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增強經營主體活力，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能夠匯聚起新征程上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與牽引，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利于化解制約經營主體活力形成及釋放的深層次矛盾，有利于破除影響經營主體平等順暢參與國內外經濟循環的深層次障礙。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和戰略任務，把握并部署好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重大舉措，能夠更好地推動各類經營主體充分應用科技創新的重大成果、創造符合人民需要的有效供給，更好地促進各類經營主體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高效廣泛參與各項經濟活動，進而帶動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與發展活力。
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經營主體 活力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1]其中，經營主體活力是社會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代表著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活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征程上，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實踐面對著經濟發展目標的更高追求、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經濟發展結構的深刻調整等一系列新事實新變化新特征；另一方面，日趨復雜的外部環境和日益激烈的大國博弈，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提出了更多的挑戰、更高的要求、更多轉危為機的契機。在經濟活動自身的系統性和復雜性不斷提升、國內外發展環境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背景下，保持并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主體活力，迫切需要有效推進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充分發揮內需潛力，提振經營主體市場預期與發展信心
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時指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影響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困難和挑戰，主要包括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等重要方面，并作出了“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的科學判斷，提出了“要增強信心和底氣”這一有利于提振經營主體活力的明確要求。
積極擴大國內需求，有利于恢復和增強經營主體的信心與底氣。既要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經營主體生產能力，著眼人民需要增加有效供給；又要通過擴大居民消費，發揮消費對擴大內需、改善經營主體生產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引領和確保社會再生產的順利推進。
馬克思指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2]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見證著廣大人民群眾從“有沒有”的需要轉向了“好不好”的需要。更好地把人民群眾的這些美好生活需要變成現實，首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由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適配而產生的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結構性矛盾。供給和需求既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基本方面，也是宏觀經濟管理調控的重要指標，更是國民經濟基本活動展開的首要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3]。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4]。既要突破供給端面臨的堵點、卡點、脆弱點，增強供應鏈韌性，創造自主可控且高質量的供給；又要著眼現有需求，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形成供需互促、產銷并進的良性循環。在建設更加高效、更加適應人民需求的生產體系的同時，著力提升供給質量、完善供給體系，推動經營主體在生產領域取得更多顯著成果。
消費在生產需要、擴大需要上發揮著重大作用。馬克思強調：“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5]對經營主體而言，擴大居民消費，不僅能夠實現產品從物質形態向價值形態的轉型跨越；而且也能夠在“適應滿足現有需求”的同時“創造引領新的需求”[6]，推動其所參與的社會再生產這一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提升消費結構”[7]。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夠把居民的消費范圍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勞動作為現實的社會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的范圍”[8]。同時，也要努力為居民創造更多的消費場景。這意味著要依據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多樣化、高品質的消費需要，進一步培育消費新增長點、豐富消費新業態。通過“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積極推進首發經濟”等舉措，持續釋放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增強經營主體活力等各方面的內在潛能與導向作用。
要通過改革優化宏觀經濟治理思路、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措施，提升與擴大內需相適應的宏觀經濟治理能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9]。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10]。“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能夠在遵循生產力發展現狀與發展水平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能夠通過靈活運用財政或貨幣等政策手段，運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結構和總量上實現相對平衡；能夠借助跨周期或逆周期調節熨平經濟波動，保證經濟始終運行在合理區間；能夠統籌“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等，在全社會形成完整的內需體系。
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經營主體優勢互補與共同發展
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遵循的根本方向，為增強經營主體活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和有力支撐。
企業是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尊重企業經營主體地位”“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等，明確了增強以企業為重要代表的各類經營主體活力的基本原則。不僅要“堅持問題導向，根據企業規模、發展階段、所有制性質等，分類施策、加強引導”[11]；也要激發各類所有制企業在創新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活企業自身發展進步的源泉動力。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須做強做優做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12]。更好地完善和推動公有制經濟發展，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資國企改革經歷了從“改革包含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等在內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再到“進一步明晰不同類型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完善管理監督體制機制”，等等，國資國企改革經歷著不斷推動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的逐步深入過程。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資國企工作，我國堅持在改革中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培育了一批核心競爭力強的國有企業，在提高國有企業活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效。具體來看，第一，進一步聚焦和凸顯國有企業的核心功能。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評價制度、堅持區分功能使命性任務和體制機制性任務的分類改革等，增強了國有企業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增強了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等方面的作用與貢獻。第二，有序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202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時強調，要“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13]，明確了國有資本重點投資領域和方向。例如，通過實施原創技術策源地建設、產業煥新、未來產業啟航等一系列專項行動，我國在航天、深海、能源、交通等領域取得了一批標志性成果，在量子科技、先進材料、生命科學等方向實現了重大突破。第三，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完善黨領導國有企業的制度機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14]。只有一以貫之地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并在堅持這一正確方向的基礎上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才能在“突進深水區”“啃硬骨頭”“涉險灘”中，不斷實現國有企業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
作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民營企業也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承擔著獨特的角色和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15]。任何關于公有制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全盤否定、畸輕畸重的態度與觀點，既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要求。當前，高質量發展也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民營企業要貫徹和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刻把握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面臨的挑戰，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堅守主業、做強實業”[16]。另一方面，要著力發揮政策和制度效力，有效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各類障礙與隱性壁壘，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面對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要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拓寬民營企業融資途徑，發揮民營銀行、小額貸款公司、風險投資、股權和債券等眾多融資渠道的積極作用。面對在推動民營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仍存在差距等問題，要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民營企業公平開放，支持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或參與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發展機會。
