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樣做學問的】

1968年7月，我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

身為學生黨員，我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了內蒙古牙克石林業管理局。

起初，我給修爐子的師傅打下手。夏季種土豆、收小麥時，蚊蟲特別多，下地干活得戴防蚊帽，一不小心，臉上、手上就被叮得疙瘩連成片，痛癢難耐。后來，我在牙克石林業管理局文教處工作了4年，做過許多調查研究。

1976年，為解決“老大難”單位阿龍山林業局的問題，我們深入林場、工隊，了解木材生產、營林、木材加工和職工生活情況。

記得當時經常要凌晨5點多就上山拉木頭。零下40多攝氏度拉車，衣服里面一身汗，衣服外面一層霜。我們跟采伐工人一起住帳篷、睡小桿鋪，燒木頭塊取暖。林區艱苦生活的磨礪，讓我深刻了解了社會基層和群眾疾苦，更讓我明白了實踐出真知的道理。

可以說，這段經歷對我一生影響至深，為我以后的學習和工作打下重要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我調入原國家計委工作，主要負責宏觀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實現了地域、專業、行業的跨越，踏上學術研究和從政履職齊頭并進的征程。

從地方基層到國家部委，從歷史學專業到宏觀經濟工作，用現在時髦的話說——“跨界”！我攻克了一個個難關，也深刻體會到“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的道理。

識時務者為俊杰，通機變者為英豪。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需要認清時代潮流、緊跟發展趨勢。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更應做到觀天下以洞諳世事、辨方向以審視是非。這關乎研究成果有無價值或價值大小，是否有益于國家和人民事業發展。

40多年來，服務推進改革開放，服務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

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發軔于經濟體制改革，首要任務是計劃體制的改革。從1982年起，我著手梳理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做法，撰寫了不少研究報告和理論文章，與同事一道編寫了20多萬字的案例研究成果《“包”字進城，一包就靈》，編寫出《計劃體制改革問題論爭（1979—1983）》一書。

從國家計委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研究室，再到國家行政學院和創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智庫，我緊跟時代步伐，緊扣改革開放，牢牢把握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在學術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上取得了成績，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了自我、實現了價值。這也是我學術生涯最為重要的心得和啟示。

回望幾十年的人生經歷，“研究問題”和“起草文件”始終是我工作的“主旋律”，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讓我終身受用。要有所作為，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至關重要的，是扎根國情、認清國情、把握國情，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

在我學術生涯和職業生涯伊始，我們黨就突出強調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我也就比較早地花大力氣對國情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寫出一批研究國情特點和由此出發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文章。

1980年，我撰寫了3萬多字的研究報告《我國國情初步研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從國家地理環境、歷史演變、文化傳統、社會性質和經濟狀況等方面論述我國國情的五大特點。黨的十二大前，我和同事撰寫《我國國情與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書，成為對我國國情持續研究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成果。

這些研究，不僅使我加深了對國情的全面認知，還使我牢固樹立了強烈的國情意識，時時提醒自己，談觀點、想問題、出主意，起草文稿或是撰寫文章，都要注意審視是否符合現實情況。力求做到“述古喻今文無妄作，觀天察地人不虛生”，是我學術研究、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

治學態度，決定學術研究的成效。獨立思考、唯實求真，是嚴謹、科學的態度。我向來信奉“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實”，尊重事實、崇尚科學、追求真理。我努力做到每事問、每事想，堅持用事實說話，敢于較“真”。

唯實求真的根本之道，在于調查研究。在治學和履職生涯中，我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摸清實際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聽取多方面意見，力求全面、客觀、準確地了解有關問題的真相，然后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

2005年，關于農民工問題的調查研究就是一個例子。那年年初，國務院主要領導責成國務院研究室牽頭組織調研農民工問題，提出解決措施。于是，我負責組織成立了農民工問題專題調研組，成員包括黨中央、國務院17個相關部門和8個農民工輸出輸入大省有關負責人以及農民工問題研究專家。經過10個多月對18個省的緊張調研，我們形成《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和55個專題報告。在此基礎上，形成相關重要文件，系統地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指導原則和主要政策措施。

搞好調查研究不僅需要從思想上重視，還需要掌握基礎理論和方法。2004年至2007年，我在國務院研究室任職期間，連續撰寫多篇文章，闡述調查研究工作的特點、規律、做法，將感性認識升華到理性高度。我深刻體會到，調查研究是一個求實、求是、求解的過程，是一項嚴謹、縝密、科學的活動。搞學術研究，特別是搞政策研究的人應當把調查研究作為一門必修課和一項基本功。

當然，唯實求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樹立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更需要有服從和堅持真理的品格和膽量。

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本質特征在于創新。“學術”二字，“學”就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發明；“術”就是應用知識技能，創造新價值新事物。

一切從國情出發，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樣做學問，是我矢志不渝的方向。

（作者：魏禮群  為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黨組書記，原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本報記者張勝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