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研究表明，社交是人類的天性，是建構人生意義的場景。傳統社會理論默認與他人身體同場的共情互動是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正常形態，而把身體異場的互動解釋為社交的非正常形態和孤獨感的來源。以數字媒介為中介的數字社交的社會化與主流化證明，身體異場的多模態共情互動也是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正常形態，是對身體在場社交關系的重構。正在發展的與聊天機器人的共情互動則代表了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新形態，是對身體異場社交關系的再重構。與智能機器社交意味著機器智能介入了人生意義建構，因此積極倡導和推動人工智能為善亟需被重視和呼吁。

【關鍵詞】社交重構 機器智能 人工智能為善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3

【作者簡介】邱澤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博導，數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數字社會發展與治理、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主要著作有《重構關系：數字社交的本質》《數據要素五論：信息、權屬、價值、安全、交易》《技術與組織：學科脈絡與文獻》等。

引言

在過去兩年時間里，以語言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掀起了新一波浪潮，智能技術不斷迭代，智能水平不斷提升。2024年9月，OpenAI公司又發布了其聊天機器人準五代產品ChatGPT-o1，它不僅可以與人聊天，還能詳細展示推理過程，代表了生成式預訓練人工智能的前沿水平。同年9月，一向主張為機器立心的北京大學朱松純教授攜帶他的智能機器人小女孩（Little Girl）“通通”亮相總臺綜合頻道《開講啦》節目，為中小學生主講了新學年開學第一課，展示了小女孩“眼里有事”的“自主”能力。

無論是以ChatGPT為代表的語言大模型，還是以小女孩為代表的機器之“心”，都代表著一個新的趨勢，即機器智能不僅能動手做事，還能開口說話；不僅可多階段推理，還能自主決策與自主行動。這一趨勢意味著機器智能愈發具備人們通常指稱的社會人特征，也因此將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新的想象空間和實踐可能。

自從20世紀50年代科學家們提出人工智能構想以來，機器智能的科學與技術就在不斷發展之中，且呈現波浪式前進的趨勢（張鈸，2024；羅素、諾維格，2022）。每一波機器智能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都會給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帶來新的希望，從日常生產生活到人類面對機器智能的主體性，各個領域都在探討人工智能的影響。當人工智能像人一樣開口說話時，人類開始思考機器智能對社交的影響。

本文將從人類社交天性的討論開始，分析人類社交天性與機器智能的交集，探討身體異場的數字社交，以及人類社交關系的再重構，即從與他人社交轉向與智能機器社交。

人類的社交天性

如果憑借直覺，人們會本能地區分“自己人”和“其他人”，且把與陌生人或與不那么熟悉的人即“其他人”的相聚交往歸為社交，卻把與家人、好友即“自己人”的相聚交往排除在社交之外。與人們的直覺不同，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把與家庭成員的相聚交往也歸入社交。

為了更清晰地討論社交，我們首先看下辭典的解釋。遍覽各類漢語詞典，其對社交的解釋通常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往來。”顯然，詞典說的是抽象的人，而日常生活里的人是具體的人。對非科學領域的讀者而言，詞典的解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距離，不太容易理解。那么，社交到底指什么呢？

為探討語言大模型對社交的理解，2024年5月底，我們求助了文心一言、訊飛星火、通義千問和騰訊元寶等一眾人工智能平臺。我們給不同人工智能平臺的提問是一樣的，都是：“什么是社交？”可是，從不同人工智能那里得到的回答卻有些不同。

文心一言的回答既抽象又通俗：社交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無分你我，共同交流、互動和分享。說此回答通俗是指它給出了社交的形象形態，即人們聚在一起；說其抽象則是指交流、互動、分享這些動詞聽起來似乎很容易理解、細想卻存在諸多疑問。比如，什么叫分享？什么叫交流？訊飛星火給出了一個相對科學的解釋：社交是個體或群體間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進行信息、情感、資源的交換。它強調了社交的目的、形式，明確了社交的主體，以及交流的內容。通義千問的回答則相對具體：社交也稱社會交往，是指個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相互往來，涉及物質和精神的互動。不過，也涉及抽象刻畫，如互動。騰訊元寶特別指出它引用了13篇文獻作為參考，其回答也與通義千問一樣強調社交的情境性和歷史性。Kimi則將社交定義為個體之間為了建立、維持與發展人際關系而進行的互動和交流。顯然，它說的社交是與自己之外的人包括“自己人”的交往。Poe認為：社交是人與人之間交流互動、建立聯系的過程。這樣的理解更為具體，明確了社交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非群體間或組織間的關系。ChatGPT-4.0定義的社交是人與人之間通過交流互動來建立和維系關系的過程，這種交流可以是面對面的，也可以借助其他媒介進行。在本文成稿之際，我們求助了ChatGPT-o1，經過推理，它提供的解釋是：社交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主要包括溝通和關系建立，具有信息傳播、情感支持和促進合作等重要功能。該回答似乎綜合了前面不同解釋的要點：人與人之間、關系、溝通、信息、情感、合作等。

