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書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師道精神的傳承。歷代“書院人”以師道傳承為理想，確立了書院教育的價值追求，包括五個方面：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歷史上，書院雖多次遭遇災亂，但終能恢復元氣、重振旗鼓。正是有賴于“書院人”的師道傳承和價值追求，方能學脈不斷，文明不絕。

【關鍵詞】書院教育 師道傳承 價值追求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從唐代到清代，書院數量眾多，類型不一。教育教學是書院的主體功能、主要活動，但書院的性質又不僅僅是學校。《論語》曰“士志于道”，《中庸》曰“修道之謂教”，作為儒家文化的道場，書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師道精神的傳承。歷代“書院人”，包括書院師生以及熱衷于書院事業的地方官紳，以師道傳承為理想，確立了書院教育的價值追求，即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五個方面。

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

書院教育首先在品行，其次在學業，這是早期書院確立的基本原則。南宋乾道間，呂祖謙主持婺州麗澤書院，要求諸生“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等等。淳熙間朱熹知南康軍，修復星子白鹿洞書院，并親任洞主，作《白鹿洞書院揭示》。其主要內容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學之序”。其中“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至于“篤行之事”，又包括“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后朱熹知潭州，興復岳麓書院，將《揭示》移入岳麓。宋理宗視察太學，又親書《揭示》賜示諸生。從此《揭示》大行天下，成為書院的辦學綱領。一直到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京師大學堂仍“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員、管理員、學生規則》榜示全堂”（《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〇六）。

后世書院的各種日常行為規范，基本是對呂祖謙、朱熹所訂學規的沿用、引申和發揮，書院學規的綱目對此有直觀反映。如明萬歷間無錫《東林會約》“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常熟《虞山書院學道堂堂規》“父子之道仁”“兄弟之道義”“夫婦之道禮”“君臣之道智”“朋友之道信”；清乾隆間肇慶《端溪書院講堂條約》“正趨向”“勵課程”“習詞章”“戒習氣”，道光間福州《鰲峰崇正講堂規約八則》“正心術”“慎交游”“廣學問”“稽習業”“擇經籍”“嚴課規”“肅威儀”“嚴出入”等。千年書院，一脈相承，可見立德為先的“成人”教育，實乃書院的首要命題。

立德為先，關乎教育的初心和目標。教育的初心是什么？“今學者開口便云讀書，到底讀書將為甚事？此處宜自猛省。”這是清乾隆間臺灣道兼學政覺羅四明對臺南海東書院諸生的“棒喝”。覺羅四明提供的答案是：讀書是為了做圣賢。他認為，如果僅僅是好讀書之名，不講究日常行為，就失去了讀書的本心，即便能讀破萬卷書、作絕妙文字，也是沒有價值的。故而諸生應“自拔于流俗，將以圣賢為必可為”，并且“一切言動視聽以及五常、十義之倫，逐項須要認真，毋得仍前忽略”（《海東書院學規》），從而修齊治平，為人表率。

將培養圣賢定為教育目標，臺南海東書院并非個例。以清乾隆間江西書院的學規為例——南昌《友教書院規條》云：“士人當志在圣賢，力求仁義，上通性命，內治身心。”南安《道源書院條約》云：“今諸生當志圣賢之德業，以自勵其行能；當志圣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書院條約》云：“愿諸生當下立志，決以圣賢為可求。”這些學規皆是縮影。宋代以來書院學規的“立志”條，幾乎都是圣賢之學。與“成圣賢”相近的還有一個目標——做好人。朱熹曾對建陽滄洲精舍諸生講：“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又諭學者》）明代馮從吾在西安寶慶寺講學（關中書院前身），總結所講要義為：“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諭俗》）可見培養出好人，也是書院教育的成功。

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

宋代以后的主要學術思想、學術流派，大多與書院密切相關。如北宋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南宋張栻、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元代趙復、胡炳文，明代王守仁、湛若水、顧憲成，清代顏元、錢大昕、姚鼐、章學誠、阮元、俞樾、王韜等人，及其所代表的理學、心學、實學、漢學、新學等思潮或學派，往往以書院為大本營。

書院成為重要的學術陣地，關鍵在于書院教育以學問為本位。以學問為本位，其要在于讀書。如何讀書、讀哪些書，是書院教育的主要事項。南宋紹定五年（1232），狀元徐元杰任南劍知州，為治下學校和書院擬定“日習常式”，頒布《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規定“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午后本經論策，輪日自為常程”“晚讀《通鑒綱目》”。這可算最早的書院章程，只不過是和官學共用的。

