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曾國藩的重要幕僚趙烈文日記中所見的讀書與藏書相關內容。其讀書札記特色鮮明，體現出道咸年間時代學風的轉型：一是以史為鑒，通觀興衰治亂之源；二是講求致用，增進經世輔佐之才；三是會通儒釋，以尋修心化境之道。日記還記錄了趙烈文四處訪書購書的經歷，并錄有書目；又記中年后修筑天放樓，用以藏書及金石碑帖，使之成為晚清江南地區的知名藏書樓之一，體現了其遭逢亂世歷盡劫灰后，仍心系留存中華文化典籍的高度自覺。
【關鍵詞】趙烈文 日記 讀書 藏書
【中圖分類號】G259.29 【文獻標識碼】A
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今常州武進）人。陽湖趙氏系當地望族，其父趙仁基系道光六年（1825）三甲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趙烈文早年三次參加省試不第，最終經姊丈周騰虎推薦，以秀才身份入曾國藩幕，并成為曾國藩最為信任和倚重的幕僚之一。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后，推薦趙烈文出任磁州、易州的知州。趙烈文從21歲起寫日記，有《落花春雨巢日記》和《能靜居日記》傳世，逾兩百萬字，時間跨度長達30余年（1852—1889），經整理合編為《趙烈文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版，下標引文頁碼）。其中記錄了大量勘定太平天國、軍政夷務操辦、曾國藩幕府的議論交游及地方士紳日常生活等細節，是晚清政治社會的重要史料。①趙烈文一生三入曾國藩幕，特別是同治六七年間（1867—1868），幾乎每日都有“滌師來譚”，且常是“久譚”“滌師邀入內室譚”，可見關系之密切。趙烈文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曾動情地寫到，自己“以孤生受知先太傅夫子二十馀年，雖官不過五品，家無中人之產，而恩禮之隆，愛護之切，言辭之洽，意氣之孚，幾于一時無兩”（1877年11月29日，2369頁）。而趙烈文之所以能見重于曾國藩，與其博覽群書、見識超群不無關系。日常的讀書與購書記錄，則是《趙烈文日記》的重要內容，也體現了曾國藩幕府引領的道咸學風轉型。本文擬就趙烈文日記中所見的讀書與藏書特色，試作簡要鉤沉與析讀。
讀史早知今日事
趙烈文讀書興趣駁雜，早年立志讀史，曾在28歲時記道“少時讀書多不肯竟學，正史中終卷者，兩《漢》《三國》《通鑒》而已。馀雖多泛覽，而掩卷茫然，深自痛恨。今發愿句讀《二十四史》一過，自非有故不得間止，后廢業者無顏展此卷矣”（1859年4月16日，297頁）。即從當日起始讀《史記》，約四個月讀畢，期間亦讀劉知幾《史通》，1859年8月底再讀“兩《漢》”，中間因太平天國之亂逼近，逃難流徙中斷約半年，于1860年10月讀畢《漢書》，1861年7月終卷《后漢書》。隨后又續讀《三國志》《晉書》《通鑒》《續通鑒》等史籍，幾乎貫穿其整個幕僚生涯，如在日記可見“讀《通鑒》第四過竟，接讀畢氏《續鑒》”（1871年9月13日，1898頁）。趙烈文的讀史札記，并不拘于乾嘉史學考證習氣，或更多的是受其譽為“沉雄博大，識超千古”的王夫之（1619—1692）《讀通鑒論》影響，以入幕前后逐章閱讀前四史的札記最為詳細，史論頗多亮點。
一是視德禮秩序為王朝興衰的重要根源。趙烈文評論《漢書·禮樂志》“世主不好禮樂，則因陋就簡而禮樂亡；世主茍好禮樂，則侈欲導諛而禮樂之微永絕，其禍為尤烈焉”，并進一步指出“夫文，實之章也；禮，德之榮也，非可掩襲而有之者也”（1859年10月24日，334頁），即認為統治者的文與實、禮與德要相為表里，否則就容易導致社會失序、引發禍亂。而讓《趙烈文日記》名揚后世的最重要一條，是因其在與曾國藩對談中，準確預言了清王朝將在五十年內滅亡：“余云：‘……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余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師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1867年7月21日，1479頁）趙烈文的預判依據，同樣是強調君“德”之消長，并歸之于天道觀念之下的“善惡”不能抵消，正所謂“人心厭而氣運轉”。
