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播相親為青年群體提供了自我展示和相互連接的機會，是深度媒介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媒介與當前社會婚戀實踐及其背后社會語境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隨著社會轉型和婚戀觀念的變化，青年群體面臨的婚戀困境日益明顯，因而存在普遍的焦慮心態，促使其讓渡隱私而嘗試新型相親方式。與現實交往相比，高效直接的直播相親體現出更為理性化、功利化的擇偶標準，尋求的是安全穩定而非婚姻的情感基礎。顯然，直播相親并不能解決當代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只有通過宏觀結構調整、社會觀念重建和個體反思的多方共治，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才有望改善。

【關鍵詞】青年 直播相親 婚戀困境 婚戀心態 【中圖分類號】D43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4月開封萬歲山武俠城景區《王婆說媒》活動經由短視頻平臺“爆火”，未婚青年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這一民間版的《非誠勿擾》已然由一個景區表演互動節目發展成跨地區、線上線下融合的相親交友平臺。緊隨其后，線上直播相親尤其是“群面式”相親也迅速走紅。“群面式”直播相親用近似面試的方式進行速配，條件透明，溝通直接，選擇較多，還有觀眾助力，效率很高。那么，年輕人為什么會重新回歸相親這一傳統的方式？為什么愿意把原本私密的相親活動公開展示？背后折射出他們怎樣的婚戀心態？這種媒介化的新型相親方式能否解決當代年輕人的婚戀困境？這些正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展示與連接：媒介化催生當代青年的新型相親

相親，指男女雙方以結婚為目的的見面活動，這一民俗由來已久，但是其形式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演變。封建社會婚姻締結考慮的是家族利益和子嗣繁衍，遵循“家長之命，媒妁之言”，因而相親也是以家長、媒婆為主導，甚至見面的雙方常常由家長替代或者當事人只能遠觀偷窺。新中國成立以來，婚姻自由以法律形式得以確認，自由戀愛也被大力提倡。傳統相親活動逐漸減少，形式上也有所改變，比如工作單位組織的集體相親等。21世紀以來大城市出現了父母自發聚集代替子女尋找對象的公園相親角。但是，隨著媒介的日益普及，相親逐漸被電視和互聯網所介入和改變，呈現出媒介化的趨勢，而直播相親正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

首先，在電視媒體上，相親類節目一經推出就深受歡迎。1998年，湖南衛視的《玫瑰之約》一炮打響，其男女嘉賓游戲互動的模式被隨后涌現的節目紛紛效仿。2010年，江蘇衛視推出《非誠勿擾》，24位女嘉賓以亮滅燈方式來決定男嘉賓的去留，互動環節大膽而直接的話題引發全民關注，幾乎成為相親節目的代名詞。2017年，東方衛視的《中國式相親》推陳出新，主打“帶上爸媽找對象”，一度登陸微博熱搜話題榜首。但是，電視相親節目嘉賓數量有限且經過篩選，比如人選往往顏值高、表達能力強、具有某方面特性或者話題性。這是由于電視節目以收視率為重要指標，所以注重展演性和“打造人設”，甚至時常被質疑是“表演”和“安排的劇本”。可見，電視媒體對相親活動最大的介入就是使其從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從一對一的私密性、嚴肅性轉變為群體PK的公開性、趣味性和話題性，從而使其具備了可資觀賞和討論的娛樂屬性，其以結婚為目的的功能屬性則退居其次。而“王婆說媒”節目之所以爆火，就是因為它是普通青年可以登上的相親舞臺。該節目伊始也注重表演性和娛樂性，但是在青年婚戀需求的推動下發展成為一個真實、高效的相親活動。

