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空間和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對不同文化的社會關系與親密關系的作用路徑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就早期的網絡互動而言，BBS空間的匿名性與選擇性及其陌生人之間情感的自由表達，使得網絡親密關系的個體主義情感特征更為明顯，這與中國傳統家庭主義主導的倫理義務型親密關系構成了相當的張力。與之比較，后續網絡社交媒體平臺的充分發展，反而相對更加有利于熟人關系網絡的連接。家庭主義的代際關系、親屬關系及朋友關系等親密關系，可以更多地借助于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而得以強化。總之，個體主義文化與家庭主義文化的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張力，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不同發展路徑之中仍然存在。然而，網絡虛擬數字人尤其是思維克隆的人工智能的可能出現，對不同文化親密關系的變革性作用則有待持續觀察與深入分析。
【關鍵詞】網絡空間 文化型構 親密關系 個體主義 家庭主義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5
【作者簡介】沈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中國人的社會關系。主要論文有《“差序格局”的不同闡釋與再定位——“義”“利”混合之“人情”實踐》《“家”“國”關聯的歷史社會學分析——兼論“差序格局”的宏觀建構》《人緣取向：中國人儒道互補的“關系”實踐——兼論“差序格局”的性質再判定》。
網絡空間的平臺技術發展與社會文化邏輯
網絡社會的興起，一度也被認為是信息社會的到來。從20世紀90年代至2000年伊始，網絡企業及信息技術的革命引發了產業與就業的經濟轉型，推動了網絡互動與虛擬社群的生成，進而也被稱為“網絡社會的崛起”（卡斯特，2006）。沿著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視角可以看到，網絡世界與資本主義體制的混合強化了消費體系和欲望體系，在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同時，使網絡媒介的“擬像”取代了傳統社會的“真實”，進而相較個體而言處于宰制性的地位（葉啟政，1998）。當下電商平臺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網絡社會滲透于政治經濟的中心性地位更加凸顯（劉晗，2021），同時也使得網絡化政治參與和網絡化社會動員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庫爾德利，2024：114～139）。無論如何，網絡社會的來臨，使得人類社會的確面臨著自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革命。這場革命從最早的信息革命到當下的人工智能創新，對人類社會的沖擊與影響無疑是相當持久的。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到來，對于未來的體力勞動以及腦力勞動都具有相當的替代作用，其最終對人類本身的挑戰、倫理風險乃至不可控性，使得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乃至于人類命運都充滿著相當的不確定性。
就社會關系而言，網絡空間與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對30余年來的人際互動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觸動，這也引發了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的廣泛興趣，尤其是推動了社會心理學與傳播社會學在互聯網研究領域的迅猛發展。早期網絡社會學的關注重點多集中于網絡空間所構成的線上“虛擬空間”與線下“物理空間”的二元區隔，亦即更多關注于未能謀面的線上虛擬關系對線下真實社會關系的某種替代，這種替代的結果是在塑造新型的社會關系，抑或導致更為原子化的孤立個體，這是曾經的研究重點之一。事實上，早期網絡空間更多是各大網站的BBS空間，或是與線下生活有明確界限的網絡游戲，由于電腦與網絡使用的某種知識壁壘，不同階層與年齡代際之間的數字鴻溝一度也是造成不同群體線上與線下社會關系交往側重點差異的重要因素。