二是重君臣德才修養對治亂盛衰的影響。趙烈文多停留于傳統史論，就事論事，品評人物，以增益聞見，有補時弊。其受司馬光《通鑒》影響，認為統治者能否正確用人、刑賞、納諫等，在很大程度將對王朝興衰造成影響。如讀《漢書》總結漢代選用士人注重各有專長：“古之人才力矯強，用世之士，或以行誼，或以學問，或以亢直，或以柔和，或以口說，或以文法，登進之術，各名一家。杜少陵詩所謂‘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足以盡其理矣。”意在批評清廷用人的虛浮風氣，“凡目今人無一不能，實無一能”，鮮有具一技之長的“實用”之士得用（1860年9月6日，426頁）。又如與曾國藩論恭王：“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然隨事稱量輕重、揣度形勢之才則有之，至已為何人，所居何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氣作主。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巢之虞，非淺智薄慧，涂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1867年8月8日，1491頁），即認為恭王只有小聰明，缺乏處在周公位置的擔當志氣和深謀遠慮。
三是從歷史鏡鑒中汲取游幕輔政的智慧。趙烈文早年讀史，能在細微處體察世情人心，而后能成為曾國藩最親近的幕僚之一，也已初見端倪。如論韓信“信既知漢王畏惡其能，復言己之多多益辦（善），何也”；又論樊噲與張良“勸沛公去秦宮，還軍霸上，存亡之機，系此數語。使沛公舍秦宮，貪秦貨賄，鴻門之禍，雖項伯不能解矣。利之所在，怨毒之府，軍爭之間，以此招禍尤易。明哲之士，何可不戒”（1860年3月9日、11日，367、369頁）。等等。這些議論也影響了趙烈文日后為幕的行事風格。趙烈文見知于曾國藩，是因其一到大營，略加察看，就直言周鳳山營“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曾國藩很不高興，而趙烈文又正好收到母親生病的家信，就跟曾國藩請辭，曾國藩也不再挽留。不出十天，周營潰敗，曾國藩從此對趙烈文刮目相看，并極力相邀（1856年3月21日、29日，214頁、216頁），而趙烈文再次入幕已是近五年之后。
經世才高政事科
曾國藩幕府是引領乾嘉“考據之學”向道咸“經世之學”轉向的中樞之一，晚清學風到此也為之一振。正如同為“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在為薛福成《庸庵文編》所寫序言：“湘鄉曾文正公始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②而經世之學又涵蓋理財、漕運、河工、鹽課、荒政、兵制、地理等社會治理方面。③趙烈文無疑也受此風氣影響，認為“讀書不能通達世情，是圣人之教不足為政天下，復安貴為儒者”？（1860年9月30日，437頁）于是泛覽經世文獻，留心實政之學。入曾國藩幕參贊機要后，趙烈文對經世之學也有了更深切的體會，記錄也愈發具體詳盡。自1869年起，趙烈文開始主政地方，著力興利革弊，在畿輔各州中政績最為突出。故后人論之“始先生以博雅善持論、工謀畫見重于曾公，亦未知其有吏才也。及試吏而大效，雖文正亦自謂失人”。④
一是留心河工興廢，思考漕運改革。河運、漕運、鹽官是清代三大政，事關維護王朝經濟命脈的大政，歷來為主政者高度關注。趙烈文入曾國藩幕參贊，自然也留心于此。如早年抄錄道光朝河道兼漕運總督潘錫恩（1785—1866）所著的《畿輔水利四案》，討論“畿輔墾田”之議，認為南北土地性質不同，利用水利的方式不同，種植的糧食作物也不同，于是認為：“地有所宜，土有所產，古圣王制民之食，非必粳稻也。今大河之間，多種來牟（即大小麥）；山陜之際，多種粱黍，得其道以均之，豈患有饑饉哉？”而“高下之異勢，古今之異宜”，指出要認識到應遵循自然環境的變化規律，因時因地制宜，不能單靠人力強治（1858年7月21日，260頁）。后又讀到理學名臣李光地之孫李清馥（1703—？）所撰《榕村譜錄合考》時，留意的仍是相關內容，贊同李光地“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運也”的論斷。而如欲使漕運損耗不再“累民”、上運之日不再“累官”、千里運程成本不再“累國”，則需“仿古溝洫之制”，“擇干吏以興稻田”，既有利于減少北方水患，又可以上供皇室八旗、下給吏俸，以實現“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減少“漕道歲耗之勞”和“河防歲修之費”支出。趙烈文極為認同，評曰“此論經國碩謀，明朝及今所云河政，實漕之疏附先后耳，無漕則河患自息”，即強調要注重治河與改漕聯動，應一體謀劃、通盤考慮，才能真正改革除弊、降本增效（1866年12月2日，1411頁）。
