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交往指社會成員或個體之間基于持續的信息收發、接觸、試探、溝通乃至互動而形成相對穩定的行為模式以及交換與往來關系的過程。從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層面來看，社會交往對個體與社會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诠ぞ咝浴⑶楦行院徒Y構性的邏輯機制，以“產消播合一”為內核的數字技術，通過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理念重塑著當今時代的社會交往格局。數字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行為者的時空區域、身體所在、地位階層等物理性和社會性因素對社會交往的局限，極大地拓展了社會交往的可能性，也讓網絡世界進入了“后真相時代”。但是，現實挑戰亦如影隨形，一系列社會交往的分割現象正在凸顯“社會個體化”，如夢如幻的媒介和亦真亦假的信息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惡意利用。這些現實挑戰，需要通過整個社會全面倡導更具平等導向、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交往文化，強化對行為主體現實辨析能力、現象質疑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培養等措施來應對。

【關鍵詞】數字技術 社會交往 后真相時代 “社會個體化” “產消播合一”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2

【作者簡介】王水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博弈論、組織理論、經濟社會學。主要著作有《博弈—結構功能主義：對和諧社會基本功能機制的探討》《鑲嵌式博弈：對轉型社會市場秩序的剖析》《結構博弈：互聯網導致社會扁平化的剖析》等。

社會交往對于個人、人際關系、家庭以及群體協調、社會組織、民族國家都有著廣泛而重要的意義。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口越來越多地向城市聚集，行為主體的社會交往格局也隨之變化。而在網絡時代，數字技術能夠讓大量事實數字化、信息化，使大量信息在個體之間傳播，極大豐富了行為主體之間的接觸和互動形式，也能吸引大量民眾投身其中。規模龐大的網民特別是年輕網民構成中國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也在深刻地影響著隨著時代而變化的社會交往模式，迅速地重塑社交格局。這一過程進一步影響和改變著民眾的社會生活乃至整個社會關系和社會文化。本文嘗試呈現其中數字技術重塑社交格局的邏輯機制，進一步剖析其中蘊含的現實挑戰及其應對之策。

社會交往的定義及意義概述：心智、自我與社會

社會交往通常被認為是屬于社會行為的一個特定范疇，指的是：包括個人和組織在內的社會成員或個體與同類個體之間基于持續的信息收發、接觸、試探、溝通乃至互動而形成相對穩定的行為模式以及交換與往來關系的過程。對于這樣一個定義，如下幾點需要特別加以強調和說明。

定義中的“個體”，或者說社會交往的主體，并不局限于個人即自然人，還包括各種各樣的群體、社會組織乃至國家。當然，以自然人形式存在的“個體”是社會交往的基礎。當社會交往的“個體”或者行為主體不是個人而是基于個人而形成的更大的組織的時候，它通常需要依托代表（如群體代表）、法人（如企業法人）或者負責人（如國家領導人）來代為執行信息收發、接觸、試探、溝通乃至互動的任務，進而形成某種交換及往來關系。

社會交往是一連串的、有一定持續性的針對其他同類個體的行為過程。它作為一個過程性范疇，一頭連接著信息收發、接觸、試探、溝通乃至互動這類行為，另一頭則連接著其與特定同類個體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模式乃至交換與往來關系。對于一個個體或行為主體而言，其社會交往行為能夠體現他／她的能動性甚至是主動性。但是社會交往局面或成效，則有賴于其他同類行為主體的態度，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和輿論氛圍。結構性地呈現基于某種社會交往局面或成效（同時也是起點和基調）形成的社會交往格局（或者簡稱為“社交格局”），對于個體特別是其未來發展而言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它更重要的一面指稱的則是整個社會全局的、總體的社會交往形勢。

社會交往以形成偏向穩定化、協調化的那一部分主體間關系為目標。基于社會交往而達成的主體間關系包括各種或偏工具性，或偏情感性的關系，前者如企業間的產品承銷關系，后者如個人間的戀愛關系。無論這些關系是偏向工具性還是偏向情感性，它們在結構上都具有一定的降低不確定性或趨于維持穩定的取向。簡而言之，社會交往多是以達成和諧而非沖突、合作而非對抗、和平而非戰爭的結構性關系為其行為導向的。