但隨著社交媒體與智能手機的充分發展，線上社會關系與線下社會關系的交錯糅合日益成為主流。國外的Facebook、Twitter、Flickr、Youtube以及Wikipedia等社交媒體有著不同的功能與平臺整合（迪克，2021），國內的微信、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樣也呈現出了相當的功能分化。與此同時，近年來隨著無線網絡與智能手機的興起，不少老年人使用手機上網的難度進一步降低，其通過網絡進行關系連接的可能性在不斷拓展，“交往在云端”的“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日益成為普遍性的社會關系形態。由于不同的網絡平臺的功能差異，有學者對此提出了7個用于比較不同媒體和面對面交流的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時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線索（social cuse）、存儲（storage）、可復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和移動性（mobility），并傾向于認為網絡社會關系包括了網絡公共社區與個體私人交往這樣兩個重要層面，互聯網對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的作用隨之分為組織群體與私人關系兩個層面（拜厄姆，2020：7～23）。
從網絡公共社區的社會形態來看，網絡平臺的多元化信息雖然有著海量化的趨勢，但諸多網絡公司與平臺出于商業化的需要，總是力圖根據個人偏好推送資訊信息，這在很大程度上對個人及群體造成封閉化效應。這種網絡過濾器或預測引擎可以根據每個人的需求打造一個獨特的信息世界，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過濾泡”（filter bubble），這種強制性的信息過濾不斷強化個人的認知模式，從而在表面上日趨個人化的網絡之中完成對個體的隱秘操縱（帕里澤，2020：8）。這種強化作用并不局限于商業信息，如果加之群體內的過度認同及群體間的分離對立，在社交媒體中極有可能會強化不同群體尤其是政治群體的極端觀點。社交媒體在本質上常常并非促成了自由與寬容的溫和態度，反而是由于其互動人群觀點的相似性，使得自身的極端主義觀點趨于合理化與正常化，同時使得對方陣營看上去比實際情況更加極端，進而可能會導致政治極端主義被進一步強化的社會后果（貝爾，2024：89）。
盡管網絡平臺與社交媒體的信息過濾與內部強化，在商業選擇與政治融合等方面可能存在著諸多的消極可能，但是社交媒體的興起對普通人表達“自我”與社會連接的拓展始終有著傳統社會難以想象的提升，并且對社會關系與組織連接的基本方式有著根本性的觸動。毫無疑問的是，社交媒體與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無疑相對削弱了社會精英的表達權力，而使得普通民眾能夠在網絡上主動發聲，這在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普通民眾難以發聲以至于“無聲”的社會格局。諸如Flickr等網站的圖片分享平臺使得普通民眾的圖片分享與匯集構成了信息傳播與事件聚焦的基礎，這樣的網絡平臺使得大規模人群從共享、合作到集體行動的自組織模式得以可能，亦即為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提供了可能。這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同時也體現在社會性的“人肉搜索”與網絡輿論的重要作用之中，網絡輿情可以對某些事件的法律介入以至制度變革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舍基，2012：23～43，115～129）。
由此，網絡平臺及公共社區有助于陌生人進行自組織，進而對公民參與及組織行動都有著顯著的積極作用。尤其對于中國社會而言，網絡輿論監督對于推動監督基層政府與信用建設具有重要作用（沈毅，2013）。然則，我們始終要關注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組織結構與網絡平臺的不同作用與銜接可能。如網絡平臺“人肉搜索”的輿情作用機制在不同社會文化之中都在發揮作用，但在中國社會網絡輿情所可能造成的“社會性死亡”仍然帶有儒家文化的“臉面”道德意涵（劉能等，2021；高亮等，2023）。這種全民式的網絡輿情雖然已不同于傳統鄉土社會的隱私透明機制，但仍然抱有對他人隱私的深度窺探欲，同時往往對他人行為有過高的社會道德要求。不同的社會文化心理使得同樣的作用機制可能在不同情境之下有著不盡相同的脈絡機理與社會后果。
如果聚焦到兩者交往的社會關系，互聯網的技術發展與不同社會文化的不同銜接路徑更加值得深入關注。進言之，網絡平臺對于中國人以家庭主義文化為要核的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的作用機理，與以個體主義文化為要核的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的作用路徑可能不盡相同。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新發展，對不同文化的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的作用機理存在著相當的差別，以至于某些社交媒體的細節性技術設計本身更多是趨于適應不同的社會文化需求。事實上，就技術與社會文化的關聯而言，不同于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與技術的社會構建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術的社會形成論（social shaping perspective）及技術馴化論（domestication）則更多認為技術與社會文化在不斷地彼此影響，人們最終通過馴化與適應趨于將技術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拜厄姆，2020：26～52）。在這種技術發展與社會文化的交互作用過程之中，互聯網技術發展與不同社會文化的親密關系變遷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邏輯，這才是本文力圖初步厘清的研究脈絡及主要的問題意識。