二是關注錢糧理財，兼習軍政吏事。清中期由于鴉片貿易，導致大量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加劇了王朝的財政危機。于是道光年間王鎏（1786—1843）著《錢幣芻言》，提出發行紙鈔而禁白銀，并以此“為富國經常之法”。但趙烈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頂多是“內外交困之時，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雖能救急，但若“貪此無根之利源”，而以此為富國之法，則會造成更大的弊端，“國盛則刑亟于上，主暗則利壅于中”，惠政便民“何異于夢囈”，不足為后世法（1859年10月11日，332頁）。趙烈文生在亂世，故而特別留意兵制錢糧。如其讀桐城姚鼐侄孫姚瑩（1785—1853）所著《寸陰叢錄》，抄錄“乾隆四十七年天下兵額”所錄各省兵額數目，總計“猶八十余萬”；以及“天下財賦”中地丁銀、耗羨銀、雜稅銀、關稅銀、鹽課、茶課銀等收入組成，而清朝該年財政總收入“實入不及五千萬”，養兵“五分去其二”。又與明代兵餉進行比較，認為清代養兵的“人均糧餉”要高于前代，因明屯衛制度“諸軍自食其力，所給甚寡”（1858年6月17日，250頁）。
三是涉獵邊疆史地，吸收異域新知。清中葉以后西北史地學術勃興，進而演進為“四裔”之學，亦是由于世變所激。在梁啟超看來，“道咸間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邊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復活了清初地理學的經世致用精神。趙烈文曾雜取《會典》《蒙古氏族考》《欽定蒙古源流》《西域三記》《西域水道記》等文獻，將書中所記載的外藩建置、氏族、輿地沿革考及相關史事，抄錄于日記中。并簡要比較遼東三省、西北，以及西南之回部、衛藏等疆域納入清朝版圖的不同形式和過程，得出了一個認識：“斯豈兵革之利，師臣之力所能得之于遠人哉。善農者深耕而易耨之，至于秋成而食實焉”（1860年12月29日，503—513頁），即指出開疆拓土，需在民生風俗、政治戰略、邊疆治理制度等多方面深耕，才能有所收獲。趙烈文對擴充域外地理知識也充滿興趣，如曾摘錄明代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1582—1649）所輯的世界地理文獻《職方外紀》，但卻評價不高，認為“書中于歐洲各國大半夸辭，而所紀島魔海族及其他異聞，多拾中國小說唾沈之馀，間有實錄，亦難盡信，不如今人紀載為足憑也”（1858年9月20日，266頁）。又留意道光年間刑部主事何秋濤（1824—1862）所著考訂清王朝北方邊境、“專訂俄羅斯國建立沿革”的《朔方備乘》八十卷，并購得《朔方備乘圖說》（1877年8月25日，2436頁）。從趙烈文日記中可以看出，邊疆和世界地理已成為有識之士讀書治學的共同旨趣之一。
同有雄才夸博雅
自1861年起，每年元旦（正月初一）清晨，趙烈文都會率領家人拜儒圣先師，拜十方如來，拜祖先父母，直至晚年行禮如故。而1887年元旦，又“懸曾文正公小像于雪亭，祀以清茗佳果，陳宋槧本書，拜畢旋撤，嗣后每年為故事”（1878年2月2日，2383頁）。儒釋道三教合流，是明清思潮的一個重要面相，趙烈文思想亦不出此論。其讀明代薛蕙（1489—1541）著《老子集解》論曰：“見老子之道與儒、佛息息相貫。道者言道之始而末兼乎治術，儒者言道之正而盡端乎化本，佛者言道之終亦不廢乎世法。三者實一，不得妄有分別，自生目翳”（1861年5月23日，589頁），并表示“竊欲取儒佛之義以相證發”，以會通三教，兼收諸子，并蓄時賢。
一曰道歸儒釋。趙烈文主張儒釋同歸于道：“蓋道之流行本無畛域，即以二氏為非，但可就其非者而非之，不必并其所得之道而斥之也。若指摘其誦讀章句，則生乎后世，舍此何自而聞道？……宋儒自釋氏出，而力辟釋氏，顏李自宋儒出而力詆宋儒，皆門戶之見也。故釋氏之學先除我見，這邊悟了，方向那邊行履深哉！”（1877年8月19日，2344—2345頁）即認為儒者要學習佛家先破除“我見”，才能踐履工夫得道。
