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對于維持其主導地位以及實施全球戰略至關重要。隨著中國經濟以及技術的持續快速發展，美國意圖借助其聯盟體系實施對華技術遏制戰略。從“巴統”到“瓦森納協定”，再到“小院高墻”，美國構建的聯盟體系不斷調整對華戰略。然而，由于美國與其盟友對華經濟的深度依賴，以及利益訴求不均衡，加之政府與企業間的利益訴求不一致，聯盟體系內部亦存在裂痕。對此，中國對內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增強中國市場粘性，通過系統性創新政策推動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在新一輪全球技術競爭中占領先機；對外保持戰略定力，通過RCEP、 CPTPP、DEPA等區域合作協定推動中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關鍵詞】美國聯盟  聯盟體系  技術遏制  自主創新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大國競爭加劇引發地緣政治危機，全球發展和安全面臨多重風險，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深度交織，世界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由效率驅動轉為安全保障。筆者從美國聯盟的視角出發，簡要梳理冷戰以來美國聯盟體系對華技術遏制的歷史演變，在此基礎上分析聯盟體系內部矛盾以及外部力量的制約因素，以期為中國應對美國聯盟舉措提供參考。

美國聯盟體系對華技術遏制的歷史演變

作為對華經濟和技術施壓的重要載體，美國聯盟體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從無到有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從殖民地時期到一戰爆發是美國聯盟思想的初步形成階段，直到二戰才真正形成遍布世界的聯盟體系，二戰后美國聯盟體系歷史演變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94年）：巴黎統籌委員會。冷戰時期是美國現代聯盟體系的全面組建和發展時期，借助二戰中美國積累的權力與威望，形成了以對抗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主要目標的聯盟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9年成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確立了高技術封鎖的基本原則和工作流程，如動態化的管控清單、一致同意原則等。1952年，巴統設立了管制水平更為嚴格的“中國委員會”。隨著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科技水平提升以及西方國家市場變化，巴統管制范圍逐漸縮減。加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巴統于1994年正式解散。但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制裁從未停止，巴統的禁運清單被瓦森納協定所繼承。

第二階段（1996-2017年）：瓦森納協定。冷戰后，美國為延續其全球霸權，對聯盟戰略做出調整，使得聯盟從以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為目標轉變為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工具。1996年，美國聯合歐日韓等33個國家簽署瓦森納協定，精準遏制相關敏感物項和技術的擴散，阻止全球先進技術落入成員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目前，協定共有42個參與國，無論從成員國構成還是機制的實際運行上看，明顯存在著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傾向，而快速崛起的中國成為其核心封鎖對象。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到來，瓦森納協定不斷修訂針對中國高新技術的出口管制范圍，尤其是在半導體領域。

第三階段（2018年至今）：“小院高墻”策略為主。2018年美國宣布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拜登政府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者”，提出“小院高墻”戰略，從全面脫鉤轉向精準脫鉤，從“全面競爭與對抗”轉向長期持續的“精準對抗與精準合作”。這一戰略更加凸顯精準打擊、政府支持、重視安全和依托盟友等特征。拜登政府還形成了多種美式小多邊，如五眼聯盟、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并在半導體領域組建“芯片四方聯盟”，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

從“巴統”到“瓦森納協定”，再到“小院高墻”，美國聯盟體系應對國際形勢變化不斷優化調整，愈加凸顯出美國及其盟友對華經濟以及高科技行業發展的遏制意圖，限制中國獲取外部關鍵核心技術，對中國進行自主創新造成負面沖擊。

美國聯盟體系的制約因素

美與盟友利益訴求不均衡掣肘聯盟凝聚力。其一，美國與盟友在利益訴求上存在分歧。美國基于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將中國視為“首要競爭對手”，奉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遏制中國發展。而歐盟基于戰略自主考量，綜合考慮中國的經濟、政治、文明以及多邊主義等方面，并不將中國崛起視為生存的威脅，在對華經貿、安全等領域與美國存在利益分歧。2023年6月，歐盟發布首份經濟安全戰略文件《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將以對華“去風險”區分美國對華“脫鉤”論調。而日本和韓國更可能在中美間權衡利弊，采取兩面下注策略。2024年4月，日本《外交藍皮書》重申了時隔五年的“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承諾建立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系。長遠來看，在全球性安全挑戰增多的背景下，維護與世界大國，尤其是與中國的友好合作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根本利益。

其二，美國與盟友之間存在成本分攤的矛盾。隨著聯盟成員國數量增加和議題范圍擴大，維持聯盟成本日益高漲。長期以來，美國承擔了大部分聯盟成本，而小國更傾向于“搭便車”。隨著歐盟、日本等從屬國“搭便車”行為加劇，美國要求其他盟國承擔更多成本，引發關于成本分攤的爭論。依據世界銀行數據，北約中僅有美國和英國實現軍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至少2%的國防投資標準，其余國家均未達標。美國多次要求盟國增加軍費開支，尤其是對歐洲國家國防投入不足感到不滿。然而，歐洲國家傾向于“搭便車”確保自身利益，不愿實質性增加軍費。對于日本、韓國等亞洲盟友，美國同樣施加巨大成本分攤壓力。