其次，互聯網媒體具有便捷、公開、互動、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相親活動媒介化的程度更為加深。海量用戶、瞬時連接，無需憑借任何人就可能實現“千里姻緣一線牽”。一方面，個體之間的連接互動方式增多，比如各種興趣社群、QQ以及網絡游戲等社交娛樂產品擴大了交友范圍，提供了便捷的交友方式。與此同時，因結識陌生網友帶來的身心傷害及財產損失也頻繁發生。另一方面，專門的婚戀交友平臺和APP應用也如雨后春筍般誕生，如成立于2003年的“世紀佳緣”擁有注冊用戶超1億，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其后被婚戀網站“百合網”收購。而2011年面世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動視頻交友應用“陌陌”用戶超過1.5億。其他如主打靈魂社交的“Soul”，主打年輕化、趣味性的“探探”等都在青年群體中具有較強的影響力。這些平臺與個人交友相比，聚攏了婚戀為目的的群體，為人們的婚戀交友提供線上線下的服務和便捷的渠道，同時還增加了個人信息、倫理道德、違法違紀等方面的驗證把關、違規舉報等監管功能。但是，平臺的商業化運營和手段也給用戶帶來了欠佳的體驗，比如大多采用會員制和收費模式，有些高端紅娘服務甚至高達數萬元，而相親對象卻有可能是托兒甚至是“騙子”，此外，婚戀平臺上的機器人信息、垃圾信息等也深受用戶吐槽。總之，網站的各種“套路”，再加上婚戀平臺較低的成功率，逐漸讓年輕人失去了信任。但是，互聯網婚戀交友已然成為重要渠道，尤其是對伴隨互聯網長大的年輕一代而言。

最后，在web3.0的直播、短視頻時代，相親形式又一次被媒介重構，直接高效的直播相親乃至“群面式”相親應運而生。直播相親是指在直播間通過連線視頻以一對一或者群體的形式進行相親，通常由直播間主播承擔起網絡紅娘的職責，牽線搭橋、居中調停，避免雙方的尷尬。與之前的電視相親節目、互聯網婚戀平臺相比，直播相親具有開放、免費、快速、直接、公開、形象、高效等特點。一個簡單的申請，幾乎不需要付費，人手一部具有聯網和視頻功能的手機，就能實現瞬間的連接和會面，五官表情，直觀形象，一問一答，快速高效。而“群面式”相親則效率更高，可以在不同選擇間進行比較，可以避免一對一的尷尬，還可以觀察群體間的互動獲得更多判斷信息。直播相親往往幾分鐘就可以決定是否繼續了解和交往，這個不合適還有更多甚至理論上無限的選擇。在直播間的露面就像是登上了一個公開的舞臺，其相親連接的實現是以個體被公開展示為交換的，這也給了當事人更多選擇的可能性，因為觀眾群體也是其潛在的連接對象。就像“王婆說媒”中如果嘉賓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可以公布電話等待觀眾主動聯系。

如前所述，相親活動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直播相親作為互聯網催生的新形式，體現的正是相親活動被深度媒介化的必然趨勢。“深度媒介化”是德國媒介學者安德烈亞斯·赫普提出的，用來概括媒介化在數字時代的新特征。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萬物媒介化’的時代……在這個階段，社會的所有元素都與媒介及其基礎設施發生著深刻的關系”，而且是“相互關聯”的。也就是說，直播相親不只是相親活動被媒介深度介入的結果，而是婚戀實踐及其背后的社會環境與媒介相互建構的結果，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焦慮與效率：直播相親折射出當代青年的婚戀心態

直播相親所體現出來的高效連接打破了傳統相親的局限，但是卻需要以公開展示自我為代價。那么，青年人為什么愿意讓渡自己的隱私而出現在王婆說媒或者直播間的相親舞臺上？這與社會轉型背景下青年群體的婚戀心態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現代化帶來青年群體在婚戀中的個人主義及復雜心態。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伴隨著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崛起。近年來，我國年輕人選擇晚婚的趨勢愈加明顯。2021年7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初婚年齡出現明顯的推遲。2020年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和2010年相比增長了3.8歲，且結婚登記數量逐年遞減。2022年，我國25至29歲年齡段未婚率為51.3%，30歲人群的未婚率達27.7%。由此可見，我國社會傳統的早婚普婚模式已經發生松動。無疑，這與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經濟發展和個人主義有著直接的關系，青年群體更加注重婚姻質量，個體的經濟收入也使其不再依賴婚姻的經濟功能，因此如果遇不到理想的對象寧愿繼續等待甚至選擇單身。