社會交往對于個人、社會組織、國家乃至整個人類世界而言，具有廣泛而重要的意義。

從微觀層面來看，社會交往對于一個人的心智發展乃至自我意識的形成至關重要。社會互動是社會交往的啟動性行為之一，在社會學家米德看來，個體認知外界態度進而使自我得以產生的途徑便是社會互動，而這又意味著群體的優先存在，以及群體中將不同成員都卷入其中的某種合作性活動的優先存在。[1]米德認為，自我意識提供了自我的內核和基本結構，因此自我本質上是心智和認知達成的現象。心智、認知或理智過程，是個體把外部的顯要性的姿態會話內在化、戲劇化的過程，這是自我發生及發展中的最早的經驗階段。[2]柯林斯也認為，米德關于自我的組成部分（主我、客我、一般化他者）的解釋，可以用內在化的互動儀式中一個更過程化的關于專注焦點和能量流的模型來替代。[3]

從中觀層面來看，社會交往是與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上向流動空間、動力和激勵機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門當戶對”這樣的俗語，事實上假設了人們會更傾向于與自己社會地位相當的其他社會成員交往，基于此締結起婚姻家庭關系或形成朋友意義上的往來。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人們嚴格地根據其所處的社會地位來確定社會交往的對象，那么整個社會的階層結構就會出現類似于印度曾經的種姓社會那樣的后果。由于個體上向社會流動的空間明顯受限，高度固化的階層結構與社會交往圈子重疊，極大地扼殺了社會的活力，使整個社會對其成員特別是年輕人的推動力和激勵力大大削弱，甚至使之蕩然無存。格蘭諾維特在20世紀70年代基于美國人找工作過程的調查，發現了弱紐帶的力量。[4]這一著名研究，很好地展示了突破強紐帶形成的小圈子以及推進和擴展平等的社會交往對于激發社會活力的意義。

從宏觀層面來看，大型組織特別是國家之間的信息收發、接觸、試探、溝通乃至互動，對于推動它們的組織成員或國民之間增進了解，形成對于未來的穩定預期至關重要。在當今世界，大型組織特別是國家之間的社會交往，可以讓彼此更好、更清醒地看到：沖突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是并存的，激化沖突只會把整個世界帶入萬劫不復之中。重要的、有責任和擔當的大國應當通過社會交往來收斂理解偏差、管控分歧、規避戰爭，這對于延續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今世界基本秩序與格局至關重要。

數字技術重塑社會交往格局的邏輯機制

不少智者和理論家基于對其所處社會的觀察、分析和研究，指出了社會交往的一些規律。比如，“樹挪死，人挪活”這樣的中國俗語表明，走出社會交往的舒適圈或舊的生活圈子，有利于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甚至往往能夠給行為主體帶來某種意義的“新生”。就個人而言，其社會交往格局除了受經濟、社會地位等因素的影響外，也會因為其生命階段、心智發展、品性志向、喜好傾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一個社會整體性的社會交往格局則會因為人們的生產生活、經濟狀況和技術條件等因素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技術條件特別是數字技術給全局的、總體的社會交往格局帶來的影響，是本節分析的重點。習近平主席在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所致的賀信中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5]分析數字技術重塑社會交往格局的邏輯機制，是探討這一論述中“全面融入”和“深刻的影響”的重要切入點。

數字技術通常被認為是一項與電子計算機、智能手機等終端設備和互聯網的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它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是指，借助一定的工具設備，將包括文、圖、聲、像、自然與社會實況等在內的各種信息轉化為終端設備能識別的二進制數字，然后進行運算、加工、衍生、存儲、傳送、傳播、一定程度還原的技術。在當前的發展階段，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以區塊鏈、Web3.0、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有研究者認為：“數字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下典型的通用目的技術，無論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是6G、元宇宙、腦機接口、量子通信等未來產業，都直接或間接地包含數字技術。”[6]

