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發展的主要目標是讓農業農村深度融入全社會分工，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戶收入提高到社會平均水平之上，實現農業經濟效率和城鄉分配關系的同時改善，并增進農村社會和諧穩定。達成這個目標需要在市場化改革基礎上，改善城鄉關系，實現城鄉人口與產業合理布局，其中尤其要提高農業產業鏈的綜合發展水平，以帶動地頭農業生產環節的效率提升。從多年農村發展的經驗觀察看，農村社會中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士對推動這一進程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筆者參加了湖南省茶陵縣萬樟集團的經營工作考察，發現他們的業績在很大程度上可支持這一判斷。

在中國，實現農業經濟效率和城鄉分配關系的改善，具體有三個難題。

一是農業效率提升難。在傳統農業條件下農民收入本來很低，使農業資本替代農業勞動力的動力不足，農業經營規模擴大困難，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受阻，進一步影響農民收入提高。這是一種需要外部因素介入才能有效打破的不良循環。

二是農民就近兼業難。傳統農業受到社會分工擴張的沖擊以后，農民開始以外出打工方式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其中遠距離長期外出務工的人口已經不是農民。留在農村的農業經營者在農閑時間就近兼業務工的機會少，使農民在農閑時間的勞動機會成本很高。從國際經驗看，即使是農業發達國家的大農場，農民家庭成員的就近兼業收入也很重要。在勞動力市場競爭關系的影響下，農業勞動者在農閑時間的勞動機會成本一定大于零；他們若不能就近兼業，就意味著收入降低，收入水平就會低于城市居民水平。但中國的農業產業鏈的重心未能充分下沉到縣區以下的市鎮居民點，使價值創造能力遠大于地頭農業的全農業產業鏈難以充分吸收有就近兼業的農民。

三是城鄉人口合理布局難。中國目前城鄉人口布局不利于建立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的服務中心。現代農業是科技裝備程度很高的產業，而農業產業鏈的育種推廣，機械研發、制造、銷售和服務，農產品加工與運輸以及農業信息化服務等環節尤其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雖然地頭農業環節的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例極低，但農業全產業鏈的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會達到6%～10%。從以往調查看中國這個比例要小許多。這個龐大勞動力需求有聚集性要求，且應該部署在廣義農村地區，形成3萬-5萬人口覆蓋范圍、建成區超過2萬人的居民點。這種規模的市鎮才能有好的公共服務，因此才能吸引人才。凡是農業發達國家，人口布局都具有這種特征。例如美國總人口中超過60%居住在這類市鎮及小型農業居民點上。荷蘭差不多平均每一百平方公里有一座這類市鎮。有了這樣一大批市鎮，可以確保任何一個家庭農場到市鎮的距離不超過半小時車程，而這正是現代農業獲得高效服務的重要條件。按照這個架構做參照，中國城鄉人口布局的缺陷比較明顯。中國的問題是農業區的小型居民點不小，廣義農村地區的市鎮不大。中國絕大部分建制鎮建成區的人口規模不到1萬人，公共服務水平相當落后；而農業區行政村常住人口則在1000人左右，從農業規模經營的要求看，這個人口規模又太大，使每戶平均土地耕作面積不到10畝。

中國解決上述難題有沒有可能？茶陵萬樟集團在農業領域的創新開拓給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又一個很好案例。

首先，萬樟集團注重農業全產業鏈的價值挖掘，提升了農業經濟綜合效率。萬樟集團主要經營經濟林綜合產品與服務，其拳頭產品為水果、苗木以及園林建設。他們培植的經濟林、觀賞林是產生了生態效益，帶動了鄉村旅游業發展。集團的生產基地覆蓋約200多平方公里、農業人口約5萬人，但其產品與服務的市場達數百萬人口。

其次，集團的管理模式為當地農戶提供了就近兼業機會，提高了農戶綜合勞動生產率，在當地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開辟了充滿希望的前景。因為一個工作日的兼業收入起初高于農戶家庭經營收入，進一步激勵農戶想辦法提高家庭經營的勞動生產率，使兼業收入與自營收入相互影響、共同提高。目前，在集團基地就近兼業的農業勞動力僅5000人，占到當地農村總勞動力的20%以上。這表明，在我國面積廣大的淺山區，只要農業全產業鏈部署得當，農業也可以成為地方經濟的生長點。

第三，集團內部經營方式給集體經濟組織賦能轉型提供了新方向。在萬樟集團成為當地農業領域龍頭老大之前，這里的集體經濟組織與全國多數地方一樣，主要完成農村社會管理任務。在山區人口大量移出的背景下，維持集體經濟組織的這個功能的相對成本越來越高。隨著萬樟集團帶來農戶就近兼業崗位越來越多，基地范圍里的回流人口逐步增加，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人員參與了集團的內部管理，使原來的集體經濟組織轉化為集團的一個功能單位，實現了集體經濟組織的新功能。集體的社會服務功能也因為集團的資金支持而得以改善。集團還嘗試建立了農民合作社，探索當地農村政社分離的新路徑，更為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升華和功能創新積累了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黨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