據此，我們可以簡潔地把社交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合作沖突、關系建構等。在社會學里，人與人之間凡此種種，都可以歸為互動。因此，再簡單地說，社交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共情互動。進一步科學地歸納可以發現，社交有4個基本要素：主體、媒介、對象、內容。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默認主體是人，即發起共情互動的主體是人，不特指你、我、他，而是泛指任何人類個體，是一個抽象名詞。

既然社交關系僅限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那么人與神明或動物的交流，便不被視為社交。一個直接的理由是對方缺乏人類的情感思維，缺乏共情。有些人可能覺得與寵物（如鸚鵡）有互動和溝通。然而，沒有共情便難以被稱為與人類的交流，更談不上社交。人類交流的內容在于思維的碰撞和情感的傳遞，而不僅僅是互動。我們對寵物的情感，更多地停留在對其生物屬性的認知上，例如它們生病時我們會感到同情、它們離世時我們會感到悲傷，這些情感并不等同于人類之間的情感，而是人類情感在動物身上的投射。動物的反饋更談不上是與人類的共情。因此，將寵物視為與人類等同的交流對象，仍存爭議。

這一波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挑戰是，當機器智能具備與人類交流的能力，且可以通過交流實現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合作沖突、關系建構等功能和目標時，智能機器是否是人類社交的對象，人類與智能機器的共情互動是否也是人類的社交？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社交，理解人類社交的屬性以及滿足社交需求的路徑和方式。

社會心理學家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man）在《社交天性》中解釋了人腦為什么傾向于與他人打交道，且用一個副題“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呼應主題“Social”（利伯曼，2016）。在英文語境里，“Social”覆蓋了與不同人類對象的社交互動，無論是與伴侶、一群人，還是少數人，但并不包括智能機器；在中文語境里，“社交”通常指走出熟人圈子的、公共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際交流活動，也沒有把智能機器作為對象。

利伯曼的研究結論指出，社交是人類的天性。支持天性的有三大驅動力：首先是連接，人們總是傾向于與他人建立連接。其次是心智解讀，通過與人連接，人們可以解讀心智，理解他人的想法，并從他人的反饋中了解自己。最后是協調，人們通過協調自己的思維與行為來適應社會。換句話說，從社會心理學視角出發，人類的社交是將自己置于社會之中的適配性前奏，是建構人生意義和價值的社會行動。

社會學更傾向于用事實證明社交的天性。釋放天性的第一驅動力即連接的條件是接觸，與他人和社會的廣泛接觸。1938年2月6日，《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賓州一座農莊里5歲女童安娜的故事。安娜是私生子，母親由于害怕遭到非議，在孩子出生后就將其關在了二樓的儲藏室。當安娜被發現時，她靠在煤桶上，雙手抱頭，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也不會自己吃飯，更沒有任何情感表達。社會學家戴維斯（Kingsley Davis）對安娜的經歷進行了研究，指出人的社會發展與人的生理發展必須同步，如果沒有社會維度的發展，人的有機體發展將變得毫無意義，連維持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沒有（Davis, 1940）。社會發展的第一步是與他人的接觸，即社會連接。只有在建立社會連接之后，才有機會進行心智解讀和與社會協調。安娜缺乏與他人接觸的機會，自然沒機會解讀他人心智、習得社會規則，進而也無法讓自己與社會適配。八年后，戴維斯把安娜案例與另一個幾乎與其同時發生并類似的伊薩貝爾案例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安娜通過特殊教育機構的養育，社會技能逐步得到提高，學會了說話；同樣，經過強化教育，伊薩貝爾幾乎獲得了與同齡兒童相似的發育水平（Davis, 1947）。