從群體性孤獨到情感共同體：網絡化個體主義的雙重面相
如上所述，網絡平臺與技術發展對經濟、政治及社會各個層面產生的作用及其后果，在各個領域可能都存在著雙刃劍效應。如果從社會心理學及傳播社會學的視角而言，我們可能更為關注的是網絡技術發展對于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的重要影響。對此，已有相當多學者做了比較細致的實證經驗研究，但文化比較意涵的理論討論可能還相對欠缺，尤其是不同社會文化之中社會關系與親密關系的原型差異往往沒有得到關注，從而相對忽略了不同社會文化作用路徑在網絡平臺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差別。
在既有的對個體主義關系及其網絡交往問題的反思性研究中，雪莉·特克爾的《群體性孤獨》一書取得了較大的反響。在特克爾（2014：1）看來，“當我們和機器人談情說愛、與智能手機難舍難分時，我們通過機器重新定義了自己，也重新定義了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出于對親密關系的渴望，我們與機器人的關系正在升溫；我們在網絡上與他人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卻變得越來越孤獨”。在特克爾的研究之中，對與機器人互動以及與網絡他人互動的反思指向核心問題——網絡互動并未帶來革命性的親密關系發展，人機關系最終無法替代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因此，看似網絡空間、電子寵物與機器人所帶來的社會關系擴展以至于人機之間的親密關系發展，本質上可以歸之為一種“群體性孤獨”。某種意義上，“群體性孤獨”的觀點傾向于認為網絡進一步加強了個體主義的文化，亦即認為網絡關系拓展了弱連帶以至于陌生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但對于強連帶“親密關系”的建構作用始終有限，因而其本質上并未改變個體內心的“孤獨感”。
就諸如美國社會的個體主義文化的內核而言，其個人中心的價值觀在極端意涵上本身就構成了對親密關系的嚴峻挑戰。應該說，早期Web1.0的電腦網站與BBS網絡空間模式，開始了某種匿名性的網絡社會關系互動的可能，這在本質上恰恰是與個體主義文化的自由選擇性相契合的。網絡空間之中匿名性的自我呈現可以更多帶有某種自由性，個人主義的自我表現在其中往往更少顧忌。戈夫曼（2022）所謂的某種日常生活中的戲劇表演可以在此被懸置，其自我呈現可以在匿名性的不在場條件下更多展現出其“本我”的面相，而非社會性的角色期待。我們可以認為，早期的線上關系恰恰更多體現的是短期性社交關系，的確更多體現了情感性個人主義的特征。亦即這種線上短期性社交關系更多是由于彼此興趣或吸引所展開，個體所展現的自我也更加符合其自由意志，個體的自發情感及其隨時中斷是這種短期性社交關系的基本特征。簡言之，陌生人網絡社區及其短期性社交關系本質上是與個體主義的價值觀趨于一致的，某種與線下社會關系相分離的線上社會關系，更有助于個體主義價值觀通過網絡空間進一步放大。
與之相比較，Web2.0社交媒體的重要革命，真正打破了所謂線上虛擬社會關系與線下社會關系的二元區隔。各種社交媒體的交往空間拓展，其重點可能并不在于線上關系，反而更多地成為線下社會關系聯絡與拓展的重要依托。當然，諸如Twitter、Flickr、Youtube以及Wikipedia等社交媒體，還是有著更多自我展現、信息共享與知識積累等功能。但以Facebook為核心的社交網站，則在根本上是某種線下社會關系的聯絡途徑與呈現方式，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線下社會關系的聯絡方式，尤其為不同地理空間的熟人網絡提供了聯系的便利。由此，Facebook等社交網站在本質上恰恰構建了某種熟人網絡的線上空間，這種網絡空間與展現方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信息與關系的公私邊界，一方面，能夠展現個人的社會關系資源；另一方面，則對個人及家庭的隱私保護構成了相當的挑戰（米勒，2020）。從這個意義上講，Web2.0的社交媒體及其網絡空間的擴展，恰恰成為個體在現實社會之中自我展現的某種回歸，其實質基礎則在于熟人社會網絡的重構及其呈現，相當程度的線上實名性特征及其與線下關系的大量重疊構成了其主要特征。