創新是經營主體自身最大的活力源泉。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需要深化創新驅動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全球產業體系和產業鏈供應鏈呈現多元化布局、區域化合作、綠色化轉型、數字化加速的態勢，這是經濟發展規律和歷史大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17]。既要全面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不斷推進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品牌創新；也要加速科技成果轉化，通過改革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移擴散的體制機制阻礙，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更要促進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在致力于形成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特征的同時，打造屬于企業的獨特競爭優勢。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高經營主體參與國民經濟循環的質量與水平
構建高效規范和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根本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充分踐行“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積極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頂層設計，形成了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的良性循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上升為“決定性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圍繞“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提出了要“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18]等一系列有利于增強經營主體活力的改革內容。
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19]。首先，健全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0]。例如，通過建設現代資本市場、健全現代資本市場功能，能夠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為各類經營主體投資創業營造良好環境。再例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建設和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21]等重要改革舉措，有利于加快形成全國一體化的、相互共享的技術和數據市場。其次，著力清除影響要素資源流動的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環，打消區域壁壘，真正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22]。要加快形成統一的市場標準與市場規則，著力破除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政策約束或市場分割，推動從地方小市場到地區市場、區域市場的轉變，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實現自由地跨地區流動和對接。最后，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尤其要健全和落實市場監管法律制度體系，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依法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建設有序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作為生產和消費的中間環節，流通的條件、流通的速度等，深刻影響著全國統一大市場效果的呈現和作用的發揮。一個有序且高效的流通體系，不僅能夠將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擴大到更大的范圍，同時也能夠進一步深化市場分工，為更多處于不同空間的經營主體參與統一大市場、參與國民經濟循環搭建平臺。其一，完善高標準的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全國范圍內高效的市場聯通，從而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其二，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和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補齊各項流通短板，推動區域間和城鄉間融通互補和聯動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現了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國內大循環的空間才能更廣闊、成色才能更足”[23]。其三，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賦能現代流通體系建設，以網絡互聯互通和科技應用提升流通的現代化水平。
構建市場競爭力強、可持續的現代產業體系。這能夠為各類經營主體共享發展成果、培育新的增長動能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既要“推動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又要“推動重點產業在國內外有序轉移，支持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促進內外產業深度融合”。[24]在增強產業發展的接續性的同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其中，“自主可控”意味著將創新主動權和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確保現在及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科學技術和產業變革能夠突破西方國家的“卡脖子”制約。“安全可靠”意味著不斷形成完善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要求的完整的產業體系，發揮其在維護國家安全、確保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總體正常運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競爭力強”意味著要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重點領域提前布局，既保持傳統優勢產業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又構筑搶占引領未來發展的新支柱、新賽道，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經營主體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新優勢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營主體所處的國際市場的時空內涵，發生了巨大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帶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開放合作；經濟全球化的曲折發展，帶來全球經濟增長趨緩、下行風險加大、保護主義抬頭等嚴峻挑戰；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演變，帶來全球經濟格局和經濟秩序的調整重塑。在充滿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中，把握好經濟體制改革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系，能夠更好地為經營主體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
為經營主體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筑牢根基。其一，既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又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不斷增強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影響力。其二，通過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擴大貿易投資合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優化區域開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態多樣的開放高地”[25]。不同的區域，不僅擁有各不相同的資源、產業、生態等優勢或條件，同時也發揮著各不相同的戰略定位或戰略作用。要通過建設形成陸海新通道、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運用好并不斷升級以國際進口博覽會和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為代表的開放平臺等，在實現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與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精準對接的同時，創造出更多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增長點，推動不同企業在對外交流中取長補短。其三，營造有利于實現合作共贏的包容性發展環境。我們不僅依靠自身力量，堅決抵制和打破任何封鎖、限制等損人利己的手段與行為，主動開拓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空間；同時也積極堅持并弘揚團結協作的優良傳統、平等互惠的合作之道、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項發展機遇和發展成果惠及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為經營主體有效增強對國內外高端資源的吸引力創造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并消滅了“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26]。商品的生產、交換、消費由地域性空間向世界性空間轉化，各個國家聯結為世界范圍內統一的經濟整體。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指出，“搞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采用”[27]。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縱觀全球，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都把吸引和利用外資作為重大國策，招商引資國際競爭更加激烈”[28]。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相互促進的，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更不是彼此對立。因此，鞏固拓展國內國際雙循環，離不開貿易、投資、技術、信息、人才等的相互交流合作。既要立足數字貿易、綠色投資、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中國龐大且強勁的市場需求，通過創新招商引資方式，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等，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高質量的資源要素，更大力度地吸引外資。也要提高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把優質存量外資留下來，助力打造“投資中國”品牌，更大力度地利用外資。
為經營主體積極應對風云變幻的國際經濟形勢提供保障。經濟安全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經營主體也需要足夠安全、足夠穩定的環境保障。當前，面對深刻變化的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引進來、走出去在深度、廣度、節奏上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29]。如果不能妥善應對，就會陷入“受困于博弈對手蓄意制造的風險”“經濟發展遭受重挫”“現代化進程遲滯甚至中斷”等深淵。促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首先堅持底線思維。樹立和堅持安全發展理念，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其次完善安全保障機制。在參與調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的同時，形成一套系統完備、內容協調、運行有效的國家經濟安全法律制度。既處理好傳統經濟領域安全和新興經濟領域安全的關系，又切實維護好國內經濟安全和對外經濟安全。最后提升政府風險監測和風險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重點領域的風險預警機制，持續防范化解苗頭性、傾向性風險隱患，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全面提升國家經濟安全工作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增強經濟安全治理能力，主動為經營主體塑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幫助經營主體在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中“爬坡過坎、攻堅克難”。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