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于開發區、工業園區等模式，創新街區在更小范圍空間、依托特定“錨”資源實現創新要素集聚，形成了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新模式。創新街區在培育生產力發展新路徑、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和促進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優化組合方面具有顯著作用。我國眾多高校、科研院所周邊具備轉化為創新街區的巨大潛力。面向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未來可通過不斷總結試點經驗與成果、增進共識、完善配套政策等推動創新街區建設。
【關鍵詞】創新街區 新質生產力 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4/TU9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0.007
【作者簡介】吳建南，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博導、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改革創新與治理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改革創新與城市治理、人工智能安全與應急管理。主要著作有《改革創新引領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理論與實踐》（合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與管理績效國際評估研究》（合著）等。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多次提及“新質生產力”，并將“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作為“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的重要支撐之一。如何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當前亟待探究的問題。
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強調，“我們要不斷發掘經濟增長新動力。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而將更多機遇留給勇于和善于改革創新的人們”，“在新一輪全球增長面前，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我們要拿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銳意改革，激勵創新，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斷尋求新增長點和驅動力”[1]。這為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改革創新的方法論。《決定》中多次提及“改革”與“創新”，這再次表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積極創新，積極探索符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新模式。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既離不開自上而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創新實踐。[2]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需要以改革創新方法論為引領，“破立并舉、先立后破”，而“先立后破”的關鍵在于要率先挖掘出一批“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的創新實踐。
創新街區作為一種新型創新生態系統，具有投資少、靈活性強等特點，能夠在城市空間內因地制宜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聚集，在破解當前經濟動力不足、財政收入減少、就業率有待提升等諸多難題上優勢明顯。本文旨在通過創新街區的實踐案例，剖析以創新街區培育新質生產力的路徑，以及在我國進一步建設創新街區的可行性、存在問題及實現路徑。
創新街區的緣起與特征
2014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報告《創新街區的崛起：美國創新地理的新趨勢》中率先提出了“創新街區”（Innovation District）概念，并將其定義為“由領先的‘錨’機構和企業集群并與初創企業、孵化器和加速器連接的地理區域。它們還具有空間緊湊、交通便利、技術線路發達等特點，并提供混合用途住宅、辦公樓和零售店”。[3]換言之，創新街區是形成于城區內部空間、工作與生活充分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不同于在城市外圍利用大片土地來建設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城市開發行動，創新街區旨在利用主城區內的存量空間，在高校、科研院所、醫院、大型企業等周邊，通過城市更新，建設一個又一個“小而精”的創新生態系統。就創新街區的發展和建設過程而言，創新街區具有三個特征：一是依托“錨”而產生，二是常常伴隨城市更新而發展，三是投入少、靈活性強、分散布局。
“錨”是創新街區發展與建設的重要驅動力。在創新街區的發展和建設過程中，不同類型的“錨”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些“錨”可以是高校、科研院所，也可以是醫院、龍頭企業等。例如，劍橋市肯德爾廣場的“錨”是麻省理工學院，紐約“硅巷”的“錨”是華爾街和百腦匯，[4]上海“大零號灣”的“錨”是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這些不同類型的“錨”為創新街區提供知識轉移、技術支撐、市場需求、基礎設施等不同類型的支持。
城市更新是創新街區發展與建設的關鍵契機。開發區、工業園區等選址通常是位于開發程度相對較低的郊區，由于距離中心城區較遠，工作人員常常面臨難以兼顧生活品質和工作、家庭不能有機融合的問題。創新街區通常伴隨著城市中心地帶老舊空間改造而生，周邊常有更為良好的生活空間，從而既有利于各類創新主體的“職住平衡”，又有利于創新街區與市中心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例如，西班牙巴塞羅那22@街區借助城市更新的契機，創造了大量的空間，吸引了眾多科創企業入駐。上海長寧區“硅巷”和徐匯區“西岸大模型創新生態科創街區”都是先由城市更新騰挪閑置空間，再通過相應政策吸納創新企業入駐。