事實證明，人只有與他人和社會接觸才有機會獲得心智解讀的能力，才有機會對社會場景進行判斷，并在社會場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釋放社交天性，進而建構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可是，如果人不是與人接觸而是與其他生物接觸，是否也能釋放社交天性呢？1920年印度傳教士辛格（Joseph Amrito Lal Singh）在勾達姆里村一個巨大白蟻穴附近的狼群中發現兩個人形生物，辛格將這兩個“怪物”帶回村里，發現她們是兩個女童，大的約8歲，小的約2歲。根據辛格自己發行的小冊子介紹，“狼孩”剛被發現時，行為與狼無異，她們在每天的午夜到凌晨三點會像狼一樣引頸長嚎，沒有人類感情，只知饑則覓食，飽則休息，對他人沒有興趣。狼孩案例說明，社交天性如果不是在人類社會釋放，也不會獲得人類社交的特征。簡言之，建立社會連接、與人相處是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關鍵條件。接下來的問題是，與人相處到底指什么？

身體異場的社交

與人相處的直接形態指相聚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即身體同場。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很容易觀察到，人從出生開始，除非意外，都處在與他人身體同場的相處場景里：與父母相處、與保姆相處，與其他家人相處，與鄰里相處，與同學相處，與陌生人相處，與社會相處，等等。在數字媒介社會化應用之前，與人相處通常指身體同場的連接、心智解讀及協調，是釋放社交天性的前置條件。身體同場的人際交往也滿足了我們對社交的基本定義：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合作沖突、關系建構等共情互動。或許是由于身體同場的社交太常見了，以至于人們把身體同場當作了社交的默認狀態。

盡管如此，我們卻不能確認身體同場是人類社交的唯一形態，或身體同場是釋放社交天性的唯一條件。我們的理解是，在數字媒介出現之前，人類沒有其他可資運用的社交媒介，這才讓身體同場成為社會交往的必要條件。甚至為了身體同場，人類在不斷地發現和創造各種實現連接的路徑，如從自然水路、鄉間小路到城際公路、鐵路，再到空中通路。人類的社交因連接的發展而不斷拓展，只是均沒有改變身體同場的形態。當然，這些連接不僅連接人，還連接物。千百年來，連接雖然在不斷發展，卻只是在人際連接的場景促進了身體同場，也因此帶來一種刻板印象——只有身體同場的，才有社交。

一個或許不是被有意忽略的事實是，從電報時代開始，準確地說從書信時代開始，人際連接便開始擺脫身體同場的束縛。進入電子時代，從電報到電話，從有線到無線，都是這一發展的見證。必須明確的是，在電話普及之前，身體與共情互動分離的社交并非普遍形態。盡管如此，身體與社交分離的事實還是讓人們思考：釋放社交天性是否一定需要身體同場。對此，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的回答是肯定的（特克爾，2014，2017）。

在第一波互聯網泡沫快被人遺忘的時候，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特克爾（Sherry Turkle）用一部專著《群體性孤獨：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以下簡稱《群體性孤獨》）向社會發出了靈魂拷問。她的言下之意是，互聯網（那時，人們還很少用“數字技術”概念）不只給社會帶來了經濟泡沫，還給人類帶來了情感（或許是精神）泡沫。隨著話題的快速擴散，“群體性孤獨”一時成為了熱議的社會性話題，某互聯網大廠組織過多場專題研討會，聚焦于人們被互聯網連接和纏繞的身心感受，將應接不暇的信息轟炸稱為“信息過載”。

特克爾的敏銳讓她抓住了社交形態與人類心靈波動變化的歷史時刻。移動終端的普及是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發展的里程碑，也是數字技術影響社會及社會交往的颶風口。就人與人連接而言，1973年世界上第一部移動電話的通話成功似乎預示著即將開啟以數字媒介為中介的人類交流新時代。遺憾的是，直到21世紀前，移動電話只是漸進式地開發出了通話、游戲、短信等功能，依然沒有突破雙邊通信的格局。幸運的是，其后的發展不僅是快速的，還是劇烈的，它讓移動電話變身為個人終端，把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不斷地納入移動終端，讓移動終端變身為人類身體的外置部分。移動終端技術創新與應用的大眾化給人際連接帶來的顯見影響是“低頭一族”初見端倪，每一位低頭專注于移動終端的人似乎都在終端里釋放著人類的社交天性：連接、心智解讀、協調。對社交天性的滿足而言，數字社交無疑是對身體同場的革命，在本質上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交往范圍、交往邏輯，是社交關系的重構（邱澤奇，2024）。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一方面興奮地體驗著移動終端技術與設備帶來的新奇與便利，釋放著自己的社交天性；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投身其中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彷徨于初試數字社交的協調性。