其三，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系不平等。由于實力懸殊，美國建立了絕對的“威權式”聯盟，占據頂端和中心地位，其他國家依賴并追隨美國。這種等級制關系導致盟國在安全、國防和經濟合作方面對美國需求遠大于美國對它們的需求，只能被動接受美國強硬要求。美國將聯盟體系視為維護霸權的工具，要求盟國服從其意志，甚至在盟國帶來威脅時采取制裁措施。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日本“經濟奇跡”產生“權力轉移”的恐慌情緒，實施“敲打日本”策略。由于美歐產業發展相似、比較優勢趨同，美國采取次級制裁等“長臂管轄”進行針對性打壓。2022年8月，美國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引發了美歐綠色產業補貼的爭論。這些制裁措施損害了聯盟體系的凝聚力，難以實現對華技術圍堵目標。

美與盟友的政府與企業之間利益訴求存在錯位。首先，美國及其盟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特點是“大市場、小政府”，政府決策地位處于私人企業的主導地位之下。與各項利益集團相比，非商業集團通常占據次要或從屬位置，政府出臺的各項政策需要考慮商業集團的利得情況，企業具有強大的自主權，不一定嚴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執行。

其次，政府與企業利益訴求不同。政府以保護國家安全為首要任務，而企業追求經濟效益，二者雖有合流的情況，但常出現分歧甚至對立。當政府政策損害企業利益時，這些企業將會利用各項資源限制政府對其的傷害，甚至公開批評或采取抵制措施。隨著大國競爭加劇，美國政府將安全邏輯置于經濟邏輯之上，如發布半導體禁令，雖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實則損害了市場主體經濟利益，破壞了市場經濟規則，引發企業不滿。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就曾發布聲明希望政府審慎考慮對華芯片出口限制，這一舉措會削弱美國半導體行業的競爭力。

最后，政府與企業間也存在成本分攤問題。美國維持聯盟續存和擴容以及實施聯盟措施都需要大量資金，最終成本多數由企業承擔。然而，政府所制定的聯盟舉措并不以企業效益為首要考慮，常導致企業成本上升而收益下降。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美日歐等經濟體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內部市場無法滿足企業發展需求，美國及其盟國更傾向于尋求外部市場開拓與合作，“小院”是不切合實際的，這些企業亦存在轉向中國市場的可能。

總的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無法阻擋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內生動力，也無法滿足美國與盟友之間不同的利益訴求，更難以平衡好國家安全與企業利益訴求之間的錯位問題。盡管美國不斷強化對華聯盟戰略，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帶來負面影響，但中國可以抓住聯盟體系中的制約因素，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中國的應對策略

美國聯盟體系并非鐵板一塊，中國需以這些制約因素為抓手，從內在夯實和外部化解兩方面應對美國聯盟技術遏制戰略。

第一，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增強市場吸引力。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越深，對中國市場的黏性越強，聯盟體系對中國的技術遏制戰略越難以實現。為增強市場吸引力，中國應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已強調此點。一方面，需完善相關制度性建設，加強頂層設計與科學謀劃，著重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為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創新政策工具促進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充分發揮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與超大市場的規模優勢，引導資本流向關鍵核心技術產業，加快推進科研成果轉化運用，在全球技術競爭中搶占科技創新發展的主動權。

第二，保持戰略定力做好應對最嚴格技術封鎖的各項準備。中國需秉持長遠的戰略視野來審視雙邊關系，保持戰略定力繼續加強中美對話交流，找尋中美合作的平衡點，尤其是推進與美國企業間的務實合作，避免走向全面對抗。另外，中國也要未雨綢繆，為應對美國聯盟對華技術封鎖制定詳盡策略，包括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打破美國“脫鉤”，拓展多元化的國際合作渠道。

第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強化發展共同體建設。一方面，加強與美國盟友間的經貿合作掣肘美國聯盟對華圍堵。中國應積極同歐盟、日韓等國打造中間地帶從而推進“線外競爭”，還可以探索如中美韓、中美日等“中美+X”的小多邊合作機制。另一方面，深化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戰略關系，巧妙化解傳統地緣政治沖突和零和博弈思維的結盟策略。中國應積極促進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多邊地區經濟安全合作，引領RCEP合作走深走實，盡快加入涵蓋亞太地區的CPTPP以及針對數據經濟的DEPA，從而打破美國派系的“小圈子”。

國際聯盟體系作為美國重大戰略的關鍵支撐，未來也將繼續強化其聯盟戰略，但美國聯盟體系受內部矛盾與外部挑戰制約，中國在應對對華技術圍堵方面仍有空間。當前，國際局勢充滿變數，中國需密切追蹤美國聯盟調整變動，做好長期準備應對技術遏制，對內推進市場化改革，優化創新政策；對外保持戰略定力，推進高水平開放和區域合作。

（作者分別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際發展共同體視域下中國產業鏈安全保障機制構建研究”（項目編號：21AGJ008）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金香丹：《拜登政府“印太供應鏈聯盟”的戰略邏輯與困境——基于供應鏈權力視角的分析》，《東北亞論壇》，2024年第1期。

②楊成玉：《<通脹削減法案>加劇美歐經貿分歧》，《人民日報》，2023年1月10日。

③張宇燕、高程：《美國行為的根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責編/孫垚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