這樣的社交媒體對于更為緊密的線下親密關系而言，無疑也成為跨越不同地理空間而進行聯系的重要工具，但大量熟人關系的弱連帶維系對于更為緊密的親密關系的建立與發展而言，可能的確作用相當有限。如果個體缺乏婚戀及家人等親密關系的互動，而投身于網絡空間及社交媒體的弱連帶互動，恰恰會造成了看似大量投入社交、卻缺乏深度親密關系的“群體性孤獨”。從美國人的線下社會關系來看，有研究通過美國綜合社會調查發現，2005年與1984年相比，美國人認為和自己討論重要問題的人減少了28%，以朋友為知己的比例從73%下降到了51%，亦即美國人越發孤獨了（M. McPherson; L. Smith-Lovin & M. E. Brashears, 2006）。然則，網絡交往對于美國人個體主義的孤獨感是何作用傾向，“群體性孤獨”觀點對此傾向于認為，網絡交往在深層意涵上強化了這種個體主義的孤獨傾向。有研究進一步將其稱之為某種社交媒體時代的“數字化孤獨”，近年來對美國年輕人的調查研究顯示，即使對年齡、性別、關系狀況和生活狀況等重要變量加以控制，使用社交媒體頻率最高的25%的人和使用頻率最低的25%的人相比，前者感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兩倍。這正體現了當下社交媒體的最終后果，大量投入于弱連帶的線上互動而缺乏深度的親密關系，最終恰恰加劇了個人的孤獨感（德魯因，2023：116）。
但另一些實證研究則認為，早期的網絡關系不僅提供了弱連帶拓展的可能，同時也為親密關系的強關系連接提供了可能。如在韋爾曼等人看來，網絡空間在事實上不僅可能更多提供了弱連帶社會資本的信息支持，也更多提供了婚戀與朋友的強連帶情感交往的可能。他們認為早期的線上社會關系與線下社會關系相比，可能在很多方面并沒有質的差別，網絡只是更大程度地拓展了交往的可能（B. Wellman & M. Gulia, 1999）。盡管韋爾曼等人對于網絡互動的積極取向，構成了對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的質疑，但其有關個體主義關系框架的內在邏輯仍然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就網絡空間對于緩解抑或強化個體主義文化中的孤獨感有著不同的看法與分析點。特克爾“群體性孤獨”的分析更多有著對電子寵物和網絡游戲角色判斷的證據，而韋爾曼的分析則已經更多地指向線上與線下社會關系的融合與拓展，他認為網絡虛擬社區恰恰構成了對線下社區缺失的重要補充，但兩者對個體主義的文化內核的判定還是一致的。
在這種線上與線下個體主義關系及其社區拓展的判定上，韋爾曼提出了“網絡化的個體主義”的概念。在他看來，由于個體主義社會之中，家庭、社區與組織關系相對弱化，社交媒體所促成的以個體為中心的網絡連接在現實層面還是構成了某種“網絡化的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lism）（雷尼&威爾曼，2015）。這種網絡化的個體主義更加凸顯的是個體不在場的情感性個體主義，反映了在現實社會個體主義邏輯之下，通過社交媒體而實現了以個人為中心、以弱連帶為主體的社會關系網絡。與此同時，個體在網絡上根據個人興趣而加入的若干網絡社群，則可能類似于某種網絡俱樂部，也可以看作是某種自由選擇的網絡部落，或者可以說是網絡上更加具有流動性與松散性的“情感共同體”。這樣的“情感共同體”的內在邏輯仍然是個人主義自由選擇價值觀，因此社交媒體在個體主義文化之下也趨于更多凸顯后現代的個體情感關系及其網絡社群“情感共同體”的可能（馬費索利，2022：1～35）。
總之，網絡社群性的“情感共同體”，恰恰反映了網站及其后續社交媒體所可能對“個體主義”社會關系連接的積極效用，其本質更多是趣緣選擇性而非倫理義務性的。因此，“網絡化的個人主義”在本質上還是某種弱連帶社會關系通過網絡條件的擴展，“情感共同體”更多是趣緣性質的同好連接，而電子寵物與網絡游戲的發展進一步造成“群體性孤獨”也同樣是其必然結果。因此，“群體性孤獨”與“情感共同體”，更多還是“網絡化個體主義”在自由主義條件下的雙重面相與可能后果，自由選擇性始終還是其個體主義的內在要核。與之不同的是，家庭主義文化可能更多凸顯的是某種“需求法則”的倫理義務為主導的親密關系，網絡技術與發展如果應用于家庭主義的社會文化，基本的作用效果及其微觀技術的行為策略可能有相當的不同。這種文化比較的視角是本文分析的重點之所在。
個體化與家庭主義的張力：中國人網絡親密關系變遷的雙重面相
如果就中國社會而言，網絡空間及網絡社會的到來，被認為是更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尤其是早期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對于中國傳統諸如鄉土社會的熟人關系以至親密關系具有相當明顯的解構與重構作用。陌生人的匿名互動對傳統“差序格局”的親疏遠近構成了嚴峻挑戰，似乎從根本上觸動了傳統家庭主義關系的基石（黃厚銘，2000）。某種程度上，Web1.0的BBS網絡空間匿名性及其內含的情感性主導的個體主義價值觀，恰恰構成了對中國傳統重視人倫義務的社會關系的深度觸動（沈毅，2010）。社會學觀點也曾經認為互聯網社會關系與中國人的線下社會關系性質有著根本差別，這是一種個體主義文化與家庭主義文化之間的張力，或者說是，時間維度短暫性、空間維度高選擇性的“松散關系”是對于時間維度長久性、空間維度低選擇性的“固定關系”的某種替代可能（翟學偉，2013）。其潛在的意涵應該在于，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鄉土社會安土重遷、缺乏流動、累世而居的家庭主義社會關系似乎要受到根本性的觸動，很可能會趨于發生偏向自由選擇的個人主義關系轉型。
