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把握人口流動客觀規律，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促進城鄉、區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動。”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也從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性特征方面，揭示了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情況。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意義上認識人口流動的一般規律、中國特色以及發展階段性特征，既看到人口流動和集聚帶來的多重積極效應，也認識到由此帶來的相應挑戰，有助于我們把握方向、找準問題、對癥施策，更加完整、有效力地貫徹落實《決定》的重要部署。

勞動力要素的特點是以人為載體，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創業者和勞動者，人口、勞動力具有與其他生產要素不同的特點，因此也要求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對待，體現在配置、使用和付酬中，市場供求并非唯一的決定機制，還必須結合社會約定和制度安排。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力趨于“去商品化”，即勞動力作為純私人要素的屬性進一步弱化，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社會權利，通過兩個層次的制度建設得以不斷增強。一方面，工資和工作待遇等通常由勞動力供求關系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如集體協商、最低工資、勞動合同等制度共同決定；另一方面，民生福祉越來越不只是體現在工資和收入上，更體現在包含健康、教育、性別平等一系列內容的人類發展水平提高上。此外，那些經濟發展遭遇困難的地區，在最終實現振興之前，居民整體收入水平變化可能會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但是，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卻不應該有所降低。作為上述趨勢提出的客觀要求，以及產生的連帶結果，以人口為對象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供給，不僅要求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充分覆蓋，還必然要求顯著增強普惠性。

《決定》提出“推動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是對“錢隨人走”內涵作出的更高層次、更全面精準的闡釋及提升。2015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確定建立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推動實現相關教育經費可攜帶。這是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錢隨人走”思路和方向的第一次明確表達。2021年，財政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8876號建議，即戴運龍代表關于建立“錢隨人走”轉移支付制度的建議作出答復，承諾在完善轉移支付分配辦法的過程中，合理體現外來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增支影響，更好發揮轉移支付資金均衡區域間財力差異的作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22年，浙江省財政廳印發《關于推進“錢隨人走”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旨在將符合“錢隨人走”改革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升級為以人為核心的新型轉移支付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更加均等。這些改革實踐的思路和舉措，在《決定》中則體現為“相關公共服務隨人走”的頂層設計。

按照新發展理念，“錢隨人走”或“公共服務隨人走”的實現形式應該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品邊界顯著拓展。按照一般規律，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內涵和外延趨于擴大，因而政府必然要承擔更多的支出責任。一個由早期經濟學家提出、至今仍然有效的統計事實是：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趨于提高。這個特征化事實被稱為“瓦格納法則”。這個現象發生最顯著即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時期，是人均GDP從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的增長區間，這個“瓦格納加速期”恰為中國未來十余年將要經歷的發展時期。其次，公共財政更集中用于社會保障等福利項目，而用于直接產業投資的比重應大幅下降。這符合老齡化時代對社會福利的更高需要，以及相比投資而言消費成為更突出需求制約的新形勢。再次，社會保障等共濟性、保護性的基本公共服務越來越具有普惠的性質，應該分別通過提高統籌層次和增強可攜帶性得到體現。最后，對以上內容綜合分析進而得出的政策含義是，中央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務，承擔更大的財政支出責任，因而，在國家財政收支中的比重應該適度提高。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

原標題：基本公共服務在國家財政收支中的比重應適度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錢隨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