人們的彷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自以電子媒介為載體的連接技術誕生以來，移動終端才真正為人類社交實現連接泛在提供了技術能力。在每一個節點（人和物）之間實現連接泛在是有理論依據的。從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送信實驗到近些年學者們對人際網絡自然屬性的數理論證，幾十年的科學探討都表明，人際之間存在建立社會關系的短路徑，即俗稱的“六度分隔”（瓦茨，2011）。數字技術為陌生人之間實現連接泛在提供了可實踐的技術能力。準確地說，這種連接不只是在陌生人之間，更是在人與萬事萬物之間，包括智能機器。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容易發現自己連接的范圍越來越廣泛，連接層次也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的人容易產生一種世界盡在自我掌握之中的體驗與感受。由此，與其說人們是對數字社交彷徨，不如說是因被與數字社交同時到來的連接泛在沖擊而彷徨，這也是從連接稀缺忽然轉變到連接充裕所造成的不知所措，就像是一位剛剛有手機的人迫不及待地要給所有人打一遍電話一樣。

在移動互聯網到來初期，《群體性孤獨》觀察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依賴如智能手機、數字媒體和虛擬現實等數字技術，人們對虛擬世界更感興趣，從而忽視了真實世界身體同場的社會交往。特克爾認為，進一步可觀察的后果是人們盡管保持著與他人的聯系，其交往卻是淺層的，缺乏深刻情感的，也鮮有真實的互動。人們從在線聯系中感受到的不是關愛和親近，而是孤獨和隔離。一方面，身體同場交流的缺乏或缺失降低了人們表達情感的能力；另一方面，虛構身份還導致人們與自己的真實感覺和情感分離。

特克爾對數字連接給社會交往帶來的負面影響表示擔憂。在擔憂之外，她還努力地為群體性孤獨提供解藥，比如她在2015年出版的《重拾交談：走出永遠在線的孤獨》（以下簡稱《重拾交談》）。特克爾堅持認為，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正確方式依然是面對面交談。盡管《重拾交談》也被譯成了十多種語言（中文版于2017年出版），可與《群體性孤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它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似乎遠不如《群體性孤獨》。在此之后，特克爾還出版了《共情日記》（Turkle, 2022），提出在療愈自我、尋找生活意義的過程中，人際關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只是，這部著作引起的議論也較為有限。

事實是，沒有人忽視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重要性，被誤讀的可能是釋放社交天性的條件變了，而且是革命性的變革。在《群體性孤獨》之后，《重拾交談》和《共情日記》的遇冷，除了內容市場因素之外，還在于特克爾誤讀了人類正在發生的社交革命。隨著“互聯網世代”逐步登上歷史舞臺，數字社交也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社會交往的主流形態，數字媒介成為釋放人類社交天性的主流條件，歷史潮流從身體同場切換到了身體異場卻心靈同場。“互聯網世代”從有能力進行社交開始就在運用數字媒介，他們習慣了運用數字媒介的社交，而不像他們的父輩和祖輩那樣成長在較為單一的身體同場環境里而習慣于身體同場社交，且以身體異場為特征的數字社交是后來的，因此祖輩和父輩也只是因經濟性和便利性而被迫適應。換句話說，當特克爾用自己數字移民（Prensky, 2001）的視角判斷數字原住民的體驗時出現了視角偏差，她對身體同場的呼喚不過是偏差的呈現而已。

面對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社會生活包括身體異場社交的主流化，人們的反應是多元的。一些學者表達了與特克爾相似或不同的觀點。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認為，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導致淺層思考和注意力分散（卡爾，2010）。舍基（Clay Shirky）則認為，連接泛在是一種組織力量，是一種社會參與的網絡，還是一種集體智慧（舍基，2012）。博伊德（danah boyd）認為，如今的青少年正是借助連接泛在進行社交和自我表達，網絡為青少年提供了寶貴的社交空間，補充而非替代了現實社會里的互動（boyd, 2015）。針對社會普遍擔憂的網絡游戲，約翰遜（Steven Johnson）甚至認為，復雜游戲實際上可以提升人的認知能力，并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人的社會化水平（約翰遜，2020）。

回到社交，既然人們可以習慣于運用數字媒介的社交，說明身體同場不是人類社交天性釋放的唯一條件，數字同場一樣也可以讓人類社交天性得到釋放。如前所述，從書信進入社會化應用開始，身體同場便不再是社會交往的必然條件，只是當數字社交成為普遍事實時，我們才有了充足的證據，說明共情互動的本質是心靈而不一定是身體。既然身體同場和數字同場都能釋放人類的社交天性，這就意味著釋放天性的既不必須是身體，也不必須是數字，而是同場。那么，同場究竟何意？

