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比傳統的安全理論，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種更加平衡、合理的持久和平理論。這一理論不單基于大國之間的穩定，也關切中小國家的安全；不僅強調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作用，也主張國家、國際組織和其他行為體一起參與到國際合作中來；不僅關注傳統的軍事安全，也關注非傳統安全，更強調從根本上消除沖突和戰亂的土壤。總體國家安全觀契合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相互依賴、命運緊密相連的客觀現實，力圖實現所有國家和個人的持久和平，而不是僅屬于霸權國或者少數國家的短暫的和平，具有價值觀上的進步性。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僅倡導總體國家安全觀，也在對外交往中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從而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合理性 進步性 持久和平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傳統安全理論為何不能帶來持久和平
如何營造一個安全的國際環境？傳統的安全理念大概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從國家自身出發，主要強調某種國際環境對本國來說是否是安全的，至于其他國家是否安全則不予考慮。第二類傳統安全理念考慮的是國際體系的總體穩定，即大國之間不發生世界大戰，沒有世界大戰的國際環境就是安全的。這類觀點雖然著眼于國際體系的總體穩定，但也是一種明顯的大國中心主義。第三類傳統安全理念似乎致力于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的安全——或者認為需要建立某些強有力的管制國家行為的國際制度，或者認為必須將所有的國家改造為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這樣就可以出現普遍的和平。持這類觀點的人大部分是自由國際主義者。應該說，這三類傳統的安全理念在構建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方面都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要么是自身邏輯缺乏符合現實基礎的合理性，要么是價值觀意義上缺乏進步性。
第一類觀點只關注本國安全，忽視其他國家的安全，這方面最極端的代表就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把大國之間的競爭視為一場零和游戲；在無政府的世界政治中，安全是不能兼容的，只有一個國家能獲得安全，那就是某個地區的霸主。為此，大國必須不斷擴張實力、成為本地區的霸主，同時還要積極阻止其他地區出現類似的地區霸權國。但由于戰爭的巨大破壞性、民族主義的興起、核武器的制衡、國際制度的約束等因素，大國未必能通過不斷進攻的方式增強實力、獲得安全。這種觀點更大的問題在于，實力和安全之間不存在簡單的對應關系。實力越強，往往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的威脅越大，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安全困境”。即便一個國家能夠在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面壓倒性地擊敗對手、打破安全困境，但窮兵黷武、肆意橫行，必然會引起大多數國家極度的反感和極端的反應。
第二類觀點關注國際體系的總體穩定，認為可以通過大國之間勢力均衡或者霸權穩定的方式避免大戰的發生。這一類觀點同樣缺乏邏輯上的合理性和價值觀上的進步性。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勢力均衡包括多極均勢和兩極均勢兩種類型。多極均勢指的是通過靈活變換國家間的陣營制衡那些野心勃勃的強國，阻止它們發動戰爭對外擴張。但是，大國的擴張戰爭只是戰爭的一種，導致戰爭發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尋求民族獨立或者領土沖突。勢力均衡或者霸權穩定都不能消除大量的其他類型的戰爭。彼得·瓦倫斯滕（Peter Wallensteen）和瑪格麗塔·索倫伯格（Margareta Sollenberg）兩位學者分析了1989年—2000年間的111場武裝沖突，其中104場以國內戰爭和沖突的形式爆發，國家間的戰爭僅占沖突總數的6%，內戰取代國家間沖突成為了沖突的主導形式。①從自身邏輯來看，無論是多極穩定、兩極穩定還是霸權穩定都存在明顯的問題：多極結構下大國數量多、關系復雜，未必能形成遏制某個強國的聯盟；兩極結構中，雖然兩極國家傾向于避免生死決戰，但“代理人戰爭”并不少見，而且兩極結構的形成不是可以人為構建的；霸權穩定的邏輯則天然假定霸權國傾向于穩定，卻忽視了霸權國可能對崛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以及支持其他國家對崛起國的戰爭。
第三類觀點雖然著眼于國際體系的普遍和平，希望通過強有力的國際制度或者將所有的國家都改造為“自由民主國家”的方式達到目標，但其邏輯合理性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對于前者，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自由制度主義者相信國際制度可以約束國家的行為，減少國家間交易成本，從而促進國際合作和穩定。但是，當前的國際體系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國際制度并不具有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權力。如果將國際制度轉變為世界政府，那么世界政府之下的各個單元為了全球最高權力將繼續進行爭奪，“中央權力越大，各國致力于爭奪控制權的動機就會越強烈”。②“民主和平論”的潛在邏輯是通過改造其他國家來實現持久和平——他們認為，只有所有國家都變成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世界才是安全的，但是，如何才能實現所謂的體制變更？即便各國都變成了“自由民主國家”，它們之間仍然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利益沖突。一旦涉及到領土爭端這樣的重大利益，“民主國家”之間也可能發生武裝沖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和發展道路，從外部強加的政治體制能有效運行的情況很少發生。
因此，傳統的安全理論并不能確保絕大多數國家都能獲得持久的和平，更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各國內部日益增多的沖突。從合理性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與當前世界現實相適應的新安全理論；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更多關注中小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困難群體的新安全理論。中國所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在這兩方面都明顯不同于傳統的安全理論。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方案與中國貢獻
2023年2月，外交部發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指出：“習近平主席2014年首次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贏得國際社會普遍響應和廣泛認同。這一安全觀的核心內涵，就是主張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主張重視綜合施策，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協調推進安全治理；主張堅持合作之道，通過政治對話、和平談判來實現安全；主張尋求可持續安全，通過發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我們認為，只有基于道義和正確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礎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是理念指引，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根本遵循，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是重要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是必由之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是應有之義。”理念指引、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則、必由之路和應有之義共同構成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體系。相比傳統的安全理論，總體國家安全觀在邏輯上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實、具有更強的合理性。
