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和”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是反映中華民族深層精神追求的精神標識。以“中和”理念為核心形成的和而不同的“中和”哲學觀塑造出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秉持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的“中和”國家觀是建構歷史中國理想社會秩序的文化底蘊和價值支持，協和萬邦、天下大同的“中和”天下觀為建設更加美好世界貢獻中國智慧，讓中華文明在新的時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輝。

關鍵詞:“中和”理念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哲學觀 國家觀 天下觀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北京中軸線——中國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對作為建筑群所體現的人類城市規劃建筑文明價值的認可，更是向作為中國理想都城秩序所體現的“中和”理念的致敬。“中和”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不僅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深刻塑造著歷史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形態，對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文明進步也有著寶貴的借鑒意義。

“中和”哲學觀：塑造中國人獨特精神世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1]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中和”理念就是反映中華民族深層精神追求的精神標識之一。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往往一個字就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把兩個字合在一起又會成為一個新的概念，既包含了原先兩個概念的基本內涵，又在其基礎上賦予新的內涵。“中和”就是由“中”與“和”組成的復合概念。

就詞源來說，“中”是旗幟的象形詞，本原含義是正午時刻太陽位于天空正中，旗幟和旗桿投影于地面正中，由此引申出中央、正中之意。《逸周書·作雒解》記載西周建立后，周公尋找天下之“中”來建都，最終選擇了洛邑為都城。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中國”說的也是建都洛邑之事，這是“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到后來，春秋戰國時期《荀子》講“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管子》講“天子擇中而處”，漢代賈誼《新書·屬遠》講“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講的都是同一個意思。歷代王朝所選的都城要位于天下之中，“尚中”也成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中”引申到社會政治生活層面，主張養中庸之德，踐行中庸之道，指在處理政事時公正公平、恰如其分，不要走極端。《論語·堯曰》中記載堯對舜講的一段話：“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后為大家熟知的《尚書·大禹漠》中“允執厥中”正是由“允執其中”而來，宋代理學家朱熹解釋為“所謂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把“尚中”價值觀進一步光大并且理論化。

“和”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相應也，從口，禾聲”，指人口所發聲音的應和，引申擴展為五味與五音的調和。《國語·鄭語》記載的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及“以他平他謂之和”的思想，《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的晏嬰通過烹制食物和彈奏音樂說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的道理，是我國春秋時期論述“和”思想的代表，體現了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和”就是尊重多樣性的存在，“和”的前提是“不同”，首先要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和”；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視或不尊重“不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后來，中國歷代思想家進一步演繹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把它用在評價人的道德品格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時期的蘇軾在《上神宗書》中進一步發揮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用于指稱一種良好的政治行為模式。

“中和”一詞出自《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從天地生化的本體論意義上講的。以“中”為“本”，把“中”上升到天地之間存在的本根之物，是為人與萬物生命之源，宇宙大化生命之運演。以“和”為“道”，把“和”作為天地生化的基本規律，是為自然和人類社會演化的基本狀態。做到“中和”這一至高境界，則天地萬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生生不息、繁榮興盛。

“中和”國家觀：建構歷史中國理想社會秩序

精神世界的品格必然會反映在現實世界的建構中，哲學觀塑造國家觀。進入到社會政治層面，“中和”理念成為建構歷史中國理想社會秩序的文化底蘊和價值支持，以“中和”理念為基本價值指向的北京中軸線就成為歷史中國理想社會秩序在都城建設上的代表性體現。何為歷史中國的理想社會秩序？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2]。

“大一統”要義在“統”，其核心就是強調社會政治秩序的統一。如何統？向中而統，以中來統。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都城秩序是國家秩序的上位形態與核心形態，主導著整個國家秩序的建立，塑造著整個國家秩序的屬性。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心，中軸線是都城的中心。北京中軸線以故宮為中心，前后建筑沿中軸線排布，兩側建筑物左右對稱，傳遞的也是“以中為尊”的觀念。