投入少、靈活性強、分散布局是創新街區的顯著特征。一方面，相對于以往的開發區模式，市中心通常已具備良好的基礎設施，不需要大規模重新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更符合當前財政情況的一種發展模式。另一方面，依托中心城區的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類型的“錨”，創新街區可廣泛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充分體現了靈活性強、布局分散的特點。這樣，創新街區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的城市資源，減少重復建設帶來的浪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創新街區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5]創新街區高度符合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其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培育生產力發展新路徑。改革開放以來，以開發區、工業園區乃至保稅區等各類新區為代表的模式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模式往往開發規模較大。相較于傳統模式而言，創新街區所需范圍僅為幾平方公里，常常無需大拆大建，而是結合街區特點通過精心謀劃和場所營造等方式營造良好創新環境來吸引科創企業集聚。這是一種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很大程度上，創新街區可作為開發區、工業園區等模式的補充，其不局限于國家劃定的特定區域，而是以街區為單位，更為充分地利用高校、科研院所、醫院、大型企業等“錨”的資源，采取更靈活的管理架構和組織形態，在分散于城市各個角落的街區更為廣泛地激活新質生產力。
第二，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創新街區通常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醫院、龍頭企業而建設。它們猶如散落在城市各處的創新源泉，通過知識外溢產生鄰近性效應，將創新能量輻射在周邊區域。例如，劍橋市的肯德爾廣場依托麻省理工學院，聚集了NASA、谷歌、微軟等頭部企業總部，并且培育了6.6萬名科創人才，成為生物醫藥、信息技術、軟件開發、新能源等創新企業聚集地。又如，上海市“大零號灣”依托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及十余所科研院校，在全國率先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改革試點”，已聚集超過4000家硬科技企業，完成70多個高校成果轉化項目落地。西安碑林環大學硬科技創新街區作為全國首批啟動的3個國家級街區試點之一，依托西北工業大學，截至2023年9月，建成國家級雙創載體和平臺13個，累計培育企業（創業團隊）2350家。正是由于“錨”的存在，每個街區都可借助其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而獲得良好發展。
第三，優化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組合。一方面，創新街區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創新活力，進而激活新質生產力。從上海、紐約、倫敦等地的實踐來看，創新街區建設能有效吸納勞動者參與。例如，紐約創新街區——“硅巷”創造了29.1萬個直接就業崗位，帶動25萬個間接就業崗位。創新街區的建設不僅可以提供知識性崗位，更為重要的是，其“面廣量大”的特點（從中國可能的“錨”來言，3000余所高校和30000余家醫院以及眾多龍頭企業都有可能成為創新策源之處）為大學生和青年就業提供了新的更大的蓄水池。創新街區還能夠進一步推動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革新，例如，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作為“錨”機構的創新街區能夠更有效地利用“錨”機構的勞動資料，如共用科研實驗室和實驗設施；依托龍頭企業作為“錨”機構的創新街區，能夠基于龍頭企業的生產需要拓展上下游產業鏈，即拓展勞動對象的邊界。另一方面，創新街區作為多元主體合作的創新生態系統，能夠促進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來激活新質生產力。創新街區作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其搭建的平臺能夠促進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經營主體等主體間的交流合作，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更為先進的生產資料，經營主體拓展現有勞動對象，高校、經營主體等提供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通過不同主體間的合作，促進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更深入的交流和更優化的組合，進而鼓勵更多符合先進生產力需要的創新實踐。
創新街區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機遇與挑戰
從全球視角來看，創新街區建設已成為一種新趨勢，紐約、波士頓、巴塞羅那、倫敦、新加坡、多倫多、布里斯班等城市已有很多成功案例。2024年5月，當年布魯金斯學會報告的撰寫者Katz與Wagner完成了題為《The Next Wav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的文章，文中指出全球創新街區至少已有150個，成為經濟增長、釋放街區獨特研究開發與場所資產優勢的加速器。[6]從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實踐看，中國創新街區建設具有極大潛力。以創新街區培育新質生產力具有四大機遇。
一是我國大量科研院所、醫院可轉化為創新街區建設與發展的實物載體。創新街區建設的基礎主要在于各種不同類型“錨”，如大學、科研院所等提供的技術和人才支持。我國有3000多所高校、30000余家醫院以及眾多的龍頭企業，其中大量高校、醫院、龍頭企業周邊具備打造創新街區的條件。高校作為創新街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校企合作、產學研結合的方式，將科研成果快速轉化為市場應用。醫院在創新街區中具備潛在作用。作為醫療科研和應用的前沿陣地，醫院擁有大量的醫學科研成果和先進的醫療技術，通過與相關企業的合作，就近發展生物醫藥、醫療器械等相關產業，形成產業集群。龍頭企業在創新街區中的作用同樣不容小覷。作為行業的領軍者，龍頭企業不僅擁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還具備強大的市場影響力。通過與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可以建立技術研發中心和創新實驗室，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同時，龍頭企業也可以通過建立產業聯盟，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發揮產業集群優勢，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總之，通過整合高校、醫院和龍頭企業等創新資源，創新街區可以形成新的創新生態系統，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