閱讀書目往往能夠反映書院的學問指向。總體而言，研習原典、涵蓋四部，是書院開列書目的基本原則，只是各家書院側重點不同。有比較簡略的，如清光緒間封丘《正義書院課程》規定學習課程七類，每類列舉參考書目數種；也有的相當詳細，列出的書目達數十上百種，甚至還有鑒別、評論，如康熙間南陽《南陽書院學規》于《春秋》條下，列《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胡傳》《春秋歸義》五種，各有簡評；有的還列出參考版本，如光緒間開封《明道書院日程》說，《孝經》“朱子刊誤本最好”，《小學》“張清恪公《集解》最好”，《近思錄》“葉注、江注皆好”。

書院的辦學層次、教育目標，以及山長個人趣味的差異，影響著書院對閱讀的要求。哪些是必讀書，哪些是選讀書；哪些需要精讀、先讀，哪些可以泛讀、后讀，在很多書院的閱讀指導中，皆有明確區分。清乾隆間陵川《望洛書院條規》規定：“國家取士，首試經書以觀其學力，次考策論以覘其才識”，所以四書文、經文、策論方面的“古今載籍，學者宜無不講求”。至于詩賦，“特游藝之一端，聽各生童于專心舉業之余隨意涉獵”。這是以舉業為重的書院，讀書也以備考為主要目標，詩賦、史書則在其次。同治間上海《龍門書院課程》則要求：“先以四子各經考其道也，次以諸史及《資治通鑒》、朱子《綱目》擴其識也，而以《小學》《近思錄》及《性理》諸書為之階梯，所以窺義理之精微，定事為之規范者。至百家之書，有足發明經史及有關學問、經濟者，各隨其能而博覽焉。然后以余力學為文辭及科舉之業。”這是以學問和經濟為重的書院，文辭和舉業在其次。

同屬一部的不同書籍，各書院的閱讀次序也有所不同。以史部為例，主流傾向是優先讀紀傳體，其中又尤重《史記》《漢書》，其次才是編年體或《三通》等書。如清雍正間桂林《宣成書院條約》云：“《史記》《漢書》，昔人以配六經，姿性高者，就中節讀。余十九史，亦當寓目。”也有將紀傳體和編年體同等對待的，如光緒間杭州《詁經精舍規約》云：“紀傳以《史》《漢》《三國志》為主，次及歷代諸史。編年以《資治通鑒》為主，次及《綱目》及《續資治通鑒》之類。”又有優先讀編年體的，如武陟《致用精舍學規》云：“史以司馬氏《資治通鑒》、畢氏《續通鑒》、夏氏《明通鑒》為主，二十四史輔之。為主者日月不離，為輔者輪次誦習。”

同樣，士子的根柢、資性、精力不盡相同，必讀選讀、精讀泛讀、先讀后讀，也有所區分。清乾隆間肇慶《端溪書院講堂條約》云：“諸生即未能遽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于《五經四書大全》，其曾熟復乎？即未能遽窺《二十三史》，然于《資治通鑒綱目》《文獻通考》，其曾詳觀乎？即未能遍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考慮到士子學習能力的個體差異，既提出理想的閱讀要求，又劃出最低限度的閱讀范圍，這是書院比較普遍的做法。無論如何區別，不變的只在讀書問學。

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

讀書問學自是書院教育的要務，但對諸生的個人發展而言，還有一項現實需求——科舉功名。

官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它與科舉之間的深度捆綁。朱熹多次談及于此，《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云：“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因此書院之設，旨在補救官學教育之缺失。或者說，書院在官學之外，開辟了一條重振學術的道路。但歷代書院或趨向官學化，或與科舉密切關聯，仍是無法避開的現實。如何處理功名與學問的矛盾，是一個需要妥當權衡的問題。

書院從不在一般意義上否定科舉，還積極支持諸生考取功名。北宋應天府書院（又名南京書院）辦學多年，科舉成績不俗。曾在此就讀、后掌教于此的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頗為自豪地寫道：“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即便以經史詞章為主業的書院，同樣對科舉成績抱有很高的期待。清代阮元創立杭州詁經精舍，“以行誼經術厲士”，培養科舉人才不是書院的初衷，而主講孫星衍撰《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則稱，精舍生“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而試士。其余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之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才之盛莫與為比”。題名列“詁經精舍講學之士”92人，“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63人，“纂述經詁之友”5人，“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22人，可見諸生考取功名也是書院的榮光。像清代崇文書院山長薛時雨那樣，諸生獲雋，他作《嘉興得見登科錄諸生多獲雋者喜賦》；諸生落第，他作《慰下第諸生》，這種對弟子科名前途的共情，實乃歷代書院掌教者普遍的關切。