其中，網戀與愛情的問題是網絡互動的一個典型，這也包括了網戀最終發展成為線下愛情或者是純粹的網戀及網婚關系（惠蒂&卡爾，2010：7～37）。這些線上或線下的網戀現象在中國社會也大量存在，早期中國的天涯網站就出現了局限于線上的網婚現象（劉華芹，2005：80～103）。這似乎一度也是中國人通過網戀而發生個體主義關系轉型的明證，情感性關系而非義務性關系似乎是網絡互動的顯著特征。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社交媒體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對個體主義親密關系的轉型產生了進一步的重要作用。有研究關注到了由社交媒體所連接而發生的一次性身體親密關系，這至少說明中國傳統的婚戀、性別觀念及其行為正在發生重要變遷，年輕一代對于情感、身體以至性關系的觀念與行為日趨自由，網絡平臺與社交軟件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條件（田林楠，2022）。由此，網絡技術所帶來的不僅是個體在網絡空間的虛擬社會關系，更為某種自由主義或少數群體的親密關系提供了可以拓展連接的技術可能。客觀上說，伴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與獨生子女政策的重要作用，中國社會及家庭結構本身也正在發生“個體化”的重要轉型。少子化的格局不可避免地推動了傳統家庭主義親屬關系的逐步疏離，個體婚戀模式選擇的多元化格局也日趨明顯，網絡平臺與社交媒體的發展恰好為某種自由主義的交往模式提供了技術可能。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的是，家庭主義的社會關系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并未完全削弱，反而由于微信群等技術手段的支撐而得以重新加強。亦即，網絡社交媒體的運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地理空間的流動所造成的關系衰退的問題，使得身在不同地點的老鄉、親屬、同學等的關系都能夠重新通過網絡連接起來。尤其是線上微信群的關系網絡有助于重新建構鄉村共同體的家庭、親屬及老鄉聯系，這樣通過線上群體聯系的相互支持某種程度上重構了地方的整體性社會資本（金恒江等，2020），也對傳統鄉村的親緣和業緣關系的重新嵌入提供了技術支撐（郝國強，2020）。如果從個體社會資本的視角來看，社交媒體及網絡平臺同樣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人線上與線下社會關系的融合與發展。在前述韋爾曼對美國人線下關系及線上關系相互融合共同推動社群整合與社會資本發展的研究基礎之上，邊燕杰等人（2019）的調查研究更多關注于中國人的線上社會關系與線下社會關系之間的虛實轉換，線上與線下社會關系的相互補充與轉化而共同構成了個體社會資本的不同部分。
然則，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個體主義文化的社會資本與家庭主義文化的社會資本始終有著相當的差別：韋爾曼所提出的“網絡化的個體主義”，很大程度上還是凸顯了個體主義的網絡關系之中強連帶的情感投入與弱連帶的信息支持特征；家庭主義的網絡關系則更多重新呈現了“差序格局”親疏遠近的社會支持功能，以家人及朋友為中心的強連帶義務性責任的重新嵌入仍然是家庭主義網絡關系的核心特征。進言之，社交媒體的雙向作用為家庭主義社會關系的連接提供了重新社群化與關系化的技術可能，尤其是親緣與業緣的微信群在當下社會流動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為其日常交流與互動提供了網絡空間的拓展可能。微信群正在成為群體互動的重要中介，微信群的群聊功能實現了多人互動的可能，看似相互分離的若干微信群已然成為個體進行社會連接的基礎（姬廣緒等，2017）。但就其實質而言，微信群及朋友圈的實質重點并非是拓展了弱連帶，而更多是重新組織強化了既有的強關系連接，其重新建構的圈子文化本質上是重新回歸熟人社會，現實社會尤其是職場或業界的權力等級關系在其中也重新得以回歸（曾一果，2017；T. Xiaoli, 2021）。
從家庭主義內核的家人及朋友關系而言，微信及其通話、視頻等功能對于核心性的朋友與親密關系、家人與代際關系互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這在很大程度上對原有的電話、手機等媒介的通話功能構成了替代作用。隨著社會流動的增加，微信給異地家庭關系互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吳煒華、龍慧蕊，2016）。與此同時，智能手機與網絡平臺技術的使用，對于一些老年人而言，相當程度上起到了彌合數字鴻溝的作用（周裕瓊，2018）。微信與智能手機的交互使用使得遠距離的代際關系互動成為可能，這應該也得益于包括農村地區在內的成年子女幫助父母老人學習智能手機與使用微信的“文化反哺”（洪杰文等，2019）。當然，并非所有老人都能夠有效學習與使用智能手機及其微信軟件，這就為更具家庭主義文化特色的家庭智能攝像頭的興起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分析了這種智能攝像頭在異地相隔的親人連接中，發揮著親情聯結、遠程照看、健康監護與數字記憶功能，生成了一種深度媒介化的數字親情。這種智能攝像頭對于一些不擅長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而言，更為符合其與子女互動的需要，因此對于農村留守老人及其子女的長期關系互動更為重要（劉戰偉等，2023）。