第二，傳統與現代以及不同代際之間的婚戀觀念沖突導致青年群體較為普遍的矛盾焦慮心態。一方面，傳統與現代的觀念沖突導致青年群體的焦慮心態。隨著社會發展和價值觀的多樣化，青年群體的婚戀觀念發生了變化，婚戀與否開始成為一種可以選擇的行為。但是人們婚戀觀念的變化往往滯后于社會變遷，現代的觀念并不穩固，傳統的觀念還揮之不去，以至于大齡女青年被貼上“剩女”的污名化標簽。在雙重價值觀的支配下，青年群體的婚戀行為常常伴隨著不斷嘗試、失望、放棄、猶豫和自我懷疑等多種成分，因而會導致不同程度的矛盾焦慮心態。另一方面，婚姻觀念的代際差異非常明顯，來自祖輩、父輩的催婚行為也加重了年輕人的焦慮。爺爺奶奶一代基本遵從傳統規范，認為結婚是必然的選擇。父母一代相對開明，但是也多傾向于希望子女走入婚姻。因此，各大城市公園自發出現了相親角，活躍著代替子女尋找相親對象的父母們。在中國的倫理傳統中，子女結婚不是個體行為，而是全家幾代人的責任、期盼和“大事”。因此，面對適齡尤其是大齡的單身子女，父母往往非常焦慮，于是出現了普遍的催婚現象，近年來春節放假回家被催婚屢屢成為熱門話題。新浪微博話題#催婚#討論量11.9萬，閱讀量達1.1億。因此，青年群體在傳統與現代的夾擊和代際觀念差異的圍攻之下，其婚戀焦慮心態往往難以避免。

第三，社會轉型期的流動、績效特征催生青年群體對直播相親的嘗試心態。流動性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在中國最明顯的體現就是人口流動的加劇。青年群體因異地求學、打工等原因脫離了穩定的熟人社會，難以認識適合的婚戀對象，從而不得不走上較為傳統的相親之路。而中國總體人口性別比例男多女少，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男性多3400多萬，而農村人口男性多于女性的比例更高。社會流動對熟人圈層的打破及性別比例失衡使得婚戀匹配難度加劇，導致青年群體開始勇敢嘗試跨越區域、公開征婚的直播相親形式。據報道，“王婆說媒”節目中報名的也多以在城市務工的農村大齡未婚男青年居多。此外，流動性還體現在婚戀等人際關系的不穩定上。中國傳統社會較為穩定的婚姻受到沖擊。

近年來我國離婚率逐年走高，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內地居民結婚登記681萬對，而離婚登記287萬對，離婚人口占結婚人口的42%。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影響著青年群體對婚戀穩定性的信念。一方面，部分青年不再堅信自由戀愛對于婚姻穩定的重要性。在目睹自由戀愛締結的婚姻分崩離析之后，不少年輕人轉而贊嘆老一輩相親促成的婚姻，開始認為“遇到合適的對象更為重要，感情可以婚后再培養”，這使其愿意接受相親這種比較傳統的方式。另一方面，部分青年開始拒絕在婚戀包括相親過程中付出時間、金錢甚至感情。傳統上在婚戀中男性往往是付出的一方，如吃飯買單、送禮物、給彩禮、買婚房等等，但是由于相親不一定就會交往，戀愛也很難步入婚姻，結婚了則說不定哪天就離婚。因此，青年群體尤其是一些男性開始不愿意付出金錢甚至感情，而直播相親則是一種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此外，現代社會競爭加劇，青年群體的壓力增大，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效率意識也越來越強，直播相親的高效率正好符合了他們的需求。因此，在婚戀困境之下，直播相親雖然成功率不高，但仍然不失為值得嘗試的新方式，于是，一些青年帶著這樣一種夾雜著無奈和希望的嘗試心態走入了直播相親局。