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同時勉勵諸生：“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既以功名前程相激勵，也以家國情懷相期許，其中的邏輯關聯在于，個人與家國、功名與學問并不矛盾，反而具有內在一致性。即便是八股文，也有與“君子之學”相通的底層邏輯，即如清代周文煊《東壁書院記》所說：“時藝雖止進身之階，顧其理，孔、孟、程、朱；其經，《易》《詩》《書》《春秋》；其取材變化，《左》《國》《莊》《騷》，班、馬、韓、柳、歐、曾……”從回歸初心的途徑看，較之于官學與科舉的深度捆綁，書院努力尋求個人與家國、功名與學問之間的平衡，更具有“致中和”的智慧。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很多書院以研習八股文為主業。對于八股文，阮元《四書文話序》中有這樣的論說：“上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者，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于詩賦遠矣。”從“中等之人”的角度理解書院與科舉，“道不遠人”，是之謂也。

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

書院是儒家的道場，但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場域。其誕生之初，就與寺廟、道觀頗有關聯。攸縣的光石山書院，與朱陽觀、惠光寺比鄰而建。長安的李祕書院在玉真觀里，衡陽的李寬中書院在尋真觀里。潭州寺僧智璇等“割地建屋，以居士類”，“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歐陽守道《贈了敬序》），這里后來發展成了岳麓書院。由此可知，書院從一開始就融合了傳統文化的多種元素。

承續包容開放的基因，書院注重自由講學。書院史上有多次著名的會講，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福建赴潭州，居留岳麓、城南書院兩個多月，與張栻討論諸多理學問題。“朱張兩大儒同集此地，后先主教，學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長沙府岳麓志》卷三）。又如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應朱熹之邀，在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講學效果甚好，“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事后朱熹請陸九淵書寫講義，刻石以資紀念。摒棄門戶之見，不同學派、觀點之間切磋、碰撞，造就了書院兼容并包的學風。

書院的包容開放，不僅體現于教育內容，也表現在教育形式上。譬如，書院精神的維系和傳承，有無制度保障？有。書院學規和章程即是，不過也有例外。如陸九淵主持貴溪象山書院，就不立學規、章程，其教學方式也靈活多樣，“隨其人有所開發”“（諸生）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又如，清代書院特重考課，所謂“立賞罰以示獎勸”“立課期以校得失”（《韶山書院學規》），而陳寶箴主講武陟致用精舍，則反對“考較高下”，認為這會“啟人爭心”，故而“不定考試，惟稽課程，有褒貶而無等第。非僅免爭，亦以崇厚”（《致用精舍學規》）。

在教學受眾方面，有些書院也頗具開放意識。明代嘉興仁文書院規定：“會講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聽講，不妨與進。”如此規定基于對人生的一種理解，即“真修實踐之士，往往出于布素”，像吳與弼、王艮諸人，雖沒有“身份”，但卻是真儒。常熟虞山書院會講之時，“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里、市井、農夫，無分僧道游人，無分本境他方”，但愿聽講，皆可報名參加，甚至“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這一舉措的理論依據，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實踐依據，即“王心齋不過泰州一鹽灶，寒山拾得俱為乞兒，張平叔乃一皂隸”。既然如此，“本縣何敢以皮目待天下士哉”（《虞山書院志》卷四《會簿引》）。

書院的包容開放，還在勇于改革和探索，接納新銳思想。晚清劉光蕡主講涇陽味經書院，創立求友齋，學習經學、史學、道學、政學，以及天文、地輿、算法、掌故；筑通儒臺，制晷造儀，以便諸生研究天文地理；建時務齋，旨在溝通中西，以救時局，味經書院由此成為西北維新運動的主要陣地。傅蘭雅、徐壽、王韜等人主持上海格致書院，以“令中國人明曉西洋各種學問與工藝造成之物”為目標，既不傳教也不應科舉。王韜主講期間，“延請中西教讀，訓以西國語言文字。學業有成，則視其質性所近，授以格致、機器、象緯、輿圖、制造、建筑、電氣、化學。務期有益于時，有用于世”（《弢園尺牘續鈔》卷四《呈邵筱邨觀察》）。書院又實行季課、特課制度，其題“以洋務為主，旁及富國、強兵、制械、籌餉之類”，采用“散題分課，題目即登《申報》，以便遐邇皆知”的征文形式。格致書院由此成為近代科學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

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

早期書院多依傍名山而建，如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峰南麓；岳麓書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嵩陽書院，背靠嵩山峻極峰；石鼓書院，坐落在衡陽石鼓山上。書院依傍名山勝水，既受到士人讀書山林風氣的影響，也與重視風水的堪輿觀念有關。更重要的是，山林遠離喧囂，利于靜心讀書。朱熹在呈報朝廷的《白鹿洞牒》中就說，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岳麓書院內有“風雩亭”，得名于《論語》中的“吾與點也”，“曾點氣象”也成為書院的普遍追求。

