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秩序出現重大深刻變革，體現為國際權力格局失衡、全球治理機制失靈和國際價值觀念危機。在這一背景下，構建能夠反映現實力量格局、確保國際運轉有序、體現共同價值訴求的新型世界秩序是大勢所趨。新型世界秩序的構建離不開治理能力的保障，大國需要扮演更為積極、主動和建設性的角色，切實提高共識凝聚能力、機制建設能力和價值引領能力。

【關鍵詞】世界秩序 國際格局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521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秩序的變革調整引發了大國之間的激烈博弈，推動著各種力量的分化組合，國際社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凸顯。如何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中，構建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世界秩序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訴求。

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面臨歷史性松動

所謂世界秩序，就是國際行為體基于一定規則和觀念而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和資源分配模式。世界秩序包括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基本要素。一是權力分配，特定的世界秩序反映了某一時期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比狀況。二是制度運行，世界秩序的運行有賴于各種國際機制、準則和規范，既要明確行為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又要用于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治理問題。三是觀念結構，世界秩序體現著占主導地位的行為體的價值訴求和意識形態偏好。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憑借現代化的先發優勢強勢崛起，通過殖民戰爭、制度建構和宗教傳播構建起以其為絕對主導的世界秩序。在這一秩序中，西方國家在力量、規則、觀念等領域全方位領先，而廣大的亞非拉地區則淪為殖民地和勢力范圍。伴隨著世界歷史的演進，國際權力中心經歷了從歐洲向美國的轉移，同時全球版圖也因社會主義的興起和亞非拉國家的獨立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西方國家對世界秩序的掌控依然牢固。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憑借“一超”的實力地位建立起愈加鞏固的世界霸權秩序。然而，隨著新世紀以來世界出現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具有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凸顯了西方國家實力地位和治理能力的困境。

一是西方獨占的權力格局難以適應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力量對比狀況是世界秩序的重要要素，力量對比變化則是世界秩序變革的根本動力。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最為顯著的變化是西方國家實力地位的相對下降，以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崛起。以經濟總量為例，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西方七國集團的GDP在2000年時約占全球GDP總量的65.28%，而到2022年則下降至43.51%。與之相對比，“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過去2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過去40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全球占比從24%增至40%以上。”然而，力量對比的變化并不能同步帶來世界秩序的均衡調整。在實力地位相對下降的情況下，西方國家極力維持對其有利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遏制、打壓、遲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崛起。一方面，西方國家利用霸權優勢設置各種“門檻”和“陷阱”，使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奇跡曇花一現，或者陷入到“越發展越依附”的困局中。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刻意阻撓拖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金融機構做出的有利于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這些都激起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滿，他們迫切希望獲得與其總體實力相稱的地位和尊嚴。可以說，兩大力量圍繞國際權力和利益分配的博弈較量十分激烈。

二是西方壟斷的治理機制無法應對空前復雜的全球性挑戰。冷戰結束以來，在全球化加速發展、威脅來源日益多元和行為體不斷增多的背景下，各種具有跨國性、聯動性的全球挑戰層出不窮。客觀而論，以前的西方國家在壟斷全球治理規則的同時也會扮演大國角色，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國際爭端調解人、全球發展促進者的角色。然而，近年來，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出現了巨大失靈。一方面，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陷入功能性癱瘓的狀態。聯合國及安理會是應對全球安全挑戰最重要的集體安全機制，然而個別國家經常奉行“單邊主義”，繞開聯合國行事，或者利用自己手中的否決權干擾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功能發揮，這從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延宕到新一輪巴以沖突的蔓延升級可見一斑。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成為了全球治理規則的主要破壞者。近年來，面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部分西方國家自認為從既有世界秩序中的獲益越來越少，不僅拒絕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充足高效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且動輒退群、毀約、脫鉤，儼然成為世界和平穩定的“蓄意破壞者”“麻煩制造者”，并試圖根據自身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偏好，在世界上構筑各種“小多邊”“偽多邊”，既加劇了世界的對立和裂痕，也使得現有的全球治理規則愈發封閉和碎片化。