綜上所述，正是現代化帶來的個人主義和經濟發展催生了部分青年群體的晚婚不婚行為和觀念，但是這種觀念又被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以及代際差異所裹挾，而導致了他們較為普遍的矛盾焦慮心態。而社會的流動性則加劇了年輕人婚姻匹配的難度，婚戀關系的不穩定重塑了青年群體對相親的低成本投入態度，社會加速的快節奏、績效意識與直播相親的高效率不謀而合，于是直播相親成為青年群體一種無奈而又經濟的選擇和嘗試。

現實與愛情：直播相親能否解決婚戀困境？

如前所述，正是社會轉型背景下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觀念及心態變化助推了他們對直播相親的勇敢嘗試，畢竟“愛的需求”是人的根本需求之一。但是直播相親是否是解決他們婚戀難題的靈丹妙藥？答案恐怕未必樂觀。事實上，無論是電視相親節目，還是互聯網婚戀平臺，亦或是爆火的“王婆說媒”，男女雙方的短暫連接很容易，但是深入交往、步入戀愛和婚姻則往往并不順利。因此，直播相親也許更在于給青年群體提供了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連接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短平快的高效連接本身也異常脆弱。理想的婚姻和愛情是需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相互欣賞、志趣相投的基礎上的，而現實中的青年男女則有著很多牽絆和不完美，很難建立深入、穩定的親密關系。也正因如此，無功利、美好而又奮不顧身的愛情才在文學經典中被持久歌頌。當下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青年群體有著特定的社會境遇，其婚戀觀念和行為也被現實環境所裹挾和重構，這一點從直播相親的擇偶標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首先，在直播相親中對“條件”的重視先于也大于愛情，加劇了功利化、標準化的擇偶觀念。在直播相親中，由于時間短暫、目的明確，雙方往往展示和注重的是顏值、家境、工作、房子、車子、學歷等外在顯性條件，而難以涉及感情、性格、人品、價值觀等內在狀況。男性考察女性一般是漂亮年輕、會做家務、少要或不要彩禮、沒有子女或老人的負擔等，而女性則注重男性的身高、工作、家境、房車、存款等。這些功利化、標準化的條件比對是直播相親的核心內容。比如在筆者觀察的群面式直播間內，帶兒子的單身媽媽、需要照顧患病父母的青年、沒有房子的男士等均受到冷落，甚至父母是否有退休金都成為考察的條件之一。當然，這些也常常是現實中的擇偶標準，只是在直播間里的討論更為直接。齊魯晚報在2021年推出情感話題#你能接受結婚沒房沒車嗎# 登上微博全國熱搜榜及熱議榜榜首，話題全網閱讀量達2.2億。和戀愛相比，相親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選擇過程，技術的發展使得這種篩選更為直接、公開和極端。直播相親的“條件至上”及互聯網空間這些世俗化的言論是現實擇偶觀念的體現，但需要警惕的是，其同時也在反向塑造著青年群體功利化、標準化的擇偶觀念。

其次，基于理性權衡的功利化擇偶標準不利于親密關系的建立和維持。傳統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注重雙方家庭條件的匹配而非個體的感情需求，其穩定性也依靠嚴格的倫理規范來維系。而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愛情在婚姻中的作用被認可，情感成為維系婚姻穩定的重要紐帶。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斯坦伯格提出了著名的愛情三角形理論，認為完美的愛情具備三個基本成分，即激情、親密和承諾，而這三者均具有非功利性。但是，在中國，一些青年結婚選擇的標準仍然在愛情理想和功利現實之間。從當下部分功利化的擇偶條件可以看出，婚姻被賦予更多經濟、安全的工具性期待，而浪漫之愛的理想卻常常被擱置。直播相親對“條件”的重視正是這樣一種理性化、標準化的權衡，是一種站在自身立場的功利性的算計，這必然會影響到后續親密關系的建立和維持。一方面，這種標準化的條件可能會過濾掉一些適合的情感對象。另一方面，對外在條件的重視也往往會成為雙方順利交往的障礙，比如不少相親對象因為戀愛過程中的禮物多少而不歡而散，因為結婚前的彩禮不符合期望而分道揚鑣，因為缺少獨立的婚房而決然離開，此類現象時有發生。