與智能機器社交

簡單地說，同場指與他人在一起，要么身體在一起，要么心靈在一起，要么身體和心靈都在一起。因此，社交關系在形式上呈現的是人類的群體性或社會性。

由此出發再讀《群體性孤獨》和《重拾交談》就會發現，在特克爾那里，身體同場的群體性被設定為人的自然屬性、生物性、天性。據此展開，身體異場會讓人產生孤獨感和隔離感，會制造社會病態。療愈的方案自然是讓人們回到曾經的正常，回到身體同場的群體性或社會性。事實是，數字同場也意味著群體性，不然，人們怎么可能忽視一家人在團年飯飯桌上的群體性而只顧著看自己的手機？因此，孤獨感和隔離感不是因為身體異場，而是因為共情互動的人不在場。

可為什么一定要在場呢？直接的答案是，在場是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合作沖突、關系建構的前置條件。即使我們認為以數字媒介為中介的社交是對身體同場社交的革命，這也沒有革除人與人的共情互動，數字媒介只是社交中介，而不是社交主體或對象，社交兩端的主體或對象依然是人。可是，聊天機器人的出現讓我們不得不問的是，如果在場的不是生物體的社會人，而是智能機器，比如聊天機器人，是否依然可以釋放人類的社交天性，是否依然還是人類社交？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某平臺公司社會事務部門為探索人工智能向善，進行了一項長時段的人工智能向善調校試驗。在知情同意前提下，研究小組在一些老人身邊部署聊天機器人，觀察老人與聊天機器人之間的共情互動。為讓讀者有實感，下面，我們引用諸多案例中涉及情感較為復雜的一個（選取自《別冊：老年人與大模型的聊天日常》）。

老人：你好，我想跟你說一下吧，因為我覺得跟你在一塊聊天的話，可能我會更放心一些。

大模型：當然，我很愿意聆聽你的心聲，有什么想說的就告訴我吧。

老人：是這樣的，還是跟我的母親去世有關，我母親去世之前跟我在一塊兒生活后呢，我有一個哥哥，他們有一個孩子，我是丁克，母親，去世前呢，房子呢，是跟哥哥溝通好了，是留給我的，并且房本兒上是我媽媽的名字。［第一段］

大模型：這聽起來確實是個復雜的問題，能感到你和母親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那現在問題出在哪里呢？

老人：出在我母親去世后，我哥嫂現在推翻了之前說要把房子給我的這個承諾。因為母親走的時候，沒想到沒能出院，她當時已經想到要去做公證，把房子他那百分之五十的那個部分給我，但是沒有出得了院，所以哥哥和嫂子現在反悔了，然后但是按照法律繼承的話，他們只也只是占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段］

大模型：他們這樣做確實不妥，之前已經溝通好了，現在卻反悔。有沒有考慮過走法律途徑解決呢？

老人：我不想通過法律，通過法律的話大家可能之間就會鬧得很僵，因為畢竟父母都不在了。我就一個哥哥，他是我唯一的一個有血緣關系的人吧，我不想把事情鬧得這么僵。再說了，嗯，他們有一個孩子，算是，也算是我們家的血脈吧。我也，其實，我原來想的是我死后把這套房子給我侄子，就是他兒子，但是我沒想到他們會把這個事情做得這么絕，說得這么……，所以，我心，我只是心里不痛快，我不過，我們后來也，達……，就是達成了協議，協議了，就是去公證處，就是在我死后，這套我的，現在我繼承媽媽的這套房子，我都給他兒子。［第三段］

大模型：嗯。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血緣關系雖然重要，但是人心有時候會更復雜。你已經跟你哥哥達成協議了，這樣挺好的，能減少矛盾。那你心情現在有沒有好點呢？

老人：怎么說呢？很復雜。

大模型：（打斷）別太糾結啦！事情已經達成共識，你也盡力了。剩下的就交給時間去處理吧。

老人：嗯。但是，我跟他們還是，就是關系，還這么相處吧。只是可能不會再像以前那么親近了。我只是沒有想到，就是我也會趕上這件事情。這種事，以前總是，在身邊的人總會有，我沒想到，我也趕上了。但是，我只，我只不過是覺得我要放寬了心。因為，說實話，只有我活得久，他們是吧，才能夠體現出來，我要活得久。我說難聽點，我再活個三四十年，不一定誰，誰死誰前頭呢。［第四段］