風雩亭周圍種有柳樹，“柳塘煙曉”即為岳麓書院八景之一，另外七景是“桃塢烘霞”“桐蔭別徑”“風荷晚香”“曲澗鳴泉”“碧沼觀魚”“花墩坐月”“竹林冬翠”。不少書院都有類似的系列景觀，如明代衡陽石鼓書院八景，是“東崖曉日”“西溪夜蟾”“綠凈薰風”“窳樽殘雪”“書聲唔咿”“釣臺漁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清代潮州韓山書院八景，是“亭陰榕幄”“石磴松濤”“曲水流觴”“平池浸月”“橡木遺跡”“鸚鵡古碑”“水檻觀魚”“山窗聽鳥”。而更多的書院，雖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也常見林泉之勝。

即使是主張一心讀書、無需游息的人士，也難以拒絕園林的吸引力。清乾隆間新淦知縣朱一深創建凝秀書院，他親自擬定的《凝秀書院條約》中有“謹出入”一則，認為書中自有真樂，不必把時間用在游覽上；同時又建造一樓，以供諸生觀眺怡情。這座樓即靜遠樓，朱氏后來也忍不住寫了《靜遠樓八景詩》。八景者，“秀嶺晴嵐”“玉溪環帶”“銀岡煙雨”“楓岡瀑布”“南浦溪聲”“東山松韻”“虹堤夜月”“天柱積雪”。清代王心敬曾主講于武昌江漢書院，他談及書院的空間設計時說：“凡門前內甬道兩旁、堂前堂后，必廣樹松柏杉槐；于其空閑，又必種植諸竹。凡池皆種蓮植芡。一則培植樹木，使成蔚蔥之觀，以增書院氣象，二則春夏藉竹樹之陰，三則誦讀之余，可玩物適情，以助清逸瀟灑之性耳。”（《豐川續集》卷十五《又為逢公論書院規模》）除以上三點意義（審美、遮陰、怡情）外，還有兩點可以補充。

其一，園林景觀有助于悟道。書院與理學關系密切，而理學思想特別注重體悟自然。周敦頤喜歡“綠滿窗前草不除”，因為可由此“觀天地生物氣象”；程顥置盆池畜養小魚，也“欲觀萬物自得意”。草木蟲魚，自有生機；天地好生，民胞物與。可以推想，置身于園林之中，師生更能夠真切地體悟仁者之心、儒者之道。對于書院諸景，理學家往往興致盎然，多有吟詠。如張栻在潭州城南書院時，有《城南書院雜詠》《城南即事》組詩，朱熹也有《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這些詩作不僅寫景，也頗具理趣。其靈感的源頭，正是書院的草木泉石。

其二，園林景觀作為一種微型的“江山之助”，有助于文思。杭州紫陽書院在吳山之麓，院中有螺泉、筆架峰等十二景，詩人到此多有題詠。晚清王同輯《杭州三書院紀略》，收錄過若干首。他為《紫陽書院課藝九集》作序，將書院景觀視作縮微版的自然山水，近觀泉水漣漪、池波瀠洄、奇石林立，遠眺潮漲潮落，諸生的文思、文機、文氣、文勢皆可從中獲得啟發。薛時雨主講過江寧尊經書院、惜陰書院，附近烏龍潭因久未清理，茭葑縱橫。于是率諸生清淤，又在潭西種植梅竹松柏。薛氏在《尊經書院五集課藝序》中，由勞作聯系到寫作：潭水經疏浚而清潔，山林經培植而多姿，人參與了景觀之美的形成。“文之潔凈”和“文之藻采”一樣，也離不開人的勞動付出。由此，諸生可因山林之樂，而知文章之閫奧。

歷史上，書院曾多次遭遇災亂。例如元末戰亂，白鹿洞、岳麓等著名書院皆遭傾覆；明末禁毀令下，天下書院橫罹滅頂之災。盡管如此，時間或長或短，書院終能恢復元氣、重振旗鼓，關鍵原因就在于文化根基未曾斷絕。清咸豐間東南地區迭遭兵燹，書院毀損極為嚴重，同治以后，漸次興復，重現當年“喁喁向學”之貌。同治十二年（1873），譚鈞培任常州知府，他下車觀風，發現“其才情橫溢、見地開拓者，頗不乏人，于是知前人之流風余韻為未泯也”（《毗陵課藝序》）。所謂“前人之流風余韻”，正是歷代“書院人”的師道傳承和價值追求。有賴于此，則學脈不斷，文明不絕。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代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項目編號：21&ZD25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學規集成》，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③魯小俊：《清代書院課藝總集敘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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