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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之際，經黨中央批準，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編年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下簡稱《編年史》）近日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在全國公開發行。編寫出版《編年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編年史》的出版，順應了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

編寫《編年史》，是黨中央交給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2010年6月，黨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逐步編纂出版編年史”是黨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在這之后，《編年史》先后列入原中央黨史研究室五年工作規劃和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兩個五年工作規劃。2023年2月，我們在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中、英文版的編寫出版任務后，經過慎重考慮，重新啟動并著重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編年史》的編寫工作。經過一年半多的持續攻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編年史》終于出版了。《編年史》的出版，順應了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可謂應時而生、恰逢其時。

《編年史》的出版應了什么“時”、逢了什么“時”呢？這個“時”，就是新時代之“時”，就是黨中央和社會各界對黨史和文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就是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機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歷史，高度重視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并將其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明我們黨百年奮斗的歷史價值，深刻闡明我們黨關于黨的歷史的科學認識、基本觀點、重大結論，深刻回答為什么學黨史、從黨史中學什么、怎樣學黨史等重大問題，把我們黨對黨的歷史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2021年，全黨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取得重要政治成果、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制度成果，廣大黨員、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煉、精神洗禮。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理論武裝同常態化長效化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相結合。今年2月，黨中央印發《黨史學習教育工作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認真抓好《條例》的學習宣傳和貫徹落實”，“把黨史學習教育同做好中心工作結合起來，引導黨員干部樹立正確黨史觀，把學習成果轉化為干事創業的強大動力”。這些都給黨史和文獻工作既提供了難得機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啟動并著重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編年史》的編寫和出版工作，就是在深刻把握黨中央和社會各界對黨史和文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深刻認識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機遇基礎上作出的慎重決策。經過不懈努力，現在《編年史》出版了，這是順時應勢、與時偕行、守正創新、積極作為的產物，是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是黨史和文獻工作者奮進新時代、建功新時代的具體行動。

《編年史》的出版，豐富了黨史基本著作的構成

在《編年史》出版前，經黨中央批準出版的能夠稱作黨史基本著作的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國共產黨簡史》等。但是，這些著作都采用通史的寫法，而且高度凝練、提綱挈領、取精用宏，體量比較有限，對于學術界和廣大干部群眾學黨史、知黨史、用黨史的深層次、多樣性需求來說，還不夠用、還“不解渴”。如果把我們黨的歷史比作一棵參天大樹，《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既有黨史基本著作所描寫的內容構成了這棵大樹挺拔的主干和輪廓，而沒有完整呈現大樹的枝繁葉茂和各個組成部分。為了更好滿足黨史研究和社會各界的深層次、多樣性需求，就很有必要推出更多能夠反映黨的歷史這棵大樹的枝繁葉茂、這幅畫卷的微觀細節的權威黨史基本著作。這次出版的《編年史》就力求成為這樣的著作。

這部著作從1921年到1949年每年1卷，共計29卷、900多萬字，著重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對外關系、黨的建設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動，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努力集政治性、權威性、資料性、思想性、學術性、生動性于一體，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豐富、體量最龐大的一部編年體黨史基本著作。《編年史》的出版，可以與已有黨史基本著作有機搭配、彼此補充、互為印證，大大豐富和拓展黨史基本著作的構成。《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等黨史基本著作中的相關內容，加上這29卷《編年史》的內容，應該基本上能夠比較全面、系統、立體反映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無論是對于廣大干部群眾來說，還是對于黨史研究的專家學者而言，這些基本著作組合和配套進一步豐富了黨的這一歷史時期的內容。

《編年史》的出版，填補了黨史研究的空白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存史、學史、治史的優良傳統，積累形成了史書編纂的多種體裁。史書的編纂，根據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不同體裁。比如，按照所要記敘的歷史的時空界限，可以大致劃分為通史、斷代史、國別史；按照內容編排的主要線索是年代、是人物、還是事件，可以大致劃分為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等。其中，編年體是我國較早出現并發展得非常成熟的一種史書體裁，有其獨特的價值，至今仍是各類史學著作普遍采用的一種基本形式。我們開展黨史研究、撰寫黨史基本著作，也應該注意采用這種體裁。早在1980年，胡喬木同志就提出，“我們要把中國的歷史科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就必須開辟更廣闊的研究領域”，而不能只注重編寫通史。胡喬木同志這個觀點對我們研究和編寫黨的歷史是很有啟迪意義的。在目前國內已經出版的大部頭的黨史著作中，像《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都是采用通史的寫法；雖然也出版了一些編年體的黨史著作，如原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以及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1921年7月—2021年6月）》等，但不論是體量還是分量，都相對比較有限。這就決定了以編年體的體裁，把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系統寫出來，自然就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編年史》，顧名思義，其體裁就應當是編年體。以這樣的體裁反映黨史，能不能反映、怎么樣反映、反映出來是個什么樣子，此前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成型的模子可以參考，只能在摸索和總結中前進。在編寫過程中，課題組打破之前撰寫黨史通史的思維慣性，主要采用編年體這一體裁，用鮮明的時間線和重要的關節點，串聯和貫通黨史的發展脈絡，按年設卷、每月成章、逐日記敘，精心設計條目的核心內容和出現時間，努力做到黨史發展演進的時間坐標一目了然、邏輯線條清晰明確。同時，課題組還根據行文需要輔助采用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對一些重要黨史事件適當進行“打包”“合并”，以求比較完整系統地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以編年體為主、輔之以紀事本末體，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這樣的寫法，不僅本身就具有體裁上的創新性，而且也有效增加了內容的可讀性和生動性。《編年史》的出版，是勇于探索、善于創新取得的寶貴成果，在填補黨史研究空白、創新黨史研究方法方面，具有探索性、開創性的積極意義。

《編年史》的出版，為開展黨史學習、研究、宣傳、教育提供了又一部權威教材和基礎讀本

關于如何看待黨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正確黨史觀。2021年11月，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關于如何“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了三點：一是“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二是“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三是“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同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又強調，要“鄭重、全面、權威地對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持之以恒推進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讓正確黨史觀更深入、更廣泛地樹立起來，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些重要論述中，突出強調了一個“正”字，無論是“正確黨史觀”“正確對待”，還是“正本清源”“正史”，關鍵詞都是一個“正”字。這就要求我們開展黨史學習、研究、宣傳、教育，特別是在編寫黨史著作、黨史教材、黨史讀本時，必須始終堅持和貫徹“正”的標準和要求，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講述和弘揚正史、信史，要正本清源、激濁揚清。《編年史》的編寫就切實貫徹了這樣的要求，努力書寫一部黨史正史著作。

《編年史》在編寫過程中，牢牢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和文獻工作的重要論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正確黨史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相統一，嚴格遵循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黨的歷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注重參考黨中央已經批準出版的黨史基本著作，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突出各個時段重點內容，確保重大事件不遺漏，重要人物濃墨重彩，重要評價有權威依據。總之，這是一部堅持和運用正確黨史觀書寫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正史著作和權威教材，可以成為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推動全黨全社會學好黨史、用好黨史，用黨的歷史教育人、啟迪人、感化人、鼓舞人的基礎讀本和工具書。

作者：曲青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光明日報》（2024年10月2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