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即將迎來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黨和紅軍實現(xiàn)了偉大的歷史轉折。與此同時，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可以說，這是遵義會議在黨的建設歷史上的最大貢獻，也是遵義會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贏得最后勝利的最大貢獻。

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歷史貢獻認識的深化

關于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黨的三個歷史決議都已經(jīng)做了結論。從這三個歷史決議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都充分肯定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但論述的內容、要點和強調的意義又各有特點，體現(xiàn)了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認識是在不斷深化的。

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并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陜北革命根據(jù)地的危機，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組織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推動了神圣的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個決議的要點有四：一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在紅軍長征途中最危急關頭結束“左”傾路線、挽救黨的歷史性貢獻；二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在當時只能先糾正“左”傾路線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三是指出了遵義會議對于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長征勝利和推動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歷史性貢獻；四是特別指出了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是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個決議和第一個決議相比，有三個亮點：一是遵義會議不僅是在紅軍長征途中“最危急的關頭”召開的，而且強調“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二是遵義會議不僅“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而且強調“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三是強調遵義會議不僅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推動了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而且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是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在闡述遵義會議的歷史性貢獻時，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并且在這以后使黨能夠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個決議和前兩個決議相比，亮點有三個：一是不僅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且強調了三個“挽救”，即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二是不僅突出了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且“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三是不僅強調遵義會議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而且第一次提出遵義會議“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

由此可見，這三個歷史決議對于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的認識是在不斷提升和深化的，這種認識的提升和深化集中在對毛澤東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的認識上。第一個決議指出“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第二個決議指出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第三個決議強調這次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顯然，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在長征途中最危急關頭結束“左”傾路線，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使黨能夠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遵義會議最大的歷史性貢獻。

鄧小平關于毛澤東同志核心地位的確立及其對遵義會議意義的論述

研究黨對遵義會議歷史地位歷史貢獻認識的深化，必須指出，把“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為遵義會議最大的歷史性貢獻，是鄧小平提出和強調的。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他明確指出：“關鍵在領導核心。”“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接著，6月16日，他同中央領導同志談話，通過對黨的歷史經(jīng)驗的回顧總結，鮮明地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人組成的常委會”，“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長的歷史中，不管我們黨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不管其成員有這樣那樣的變化，始終保持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這就是我們黨第一代的領導”，“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

在這里，鄧小平不僅提出了黨要有一個“核心”這一重大問題，而且明確指出是遵義會議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從遵義會議認識“核心地位”的科學內涵

那么，毛澤東的“核心地位”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叫作“核心地位”？研究遵義會議的歷史，可以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按照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這一權威文獻所陳述的，遵義會議通過的決定，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遵義會議后在對常委分工時，明確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于當時黨的領導主要是領導軍事斗爭，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央領導集體并承擔起軍事指揮的領導任務。重要的是，遵義會議后，軍事上的重大決策都是毛澤東帶領其他成員作出的，不久便扭轉了中央紅軍被動的局面，最終贏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所以，我們一講到遵義會議就會一致認為，是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而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成為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之所以能夠在遵義會議上獲得絕大多數(shù)領導人的贊成和擁護，一是在實踐中大家已經(jīng)看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二是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已經(jīng)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團結了大多數(shù)；三是毛澤東在會上的長篇發(fā)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及以后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方針，得到絕大多數(shù)領導人的贊成。由此可見，“核心”之內涵，一是能夠順從和代表黨內正確的意見；二是能夠團結領導集體中的絕大多數(shù)同志；三是能夠在極端復雜的形勢下為黨指出正確的方向，提出正確的路線。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在闡述黨的歷史及其豐富經(jīng)驗的時候，沒有使用過“核心”這一概念，我們使用得比較多的概念是“領導地位”和“領袖”。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黨，已經(jīng)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他說：“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xiàn)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他在論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偉大領袖”的時候，用了黨和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一切都根據(jù)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實的勤務員和最恭謹?shù)男W生”，等等。鄧小平在黨的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闡述了“領袖對于黨的作用”，并引用了列寧關于領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jīng)驗”的論述，強調“這種領袖是在群眾斗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這些關于“領袖”和毛澤東作為“偉大領袖”的論述，告訴我們：作為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一能夠忠實代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二能夠廣泛團結和組織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三能夠為黨和人民指明正確的道路。

綜上所述，對于什么是“領導核心”問題，盡管在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要求，但其基本內涵始終是忠于黨和人民、團結黨和人民、引領黨和人民的偉大領袖。

簡短的結論：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研究遵義會議對于確立毛澤東在中央核心地位的現(xiàn)實意義，就是要在政治與思想、理論與實踐、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上，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萬眾一心、攻堅克難，完成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神圣使命。

黨的二十大作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以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這樣的權威形式，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推向前進，最緊要的是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見，在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必須更加自覺地承擔起“最緊要的是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這一黨的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重要任務，堅定不移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確保全黨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步調一致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