二是我國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戰略可為創新街區建設與發展提供重要支撐。《決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7]要求“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8]近年來，國家持續加大教育科技人才投入力度，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穩步增長。[9]與此同時，各地也積極推動落實有關戰略要求。例如，北京旨在建成“世界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上海和深圳旨在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長沙旨在打造“全球研發中心”，廣州、重慶、成都等地也提出了相應的發展戰略。在上述一系列發展戰略推進過程中，必然涉及大量的人才引育、產學研融合等方案，這將為創新街區建設提供重要支撐。換言之，創新街區建設也是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重要抓手。
三是我國持續推進的城市更新工作是開啟創新街區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契機。從上海的實踐來看，創新街區建設通常依托于城市更新過程中所騰退出來的空間，這些空間往往位于城市的核心區域，具備良好的基礎設施和便利的交通條件。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提出，“實施城市更新行動”，2024年7月，《決定》再次強調“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規”，城市更新已成為全國各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工作。這些城市更新實踐可作為開啟創新街區建設的契機。整體而言，持續推進的城市更新規劃為創新街區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契機和空間資源，創新街區的發展和建設也為城市更新注入新的動力。通過將城市更新與創新街區建設有機結合，可以有效釋放城市發展潛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實現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雙重提升。未來，隨著城市更新工作的不斷推進，創新街區建設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四是國內外先行先試的實踐經驗可以為未來創新街區建設與發展提供參考模式。當前，國內外創新街區建設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為我國創新街區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例如，前文提及的肯德爾廣場以其濃厚的創新氛圍和強大的科研實力，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業和頂尖人才，成為全球知名的創新高地。22@街區由廢舊老工業區成功轉型為集創意、科技和文化于一體的創新街區。環同濟知識經濟圈依托同濟大學的科研優勢，聚集了眾多創新型企業和科研機構，形成了產學研高度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大零號灣”則通過政府支持、企業參與、科研驅動，快速成長為上海重要的科技創新基地，成功打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社區。這些成功的案例不僅展示了創新街區如何通過高效的資源整合和政策支持，激發區域創新活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還為未來的創新街區建設提供了具體的操作模式和實施路徑。
盡管我國擁有建設創新街區的巨大潛力，但調研顯示我國創新街區建設仍存在三大挑戰。
一是我國創新街區建設仍缺乏多樣化的本土經驗支撐。盡管我國上海、南京、武漢等城市已有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實踐，但這些城市通常是經濟基礎良好、高等教育水平較高的城市，而對于其他經濟基礎薄弱、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的城市能否以及應如何推進創新街區建設仍缺乏實踐參考。這使得更大范圍內的創新街區建設缺乏足夠的本土化、多樣化的經驗支撐，從而難以全面地總結中國創新街區建設的規律，為中國不同基礎條件的城市建設和發展創新街區提供更好的支持。
二是各方對我國創新街區缺乏足夠的關注和認知。創新街區缺乏關注度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概念相對較新，其發展模式與工業傳統的開發區、工業園區等不同。傳統開發區、園區等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形成了完善的政策體系和支持機制，吸引了大量投資者和企業入駐。而創新街區尚未建立起系統的政策支持體系，政府在資源分配和政策傾斜上往往更加傾向于已經成熟的園區模式，社會公眾和企業對創新街區的認知度和認可度也有待提高。許多企業和科研機構對創新街區的了解有限，無法充分認識到其在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優勢，導致創新街區的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三是我國創新街區建設仍缺乏體系化的配套政策支撐。創新街區依托特定的“錨”而產生，其中大量的“錨”位于中心城區。中心城市土地資源較為緊張，在實踐中，創新街區常常面臨著缺乏足夠的土地資源、土地產權不明等問題，這需要進一步建立配套的創新街區土地保障機制。打造創新街區往往需要住建部、科技部等多部門統籌協調，而實踐中可能缺乏有效的多部門統籌協調機制，導致各部門在資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上難以形成合力，影響了創新街區的建設進度和效果。創新街區建設既涉及配套的激勵政策支持，如減免稅、補貼等政策以及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也涉及政府、科研院所、企業間的協同推動等。以上系列實踐都需要配套的制度和體制機制作為支撐，但由于創新街區起步較晚，相應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建設尚顯滯后。
創新街區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實現路徑
國內外的實踐證明，不同于傳統的開發區、產業園區等模式，創新街區走出一條投入少、風險小、收益大、靈活性強的新道路，可作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手段。當前，我國創新街區建設仍有巨大潛力，但也面臨若干挑戰。未來，可從三個方面進一步發揮創新街區的作用。
一是深入研究、總結經驗，以政策試點推動創新街區建設有序發展。當前，我國上海、廣州、南京、西安等地已有創新街區建設實踐，除此之外，越來越多的地區建設創新街區的條件不斷完善。面向未來，推動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把握創新街區建設的規律。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差異、不同“錨”機構的特征差異可能使得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存在不同的實現路徑，需要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錨”機構的特點，因地制宜制定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規則。在此基礎上，一方面，應有序推動全國范圍內的創新街區建設試點，根據不同資源稟賦特征，在全國選取若干不同的地區試點，探究不同創新街區建設的分城施策方案；另一方面，應積極研究探索依托不同類型的“錨”打造創新街區的實現路徑，總結已有的依托不同“錨”機構的創新街區建設經驗，并試點依托更多類型“錨”機構的創新街區建設方案，形成創新街區的分類施策方案。
