗渠精神”。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中凝聚了珍貴的生態保護智慧，有著強大的抗災韌性，即使在遭受巨大的自然災害后，仍有頑強的生態恢復力，華夏大地得以保持盎然生機，農業生產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當然，古人違背生態保護的做法也有發生，自然環境遭受破壞的現象層出不窮。特別是在農業文明被工業文明所沖擊后，濫砍濫伐、破壞生態環境的現象日益增多，童山濯濯，河流淤塞，這些違背生態保護造成的慘痛教訓值得吸取。植根于中華大地的生態保護智慧來源于自然，結果又回歸自然，對緩解工業建設帶來的環境破壞無疑是有重要價值的。地理是人類活動的舞臺，充分吸收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的生態保護智慧，保持生生不息的發展態勢，才能真正做到生態保護，與地球上的萬物和諧共生，實現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華治水歷史脈絡梳理與國家文化形象構建研究”（項目編號：22JZD039）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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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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