總之，在互動的形式與內容方面，家庭主義與社交媒體之間常常構成相互形構而非解構的關聯。在微信之外，在諸如抖音的表達之中，有研究發現抖音不僅使家庭成員的生命軌跡得以保存和展露，還與家庭生活中親密情感、親子互動等緊密相關。因此，家庭同樣可能成為分析新媒介技術的重要文化視角（孫信茹等，2021）。在這樣的分析視角之下，有研究從留守家庭青年群體的案例研究出發，進一步分析了抖音自媒體及短視頻所呈現的“云端的家”（孫文等，2023）。也正是由于微信等社交媒體與家庭主義文化之間的內在契合性，社交軟件的一些細節性技術設計常常也考慮到了其家庭主義互動模式的實質性需求。例如，微信群的一些諸如紅包的功能比較契合關系主義的禮物文化，紅包功能也成為微信群之中三者及三者以上進行互動的重要潤滑劑，進而成為親緣與業緣網絡連接的重要中介（張放，2016）。又如，微信朋友圈的設定之中，有一項“僅三天可見”的重要功能，其本質上恰恰是個體達成自我展現的同時，可能需要避免在某些重要他人處出現表演失敗的情境崩潰而造成的持續尷尬，同時也可以達成某種個體與不同社會關系及其熟人關系的相對分離（張杰等，2022）。
由此，一些傳播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的案例研究，已經呈現了互聯網技術與中國人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變遷的重要現象，從而為后續的理論建構與持續的經驗研究提供了實質性的研究基礎。家庭主義文化與社交媒體的融合發展，使得“家”并未完全因網絡關系的沖擊而消解，反而得益于社交媒體及網絡平臺的技術連接，家庭親緣關系及代際關系的線上聯系有了新的可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現實社會的社會流動可能對家庭主義造成的沖擊。某種意義上，從“交往在云端”（拜厄姆，2020）到“云端的家”（孫文等，2023）的提法轉變，其實質或許也正是要突出中國人社會關系在網絡空間之中的雙重面相：個體化的自由主義親密關系的上升與家庭主義血緣及親緣關系的重構是同時存在的。網絡本身對中國人的個體化及家庭主義的張力有進一步區隔分化的作用，不同的個體在網絡中可以有基于自身價值取向的交往關系選擇，甚至于同一個體在網絡關系交往中也可以在不同條件下采取不同的行為策略，從而達成某種自由與安全的選擇性平衡。當然，由于中國社會與家庭結構的“少子化”日益明顯及其價值觀念的“個體化”進程，家庭主義親緣關系的相對收縮應該將不可避免，而網絡技術及人工智能的持續發展最終也將塑造新的社會關系及親密關系。
自由與安全之間：網絡親密關系及“人-機”關系的未來展望
中國人的社會關系雖然歷經政治運動的社會改造、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但其內核的家庭主義、“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及其結構在不同的政治組織及經濟組織中可能仍然有相當程度的體現（鄭伯壎，1995；王斯福，2009）。網絡空間的出現，一度被認為是對中國人社會關系及其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全面挑戰。如上所述，網絡社交媒體的確為個體主義的社會關系交往乃至于親密關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同時也為家庭主義社會關系在當下的社會連接重新提供了可能。可以說，網絡技術的Web1.0網站BBS社區和Web2.0社交媒體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與個體主義和家庭主義的不同文化模式有更多的契合性，從而在Web1.0和Web2.0的不同階段也會分別更多彰顯出個體主義陌生人互動與家庭主義熟人交往的不同特征。
當然，上述的階段性特征只是就總體層面而言的，諸多社交軟件及其網絡平臺常常還是同時存在著陌生人與熟人關系的連接可能，個體在其中也有著相當的選擇可能性。無論是個體主義的陌生人關系拓展，抑或家庭主義的熟人關系連接與維系，其根本問題可能還是指向自由與安全的內在張力（鮑曼，2013：228～240；田林楠，2021）。進言之，個體主義與家庭主義兩者各自也都是正負效應并存的雙刃劍，個體主義的自由、選擇與個人孤獨，家庭主義的安全、責任與干涉依賴，都是其在不同條件下的可能后果與雙重面相（許烺光，2002：1～20）。早期網絡空間不在場的陌生人連接，更加凸顯了個體主義自由選擇的可能，其在解構家庭主義義務性關系的同時，如果走向線下交往，也會帶來一定的安全問題。此后，網絡社交媒體的出現與興起則為陌生人與熟人的不同交往提供了不同可能，從而使得個體主義的自由取向與家庭主義的安全取向在不同場景下都有著各自的關系連接可能。
無論如何，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與價值觀的進一步轉型，中國社會與家庭的“個體化”轉型始終是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轉型日益明顯，“虛擬戀人”、“電子爸媽”等現象的出現與不斷發展說明，傳統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及代際關系將受到進一步觸動，這在本質上反映了年輕一代進一步渴望自由而擺脫相互依賴與關系干涉的心理需求，而這樣的網絡虛擬模式的確也避免了和現實個體交往所可能產生的矛盾與安全問題，似乎在形式上是更加趨于解決個體心理需求的自由交往模式。當然，這種“虛擬戀人”或“電子爸媽”實質上還是屬于商業化模式，服務方的情感勞動使得這種“親密關系”本質上屬于商業關系，其一方面顯示了年輕人日益明顯的個體化取向，另一方面這種心理需求滿足顯然也有著階段性與不穩定性關系的重要特征（姚建華等，2021；鄭廣懷等，2023）。由此，個體主義所蘊含的某種自由選擇性在年輕一代身上可能會更加凸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中的“少子化”及其親緣關系的逐步弱化，無疑將使得年輕一代的網絡互動更加趨于個體主義自由選擇性的親密關系。