三是西方主導的價值觀念無法引領世界發展進步的正確方向。歷史地看，西方國家不僅通過等級式的世界秩序從非西方世界獲得財富資源，而且還依靠觀念優勢和話語霸權將這一失衡局面合理化、長久化。長期以來，西方國家視自由主義為世界秩序的底色，將自己塑造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以此來凝聚共識、劃分陣營、強化領導。然而，近年來，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主義理念遭遇重大挫折。一是西方國家以“普世價值”為名肆意對外擴張，引發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動蕩、失序和災難。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西方的意識形態話語看起來很誘人，但缺乏物質和社會條件支撐的抽象價值無法真正落地，不顧本國實際國情的強行移植只能帶來政治危機、社會動蕩乃至內戰分裂。二是西方國家推動了一系列反自由主義的政策。因國內的經濟失衡、貧富差距、種族問題不斷加劇，民粹主義、孤立主義、泛安全化思維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在內部表現為偏離所謂“華盛頓共識”，反建制、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的聲音不斷高漲，強化產業政策、鼓勵制造回流的做法相繼推出，出現“美國反對美國”的奇觀；在外部則表現為對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理念的摒棄，強調以“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大搞“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同時推動世界經濟政治化、相互依賴武器化，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出現重大危機。三是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嚴重損害其國際形象。他們在宣傳上大肆鼓吹價值的普遍性、規則的統一性，但在行動中卻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經常根據不同形勢、不同對象、不同需要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導致其國際公信力嚴重下降。

建構新型世界秩序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當前世界秩序出現的失范、失態、失靈導致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不斷出現，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動蕩與混亂，迫切要求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邏輯，構建能夠反映現實力量格局、確保國際運轉有序、體現共同價值訴求的新型世界秩序。

第一，以多極化為方向推動世界力量格局走向總體均衡。冷戰結束30多年來，世界格局逐漸從美國“一超獨霸”向多極化方向不斷演進。盡管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力量結構和國際地位方面仍然占優，但美國一呼百應、從者如云的局面已經一去不返。同時，西方國家的金融統治權、規則創建權和話語主導權也出現明顯下降。比如，在烏克蘭危機中，西方國家將俄羅斯銀行踢出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引發眾多國家對西方“契約精神”的強烈質疑，極大加速了世界上的“去美元化”浪潮。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實力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團結協作的跡象更加凸顯。非盟被接納加入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實現歷史性擴員、77國集團和中國合作走向深入，共建“一帶一路”邁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這些都是“全球南方”集體覺醒，尋求政治自主和聯合自強的有力例證。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國家固守特權思維、追求霸權霸道的做法日益不合時宜，世界政治的多極化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是多數國家的普遍愿望。“任何國家都沒有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壟斷發展優勢的權力。”因此，國際社會需要通過平等協商建立包容性的秩序安排，確保各方的利益訴求能夠得到合理的反映，確保世界的前途命運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

第二，以有效性為原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不斷改革完善。既有治理機制的低效甚至無效是全球治理失靈的突出表現，應對日益增多且相互交織的全球性問題必須強化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所謂有效性，就是一項治理機制能夠切實解決問題、穩定未來預期、推進治理進程。理論上講，全球治理機制是否有效首先取決于其設計是否科學合理，即是否能夠反映多數成員的利益訴求，是否能夠調動各方的參與積極性，是否能夠籌集到充分和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其次，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需要加強相關國際組織的自身建設，確保其透明、公正和獨立性，不斷提高行動效率，同時減少腐敗與官僚主義。再者，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需要強化機制本身的權威性與公信力，這要求相關成員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經集體商議提出的方案，并能夠對違背共識的行動和單邊主義的做法采取可信的懲戒措施。最后，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還需要處理好不同治理機制之間的關系，要促使不同機制之間合理分工、有效對接，避免因相互之間自說自話、惡性競爭而增加全球治理形勢的復雜性。質言之，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樹立“強的治理”的理念，在此基礎上強化全球治理機制在資源分配和解決問題上的剛性作用。當然，就目前現實而言，增加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還面臨重重困難，但以上條件無疑為未來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完善指明了正確方向。

第三，以包容性為目標推動國際多元文明加強交流互鑒。世界秩序的重建離不開新的觀念支撐。在西方作為先進普世的文明形象破滅后，國際社會需要基于平等、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態度探討不同文明和諧共處、合作應對全球危機的正確思路。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在特殊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下創造出了多樣性的文明，都是其集體智慧的結晶，都是人類文明百花園中的一員。世界上沒有高人一等的文明，用單一文明將五彩斑斕的世界格式化是做不到的，將文明進行等級劃分的做法更是極其有害的。然而，從國際現實看，部分西方國家將自身實力的強大推導為文明固有的優勢，偏執地認定西方文明出類拔萃、高人一等，既不遺余力地在全世界推廣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又對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充滿傲慢和偏見，從而加劇了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緊張乃至沖突。“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任何用強制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不會成功，文明霸權和‘文明沖突’只能給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帶來災難。”因此，國際社會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局限，以寬廣胸懷對待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通過平等交流互鑒找到多元文明之間實現和合共生的相處之道。