二是加強宣傳、強化認知，以信號釋放激發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的能動性。創新人人皆可為之，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各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龍頭企業等不僅皆可為之，而且大有可為。當前，制約創新街區進一步推廣的關鍵在于各方對創新街區的認知不足。對此，一方面應進一步強化創新街區的宣傳力度，加強對已有國內外創新街區建設實踐的宣傳，適時開展創新街區建設最佳實踐評選活動，在媒體和相關會議上推介創新街區建設實踐。另一方面，應適時提升對創新街區的戰略定位，政府注意力理論已說明上級信號對下級實踐具有重要的引導作用，[10]由上級部門提升對創新街區的戰略定位能夠進一步吸引地方政府對其的關注，激發地方政府的創新街區建設動力。
三是完善制度、匯聚合力，以協同機制增強創新街區發展和建設的持續性。創新街區建設既涉及政府內部的跨部門協同，還涉及政府、高校、企業間的跨組織協同，需要建立相應的協同機制。在政府間協同方面，可參考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所建立的跨部門間的協同專班，[11]推動部門間頂層合意、基層常態化協同，循序漸進地推動創新街區發展。在“政產學研用”協同方面，探索建立面向不同“錨”機構的多樣化協同模式。已有研究證明政產學研用有著不同的政策敏感點，例如，企業對政府政策支持更為敏感，高校對政府資金支持更為敏感。[12]而不同創新街區的“錨”可能有著不同的政策敏感點，這些政策敏感點也影響著它們發揮協同效能。因此，可在不同“錨”形成的創新街區間探索不同的協同模式。
［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創新街區”課題組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唐君遠基金會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亞星、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熊競、華中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張阿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講師李哲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外交演講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05～206頁。
[2]吳建南：《改革創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9期。
[3]B. Katz and J. Wagner, 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4]鄧智團：《創新街區研究：概念內涵、內生動力與建設路徑》，《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第8期。
[5]習近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求是》，2024年第11期。
[6]B. Katz and J. Wagner, The Next Wav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The Global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Districts, 2024.
[7][8]《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9]李靜、姚東旻：《財政視角下國家創新體系的有效轉型》，《改革》，2024年第2期。
[10]易蘭麗、范梓騰：《層級治理體系下的政策注意力識別偏好與政策采納——以省級“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建設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22年第1期。
[11]陳子韜、王亞星、吳建南：《地方政府間協同機制設計何以成功：G60科技走廊的實踐經驗》，《城市發展研究》，2021年第9期。
[12]吳潔等：《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研究》，《中國管理科學》，2019年第1期。
責 編∕方進一（見習） 美 編∕周群英
The Practical Path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Innovation Blocks
Wu Jiann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Different from development zones, industrial parks and other models, innovation blocks achieve the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in a smaller space and rely on specific "anchored" resources, forming a new model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 block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new path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novating the alloc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moting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labors, materials and objects.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many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hina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be transformed into innovation block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blocks can be promoted through continuously summarizing pilot experiences and results, enhancing consensus and improving support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novation block,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reform and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