這種個體主義自由選擇與家庭主義安全依賴之間的張力，實質上意味著某種對于自發式“情感”與倫理性“義務”的不同選擇。“虛擬戀人”“電子爸媽”等現象的本質其實是適應了個體主義自發式“情感”的需求，因此也更加說明年輕一代中國人的“個體化”已然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并可能通過互聯網的技術而得以進一步擴展建構。當然這種完全虛擬化的自由式關系無疑也突破了原有個體主義文化的線下家庭關系與親密關系，從而使得個體主義內心的“孤獨感”通過網絡平臺被進一步放大了。年輕一代在網絡互動之中同樣開始出現的“群體性孤獨”，本質上已經造成了自我與社會之間深層情感紐帶的瓦解（成伯清，2021）。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庭主義的社會關系通過當下社交媒體而再度得以達成“強連帶”連接的可能，從長遠意涵上可能還是某種階段性家庭主義得以延續的結果。年輕一代未來從家庭主義的親緣、地緣等社會關系之中的相對脫嵌，可能已然是不可避免的總體趨勢，這也使得網絡互動的虛擬親密關系的重要性繼續得以提升。
應該說，這種虛擬親密關系的未來發展趨勢已開始進一步進入“人-機”互動的“數字人”范疇。在這種“人-機”互動的網絡發展過程之中，數字化的“虛擬偶像”逐步成熟，粉絲與虛擬偶像的擬社會互動的發生，使得數字親密關系隨之生成（付森會，2024）。表面看來，這種以“虛擬偶像”為交往對象的數字親密關系帶來了一種正面性情感關系的新形態，但其本質上可能進一步強化了平臺的介入，這樣的“人-機”關系也就構成了某種“人-算法”之間的關系，從而突破了傳統“人-角色”之間的互動模式（斗維紅等，2023）。簡言之，“虛擬戀人”“電子爸媽”等親密關系，尚處于商業性的人際角色扮演的“人-角色”關系互動模式，新型的“虛擬偶像”親密關系的發展，則進一步地將這種“人-機”關系發展為某種網絡平臺潛在按照“算法”進行控制及迎合的正面性情感關系。當然，這種數字人既包括了完全虛構的虛擬數字人，也可能是對真人外在元素（如相貌、聲音等）進行復制或模仿的數字人，未來的技術如逐漸賦予這種“復活人”情感與性格，將會重新帶來私人與家庭關系的重要變革（彭蘭，2024）。由此，“數字人”虛擬親密關系未來的多元可能性建構，也使得更趨個體選擇自由化及家庭親緣私密化的不同親密關系有著不同的發展可能。
由此，“人-機”關系的不斷進展，本質上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新問題。進言之，人工智能的情感能力才是其中的核心問題，亦即情感智能是人工智能社會化的核心（皮卡德，2005；明斯基，2016）。由此，虛擬“數字人”的發展也體現了情感智能應用于網絡平臺已經逐步成為現實，只是這種虛擬“數字人”同樣可以產生陌生人、熟人以至于家人互動的不同模式。這應該充分展現了未來網絡社會關系與親密關系拓展的多重可能性。這種對社會關系產生深層影響的多元化發展趨向，很大程度上可能會與不同社會文化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但虛擬“數字人”尤其是思維克隆的人工智能所可能形成的“人-機”乃至“機-機”關系，無疑將在根本上推動親密關系的進一步變革（羅斯布拉特，2016）。當然，同樣需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的最終發展危機恰恰不在于其智力能力，而是其情感與意識能力的發展，一旦其具有思維反思性及欲望，加之網絡的聯合，就可能對人類命運產生根本性的威脅（趙汀陽，2022：5～54）。這樣的擔憂的確是有道理的，但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與變數尚多。我們能夠確認的是，這種思維克隆的人工智能顯然將對不同社會文化都構成相當的沖擊，人類在此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親密關系、家庭婚姻及組織連接模式都將面臨整體更新，各個社會的相關法律及倫理體系可能也需要逐步適應。
總體看來，網絡社會及其技術革命的影響是深遠而持續的，網絡賽博空間從早期網站到社交媒體再到虛擬數字化的不斷發展，使得數字化社會的到來與轉型充滿著不同的可能。盡管幾乎每一次包括信息和傳播媒介在內的新技術浪潮，都會帶來關于終結的宣言，諸如電報、電氣化、電話、廣播、電視曾經都預言了某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可能也都沒有對社會關系本身構成根本性的挑戰，反而最終成為社會關系交往及親密關系互動的重要媒介。與之相比較，網絡技術及賽博空間的不斷發展與更新似乎預示著某種“歷史終結的終結”（莫斯可，2010：158）。但目前看來網絡空間的技術更新可能帶來的最終不是某種終結，而是不斷更新的可能。網絡平臺與技術的不斷更新對于不同的社會文化而言，可能也有著不同技術應用與契合銜接的多元化可能，個體主義的自由與家庭主義的安全對于虛擬數字人的網絡關系發展，可能還是存在著不同的路徑選擇與分化差別。