二曰性近內典。在曾國藩幕中，趙烈文手不釋卷，常讀《悲華經》《壇經》等佛典，又與近代著名佛學家楊仁山（1837—1911）過往甚密，還常與曾國藩交流自己讀內典的體悟，甚至引發了曾國藩對佛經的興趣，趙烈文以宗密《圓覺略疏》進呈。又恰逢剿捻失利曾氏兄弟被嚴旨斥責，趙烈文期以讀佛經能“安心養攝數日，勿以境累心”，勸慰曾國藩說：“前進釋典，非欲援儒入墨，實以此來見師體貌大減，智皆心境所累，故欲師以之為護心之械，心法一空，諸境盡滅，諸大圣賢處地獄如游園觀，則此等橫逆，尚足一笑耶。”但曾國藩此時公務繁劇、心緒惡劣，雖翻閱一過，卻“不知其徑、難于其味”，實無暇潛讀（1867年7月9日，1470頁）。
三曰兼收諸子。趙烈文在日記中還記錄了讀、評《墨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揚子法言》等子書。在幕中抄錄《墨子》，認為《尚賢》“猶是富強之術”，《兼愛》“的是佛氏語，亦即圣人泛愛語”，但《節用》《節葬》《非樂》“皆砭時君奢溢，用意未嘗不善，而辭意過褊，矯枉失正，其究遂離經叛道矣”（1863年9月19日，1027頁；1863年12月28—29日，1057—1058頁）。趙烈文讀子書見解雖未見精深，但與俞大異其趣，不事考據訓詁，而重義理闡發，也可看出清末民初諸子學從“子儒平等”到“通子致用”以應對西學東漸的一點端倪。⑤
夙學曾傳書五車
趙烈文1865年于常熟虞山購宅筑園，名之“靜圃”，建“天放樓”，1875年又修“黛語樓”，樓下即“能靜居”，于其間“設書案文具，生平所得經書名畫、金石圖籍，擇最精者藏諸，俯仰是間，足以望老”（1875年1月14日，2252頁），終于實現了池畔讀書、頤養天年的士人理想。翻閱其日記所述的購書、藏書、讀書的一生，歷經江南遍地劫灰，讓人感嘆殊為不易，更彰顯了讀書人雖遭逢亂世、仍心系留存中華文明典籍的高度自覺。
一是孜孜以搜求。黃宗羲曾在《天一閣藏書記》中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既得是愛書之人，又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⑥趙烈文的私人藏書史，也印證此說。趙烈文自21歲起記日記，第一次得書記錄，即當年從友人處“得明板《通典》”（1852年3月29日，8頁），直至56歲仍在購買拓片：“唐（慎齋）有殘宋拓《皇甫誕碑》至精好，渠原值三十五餅，所望甚奢，余堅而得之，強而后可”（1887年10月21日，2928頁）。前后跨度長達35年，期間廣為搜求，除喜歡逛書肆淘書之外，師友之間互贈書籍也十分常見。藏書需終身積累，可謂甘苦交織，既有購書之樂，又有遭兵禍之憂。而遺憾的是，天放樓藏書“子孫不能守”，不出數十年散佚殆盡。二是存目以窺學。目錄學是入學門徑，編目自然也是藏書之要務，“非明于典籍者不能為之”⑦。趙烈文晚年曾自編《天放樓書目》，今未見，但可從日記中窺探一二。三是讀書以自立。趙烈文非專門的藏書家，其藏書目的是為了讀書。而趙烈文博覽群書的目的，又非以干祿為鵠的，自言“做官未必能了負累……徒稽首屈膝于流俗，亦何為邪”？（1867年10月12日，1530頁）也非為學術之釣譽，故考據止于經邦之禮、治世之法。縱觀趙烈文的讀書旨歸，先要“涵養大胸襟”，次以“推求真本原”，終至“不為境所奪”。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研究員）
【注釋】
①樊昕：《趙烈文日記的文史價值》，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附錄二”，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②[清]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年，第271頁。
③馮天瑜：《晚清經世實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頁。
④《清故奉大夫易州直隸知州趙府君能靜先生墓志銘》，樊昕整理：《趙烈文日記》“附錄一”，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016頁。
⑤羅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51頁。
⑥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第900頁。
⑦王余光主編：《藏書四記》，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192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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