一方面，總體國家安全觀倡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充分認識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的安全已經緊密相連、無法獨善其身的基本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問題早已超越國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短板都會導致外部風險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風險洼地；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又會外溢成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問題。”現實主義的自助原則意味著增強本國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但這卻可能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于是，其他國家也會相應地發展軍備、增強武力，軍備競賽和緊張氣氛可能有增無減。這是由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所決定的。想要有效化解國家間的安全困境，就必須尊重其他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避免謀求單邊優勢和奉行強權政治。“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的理念意味著，各國對自身安全的追求不能絕對化，必須考慮其他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反對謀求單邊安全、絕對安全，通過增強軍事領域的透明度、積極參與國際裁軍、重點增加防御性武器而非進攻性武器、明確無條件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等方式，在不損害各國現有安全水平的情況下提升全球安全水平。
只有“大國無戰爭”的世界并不是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大國和中小國家共同安全的世界才是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和新型國際關系原則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無疑更具有現實合理性和價值觀上的進步性。工業革命以來，通過對外擴張戰爭增加領土和人口來提升實力與安全的做法已經過時。這主要有兩個原因：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得政治統治的成本大為增加；土地和人口的重要性已經進一步下降。邁入現代社會以后，大國的崛起越來越依賴于內部經濟組織的效率，以及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知識、信息和智力越來越成為最重要的經濟要素。“國家通過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可以改變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國家也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從貿易擴展和增長中獲利。”③
在實踐中，強調“共同安全”意味著要堅持“合作安全”，需要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同時，需要大國致力于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產品、做負責任的國家。中國一直是以《聯合國憲章》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支持者，積極承擔國際責任、調解國際沖突。例如，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經費的第二大貢獻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中派出維和軍事人員最多的國家。中國是沙特和伊朗的重要伙伴，積極推動沙特和伊朗和解，為中東地區的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2022年1月，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共同發表《關于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指出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在聯合聲明磋商過程中，中方還推動寫入重申不將核武器瞄準彼此或其他任何國家等重要內容。中國始終堅持自衛防御的核戰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這本身就是對全球戰略穩定的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綜合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的理念，旨在消除引發戰爭和其他沖突的根源，而不僅僅是著眼于國家間的短暫的和平。從現實合理性的角度來看，“綜合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的理念切中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國內因素相互交織、政治經濟等各領域因素緊密聯系的現實。當前，非傳統安全的地位日益上升，國內沖突很容易外溢成為地區乃至全球性的問題。想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就要消除沖突和戰爭的土壤。國際安全問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國家間軍事安全領域，環境安全、經濟安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越來越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點領域，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家造成的傷害已經不亞于傳統安全問題。《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指出：“當前，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呈現更加突出的聯動性、跨國性、多樣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為了應對這些復雜多樣的全球安全問題，尤其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必須綜合施策，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欠發達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減少滋生全球安全風險的土壤、夯實全球安全的根基。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也就是要堅持綜合安全的理念。如果不實現各領域的國家安全，那么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也是不可持續的。