無論如何，人工智能尤其是情感智能的最終發展，使得“人-機”關系以及“機-機”關系對傳統“人-人”關系構成了根本的挑戰，未來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尚需社會學、人類學與傳播學等各個學科的持續關注與相互借鑒。在研究方法層面，質性的研究方法與網絡民族志的研究，在互聯網的社會關系與親密關系研究中始終有著相當的空間與理論創新的優勢（卜玉梅，2012；米勒等，2014）。其中，以參與觀察法為核心的倫理問題研究，在未來的“人-機”關系時代無疑將會更加凸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家庭主義脈絡下的代際關系實踐與孝道變遷研究”暨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義利張力下的社會關系實踐及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2ASH010、21SH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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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桂 琰 美 編∕周群英
Cyberspace, Cultural Configuration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Change
Shen Yi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yberspace and its Internet technology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ath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erms of early online interactions, the anonymity and selectivity of BBS space and the fre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between strangers made the individualistic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ore prominent, which constituted a considerable tension with the ethical obligation typ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ism. In contrast,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subsequent network social media platfor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of the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of familism, such a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kinship relationship and friend relationship, can be strengthened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and Douyin. In shor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freedom and security of the individualism culture and familism culture still exists i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However, the possible emergence of virtual digital human in cyberspace, especially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ought cloning, has a transformative effect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that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observed and deeply analyz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Keywords: cyberspace, cultural configurat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ism, fami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