建構新型世界秩序必須加強大國治理能力建設

由于大國是世界舞臺上的中心力量，大國的治理能力，以及大國之間的競爭較量往往決定著世界秩序的走向。“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大國要有大國的擔當。”在世界秩序變革調整的過程中，大國必須扮演更為積極、主動和建設性的角色，通過加強治理能力建設為建構新型世界秩序提供重要保障。

大國要增強共識凝聚能力。共識是開展集體行動的重要前提，是應對國際共同挑戰的內在要求。就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構而言，大國之間必須達成關于世界秩序運行的基本一致性。首先，大國不能走向對抗沖突。鑒于大國的實力地位和戰略影響，大國關系的失控是世界的災難。大國之間難免存在矛盾分歧，關鍵是要超越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二元對立思維，妥善處理和有效管控相互之間的矛盾分歧，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實現大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其次，大國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一國安身立命之本，對一國核心利益的侵犯勢必帶來對方的對等反擊。因此，大國需要保持戰略克制，以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為指引，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再者，大國要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世界秩序的良好運行需要充足的國際公共產品，大國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通過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的協調合作，找到應對全球問題的可行方案。中美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大國，應該為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構發揮更大作用，提供行為示范。正如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兩個大國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沖突對抗的后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中美是選擇加強團結合作，還是挑動陣營對抗，將決定人類前途和地球未來。可見只有在事關兩國關系的方向性問題上達成共識，中美關系的發展才能行穩致遠，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構才具備政治條件和發展韌性。

大國要強化機制建設能力。機制建設是世界秩序變革調整的必備環節，是推動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面對既有全球治理機制運轉不暢、效果不彰的問題，大國需要以機制建設為抓手不斷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一是以身作則維護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大國必須堅定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二是引領主要國際機制的變革調整。在政治安全領域，進一步強化聯合國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和地區和平上的功效，并通過漸進式改革增強其成員代表性和結構合理性。在經濟金融領域，繼續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促進世界貿易組織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爭端解決方面取得更大進展，強化二十國集團在協調國際宏觀政策、應對經濟危機方面的核心地位。此外，積極發揮金磚國家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等機制在促進均衡發展、維護公平正義中的作用。三是推動新興全球治理機制建立。全球治理機制需要與時俱進，不能固守傳統議程，而要根據形勢發展、現實需求不斷增加治理機制、拓展合作領域。比如，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進展在給人類社會帶來生產力飛躍和生活便利化的同時，也帶來了隱私泄露、失業加劇、倫理沖擊、安全失控等一系列問題。大國有責任通過倡導建立相關領域治理機制實現各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和良性競爭。

大國要提升價值引領能力。世界秩序不僅涉及物質層面的權力格局和利益分配，還關乎世界應該向何去處的價值判斷。這一判斷關系到我們對人類基本價值立場的確認，是影響世界發展方向和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秩序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作用，除了物質實力占優外還取決于其強大的觀念塑造和價值感召能力。換言之，正是由于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提出了能夠引發普遍共鳴的價值主張，大國才能主導建立某一世界秩序。當前，在國際動蕩變革加劇的背景下，大國存在三種關于世界秩序的價值取向。一是文化霸權主義，這是西方霸權在文化領域擴張彌散的結果，將西方文明視為世界秩序唯一的價值基礎，通過自身價值理念和文化產品的單向輸出以實現對非西方世界的支配，這無疑將加劇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對立沖突。二是文化相對主義，強調每一種文化的獨特性與優越性，并認為不同文化之間難以找到可以通約的價值一致性，這顯然夸大了不同文化的個性與差異，同樣將加劇不同文化之間的緊張與沖突。三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即在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個性的基礎上通過平等對話、包容協商找到人類共存的最大公約數。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人類社會普遍公認并一致追求的基本訴求，為我們在世界秩序重塑中正確處理個性與共性、特殊與普遍的關系提供了思想引領。大國應將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現形式予以具體化并不斷豐富完善，為新型世界秩序建構奠定規范基礎。

（作者為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3ZDA023）階段性成果】

責編/常妍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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