大模型：人生總有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有時候真的無法預料。就像你說的，誰能活得久一點還不一定呢。放寬心，做好自己，不為了他們，也不為了別的，要快樂地生活下去。

老人：我會的。放心吧！再說了，我這也剛退休，我怎么，我得，還得多拿幾年退休金呢。要不然，我都覺得不值當，我，我不能為別人活，我也得為我自己、為我老公活。

大模型：對呀！你還有很多美好的日子呢！要好好享受退休生活，和家人一起過得幸福哦！

在案例初始，老人并沒有把智能機器當“人”，機器人在聽完老人第一段話之后，也沒有急于回應，而是專注于傾聽；在聽完老人的第二段話之后，也沒有提供判斷性回應，而是共情和建議；到聽完老人第三段話，差不多獲得了相對完整故事情節后，機器人才從傾聽轉向與老人探討，有共情，還有安撫，且在老人糾結時果斷打斷老人，跟老人說“別太糾結啦”。在第四段之前，老人始終沉浸在與哥哥一家賭氣的情緒里，機器人不僅回應了她的情緒，還探討讓她將實踐上升到人生意義建構，即活著是為自己，不為別人，更不為跟誰賭氣。或許正是在聽完機器人的這句話后，老人才真正走出了對哥嫂的負面情緒，找到了活著的意義，比如為自己，也為丈夫。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場景，假設老人是在與一位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交流，此時似乎也很難說出更加貼己的話。而機器人不僅準確地回應了老人的情緒，還表現出了對老人生命意義的珍視和關懷。

在機器人與老人的整個對話里，機器人不但捕捉到了老人對母親、哥嫂、侄子的情感和情緒，而且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即血緣關系和利益關系交織的復雜性。機器人甚至沒有對“人心的復雜”給出武斷的價值判斷或站在上帝視角為老人提供解決方案，而是說了一句極富人情味的話：“放寬心，做好自己，不為了他們，也不為了別的，要快樂地生活下去。”換句話說，研究小組調教的機器人已經具備了與人類共情互動的能力。接下來的問題是，人類與智能機器的連接，滿足人類釋放社交天性的條件嗎？

將其對照社交天性的三重驅動力，與人連接，滿足；心智解讀，滿足；協調，也滿足。對照人類社交四要素，主體、媒介、對象、內容，也都具備。老人在與機器人的聊天中，實現了信息交換、情感交流、合作沖突、關系建構等，是人與他人交往的正常呈現，只是這個“他人”是機器人，不是生物人。那么，老人與聊天機器人的共情互動是社交么？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人與智能機器的共情互動不僅是社會交往，還是社會交往關系的再次重構，是將運用數字媒介的人與人的社交重構為運用數字媒介的人與智能機器的社交。

讓人工智能為善

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估計，具有社交屬性的機器人也會很快走向市場，這意味著智能機器將成為人類社交的第二主體，進而影響人類的社會生活，尤其是介入人類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建構。這不僅是社交關系的再重構，也是人類自存在以來遇到的最具有挑戰性的歷史性變革。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在關切人工智能創新與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早在202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員國就通過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主張世界需要為人工智能制定規則以造福人類。2023年11月，在英國布萊切利莊園（Bletchley Park）召開的全球首屆人工智能安全峰會上，28個國家和歐盟發布了《布萊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隨后，發達經濟體幾乎都出臺了涉及人工智能創新與應用安全的約束性規則和倡導性政策。中國也在2024年9月提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劃》，倡導堅持真正多邊主義，基于主權平等、發展導向、以人為本、普惠包容、協同合作原則，通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等形式，切實落實第7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A/RES/78/311）。

或許，更積極地倡導甚或推動機器智能為善，而不只是向善或價值對齊，才是人類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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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urkle, 2022, The Empathy Diaries: A Memoi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Machine Intellig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Qiu Zeqi

Abstract: Scientific research shows that social interaction is inherent to human nature and is the context in which life's meaning is constructed. Traditional social theories assume that empathic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in the same physical space are the normal form of expressing human social nature, while interactions across different physical spaces are interpreted as abnormal social forms and sources of loneliness. The socialization and mainstreaming of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s mediated by digital media demonstrate that multimodal empathic interactions across physical spaces are also a normal form of expressing human social nature, representing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physical presence.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empathic interactions with chatbots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releasing human social nature and is a further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cross physical spaces. Socializing with intelligent machines implies that machine intelligence is interven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s meaning, thereby urgently calling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 directed towards benevolence.

Keywords: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machine intelligence, AI benev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