過去幾年中，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進一步凸顯了縮小南北差距、提升發展中國家治理能力的緊迫性。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等具有全球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綜合施策，尤其需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努力。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積極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中國一直以來發揮農業技術優勢，在幫助非洲和南太平洋等許多區域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超級水稻已經在20多個非洲國家落地生根，有力保障了非洲國家的糧食安全。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國是全球氣候治理重要的參與者和引領者，在國內氣候治理和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方面都發揮著關鍵作用。2020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國際合作層面，截至2023年9月，我國已與40個發展中國家簽署48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累計合作建設4個低碳示范區，開展75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舉辦52期能力建設培訓班，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2300余名氣候變化領域的官員和技術人員。
從長期來看，實現普遍、持久的世界和平，必須實現各國的共同發展和繁榮。現實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內部的階層矛盾、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凸顯，而這些矛盾和問題又容易外溢成為地區和全球性的問題。在國際發展領域，中國奉行正確的“義利觀”，強調不干涉受援國的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從受援國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國際經濟援助與合作。196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加納時，就系統闡述了“對外援助八項原則”，申明“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2013年9月，外交部長王毅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持正確義利觀 積極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一文時引述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正確義利觀”的重要闡述：“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惟利是圖、斤斤計較。”這些原則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
以“一帶一路”倡議為框架，中國充分發揮自己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例如，中國到老撾的跨國鐵路是老撾有史以來第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鐵路。這條鐵路把中國和老撾兩個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使得老撾從一個“陸鎖國”變成了“陸聯國”。中國在非洲建立的許多工業園——例如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給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和稅收，甚至還促進了當地的性別平等。截至2024年6月，中國已經對非洲27個最不發達國家98%稅目產品實施零關稅。中國不僅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雙邊貿易往來，也注重在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傳授技術、增強這些國家的造血能力。這些都是中國秉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努力在對外交往中貫徹可持續安全理念、促進發展中國家總體安全的生動實踐。
相比傳統的安全理論，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種更加平衡、合理的持久和平理論。它不單單針對大國之間的穩定，也關切中小國家的安全；它不僅僅強調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作用，也是主張國家、國際組織和其他行為體一起參與到國際合作的進程中來；它不僅僅關注傳統的軍事安全，也關注非傳統安全，更強調從根本上消除沖突和戰亂的土壤。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大國應該肩負起更多國際責任、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總體國家安全觀切合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相互依賴、命運緊密相連的客觀現實，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同時，總體國家安全觀力圖實現一種針對所有國家和個人的持久的和平，而不是僅屬于霸權國或者少數國家的短暫的和平，具有價值觀上的進步性。只要各國都能夠堅持“共同、合作、綜合和可持續”的理念指引，遵守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規則體系，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合作，那么就有希望構建一個持久和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僅倡導總體國家安全觀，也在對外交往中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從而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調解各類國際和地區沖突，堅決反對核戰爭和軍備競賽，強調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中國不僅關注傳統安全問題，也非常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強化治理能力、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盡管構建一個持久和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仍然面臨諸多挑戰，但是中國所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理論及其實踐已經成為世界和平事業的重要方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注釋】
①Peter Wallensteen and Margareta Sollenberg, “Armed Conflict, 1989-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5, 2001, pp.629-644.
②[美]肯尼思·華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8頁。
③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Basic, 1986, p. ix.
責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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