正因為以中為尊，就能形成中央政權的權威，結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象，回歸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六合同風”同的是中央的風俗教化，“九州共貫”貫通的也是中央的政令。這是中國國家建設的實踐邏輯，也是國家建設的客觀歷史。“中國”是以周王朝為中心形成的國家概念，一開始只是周朝都城洛邑一個“點”。以這個點為中心，輔以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國野制等國家制度安排，便逐漸形成國家疆域與國家治理，明確了西周天子與諸侯君臣關系，諸侯國政權同周王室之間隸屬關系，確立起西周王朝統一的社會制度、統一的禮治秩序。這樣的“中國”事實上體現了地理、政治、文化上“以中心統攝四方”的一統意識。

在隨后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從秦漢到明清，中華民族是在“中央—郡縣”制一元化的國家形態結構的機制作用下而形成的。中華民族追求疆域領土統一，推崇中央政府權威，注重文化共識凝聚，反對國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為政、價值觀虛無混亂，確立起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盡管一些歷史時期也曾出現過分裂局面，但統一始終是主流，逐鹿中原是為了向中統一。“中和”國家觀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讓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不論分裂的時間有多長、分裂的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

需要強調的是，“大一統”的統并不是同質化的集聚，不是清一色的疊加，不是一刀切的規制，而是“和”的基礎上的“統”。《論語·學而》講“禮之用，和為貴”，國家秩序是有活力的秩序，社會活力是有秩序的活力。體現在都城建設上，太廟與社稷壇、天壇與先農壇分列中軸線兩側，鐘鼓樓、永定門南北呼應，“承天接地”“左祖右社”的國家禮制背后是國家機構的各居其位、各司其職。支持大一統的“和”是國家內部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職能之間的相互承認、彼此尊重、和諧圓融；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是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共同發展；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協和萬邦。這樣的“和”兼容而不沖突、協作而不對立、制衡而不掣肘、有序而不混亂，是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達到統一而出現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以及社會內部諸要素之間實現均衡、穩定、有序、繁榮。歷史學家錢遜把這樣一種狀態和秩序稱為“各得其所”。國家內部諸要素各得其所，國家統一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中和”天下觀：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國智慧

《大學》講“國治而后天下平”。治理國家與治理天下是同一個道理，“中和”國家觀自然會衍化出“中和”天下觀。《禮記·禮運》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是“中和”天下觀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其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3]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正是的“中和”天下觀在當今世界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賦予“中和”理念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以激活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在新的時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輝。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偏激、偏執、零和思維是形不成共同體的。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構建適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新秩序，提出能為世界各國共同接受、促進世界各國分享公平正義的發展愿景，建構屬于世界各國而不是個別大國的真實、真正的共同體，是現代世界最可寶貴的公共產品。世界秩序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性的存在，沒有共同的認可、沒有共同的參與，就是一紙空文、一句空談，甚至還會導致更大的混亂與失序。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致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主張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讓21世紀的世界秩序具有了更廣泛的共識和更可靠的基礎。

“和而不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精髓要義所在，亦是中華文明對21世紀人類社會行為模式最可貴的涵養與教化。“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一個“清一色”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也不應該存在。利用優勢地位、“按照自己的面貌”對不同歷史主體的行為進行格式化既是傲慢的自負，也是深深的自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尊重文明多樣性的“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全球治理中“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導在發展道路上“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用天下大公的文明光輝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這是人類社會在現有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現有制度關系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理想而又具有現實性的發展與治理境界。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若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4]。基于中華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給中國也給世界一種新的世界觀：原來世界可以這樣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所以，中國好世界好，這并不是什么外交辭令，而是基于中華文明稟賦所決定的發展道路與發展方略。每個國家、每個民族自由的發展是一切國家與民族自由發展的前提。“中和”天下觀告訴我們，歷史并沒有終結，人類社會并不是只有一條現成的路，還有很多的新路有待我們去開辟；人類的文明從來不是一花獨放，而是一個百花園，各種花朵五彩繽紛、爭奇斗艷、共存共生才是人類社會本來和應該的文明圖景。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釋略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