個體與社會：當代青年的婚戀難題需要多方共治

年輕人的婚戀困境能否解決？又該如何解決？婚戀是個體的微觀選擇行為，也是社會宏觀結構的結果。因此，解決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還需要社會多方力量的共治。

首先，從宏觀層面而言，國家應采取有效舉措緩解青年群體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使其具有更多安全感，而不必通過婚姻的功利化來加以應對。如前所述，直播相親中體現出較強的婚姻功利性需求，其實是青年群體緩解現實壓力的一種反應。《人民智庫》于2023年6月發起的“青年群體競爭心態調查”數據顯示，直轄市青年“經常”或“有時”感到競爭壓力的比例是85.32%。從壓力來源看，“考公考編”（43.02%）、“考研考博”（40.68%）、“求職應聘”（37.69%）排名靠前。而婚戀擇偶”（18.85%）則位于第八位。72.02%的直轄市青年認為自己“非常‘卷’”或“比較‘卷’”，近七成的受訪青年認同“人間清醒，‘搞錢’要緊”（66.96%）。從中可以看到，青年群體的壓力主要來源于追求個體的穩定和發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尤其是疫情之后，青年群體面臨工作不穩定且競爭壓力大、房價居高不下等現實問題，再加上養老負擔較重，使得“安全的需求”成為青年群體基本且重要的需求，而在馬斯洛需求層次金字塔上端的“愛的需求”則退居其后，且使得后者讓位于前者或者是為前者服務。防止婚姻擇偶過分功利化的觀念和行為，切實提升婚姻質量滿足青年群體的情感需求，需要國家從就業、房價、醫療、養老等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為解決青年群體面臨的這些現實壓力提供制度支持。

其次，從中觀層面看，需要對功利化的擇偶觀念進行輿論引導，構建積極健康的婚戀價值觀。如前所述，在當前深度媒介化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的婚戀觀念被電視、互聯網等媒介所重塑。尤其是在互聯網平臺，自媒體在數量上占據壓倒性優勢，但由于自媒體從業人員較為復雜且傳播缺乏把關環節，因此良莠不齊的各種婚戀觀念在互聯網空間廣泛傳播。直播相親一方面為青年群體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渠道，但其本身既集中體現了現實婚戀擇偶的功利化、標準化傾向，同時也必然會反過來強化這種婚戀觀念。因此，無論是主流媒體、互聯網平臺還是婦聯、團中央等相關社會組織既要引導青年群體自身樹立健康積極的婚戀觀念，也要引導父母一代減少對青年群體的“催婚”壓力和功利擇偶觀念的影響，并形成尊重青年群體多樣化選擇的社會輿論。

最后，從微觀層面看，青年個體需要加強自主性和反思意識，重建婚戀中的親密關系。婚戀關系不僅關涉青年個體的幸福和發展，也將影響社會整體的和諧穩定。雖然當前中國社會呈現出一些較為功利化、標準化的擇偶觀念，但是這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曲折表現，并不是應然的狀態，而青年群體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少年輕人比父母一代更為關注婚戀中的情感基礎。青年個體作為婚戀關系的主體，要保持自主性和反思意識，擺脫社會環境對自身婚戀行為的裹挾，抵御世俗化、功利化的婚戀觀念，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和情感建設能力，學會營造理想的親密關系，將是解決青年婚戀困境的個體路徑。

綜上所述，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是多種原因促成的，而其解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直播相親這樣一種新型相親方式就能勝任的。只有通過宏觀層面政策的支持、中觀層面社會觀念的重建和微觀層面個體反思意識的加強等多方共治，青年群體的婚戀困境才有望逐漸改善。

（作者為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媒體與設計藝術學院傳播學教授，北京市網絡系統與網絡文化重點實驗室成員）

【參考文獻】

①常江、何仁億：《我們生活在“萬物媒介化”的時代——媒介化理論的內涵、方法與前景》，《新聞界》，2020年第6期。

②中國政府網：《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四號）》。

③王建彬、王若松、陳朕:《從“傳統相親”到“云相親”的轉型跨越》，《全媒體探索》，2022年7月。

④人民論壇網：《我國青年群體競爭心態調查報告（2023）》，2023年10月17日。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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