數字技術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催生了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理念。早在20世紀80年代，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就基于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了“產消合一者”（prosumer）的概念。[7]在其2006年的著作中，他又突出強調“產消合一”一詞，指出生產和消費因為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而完全可以同時進行，甚至生產即消費，消費即生產。托夫勒認為，“產消合一”經濟在未來的大行其道，意味著“財富的革命”[8]。在筆者看來，隨著數字技術對多種信息技術的集成，它的本身及應用不斷升級，一個更加龐大、直接、高效、多維的網絡得以構建?；跀底旨夹g的人類活動越來越多地實現了“產消播合一”，即除了生產和消費被融為一體之外，傳播也被融合進來，使需求和供應、所有和所欲能夠更好、更快、更高效率地實現匹配。“產消播合一”是建立在數字技術之上的一系列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理念的核心基石。

以“產消播合一”為基礎的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理念，助推著數字技術給人類的社會交往帶來更廣闊的空間與更大的可及性，更豐富的內容及更多可能性。互聯網發展早期的Email、網頁、BBS、搜索引擎等業態和模式，讓人們可以以“身體不共同在場”方式遠程實現一對一或一對多乃至多對多的信息收發、經驗分享、溝通互動。隨著數字技術軟硬件的進一步升級，智能手機、4G、5G技術等高歌猛進；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等新業態，以QQ、微信、抖音、快手等為代表的APP新模式，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大量網民投身這些新業態、新模式中，相應的虛擬社區得以形成，有關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新理念、社會互動交往的新格局紛紛出現。

在數字技術更新迭代的助推下，人類的社會交往模式由現實場景中的面對面互動、書信電報往來、廣播電視傳播、互通電話等，逐漸發展為網民們在互聯網各種各樣虛擬社區空間中的松散聚集與流動，甚至“你方唱罷我登場”、引領一時風潮。這極大地擴展了社會交往對象的可及性，豐富了社會交往的渠道和形式，增加和擴展了社會交往場景或意圖鑲嵌在更大的社會交往場景或意圖中的可能性，以及這一切又進一步被“產消播合一”的社會范圍。

網上虛擬社區中的“產消播合一”與網下現實社區中的生產生活并存，構成了當下人類切實的社會交往格局。這種情況也帶來了人們對兩者的互相排斥與分割、特別是對“網上社交”侵蝕和淹沒“網下社交”的擔心，認為上網是某些人逃避現實生活責任與煩惱的手段，投身于網上虛擬社區并對其中的社會交往一定程度“成癮”，會導致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參與、溝通互動程度的下降。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網上的社會交往活動仍然能夠給人們帶來社會支持，且互聯網使不同社會特征、不同時間地域的人群相互連接，有利于人們至少在認知上超出身邊周遭物理時空所限定的邊界，這對人們是極為有利的。

從不同的角度看，上述兩種觀點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一社會交往新格局，準確把握它帶來的現實挑戰，就有必要先分析數字技術重塑社會交往格局的邏輯機制。這里主要將其區分為三種：工具性的邏輯機制、情感性的邏輯機制以及結構性的邏輯機制。

工具性的邏輯機制。這種邏輯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從數字技術“產消播合一”特性的“產”這個角度來說的。一方面，數字技術及其升級和被數字技術賦予了核心價值的軟硬件，都是由一些科技創新者、技術開拓者、商品經營者所提供和運作的，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和代價，并謀求一定的收益和利得。這也就意味著，哪怕數字技術在給人們使用時是廉價甚至免費的，它的供給方也應該通過其他渠道獲取支持，或出于對未來盈利的預期與信心來維持其運作，否則相關技術及其軟硬件的維護和運營恐怕難以為繼，奠基于其上的社會交往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另一方面，網民投身數字技術的使用，也是因為它能給自身帶來收益和利得——比如，使不同空間和時間中人們的供需更好地匹配，而且這種利得超過為之支付的成本。換言之，奠基于數字技術之上的社會交往仍然是有成本的，投身其中的網民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愿意為之支付金錢、精力和時間，而這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資本和條件，或者能從這樣的社會交往中獲得足夠的收益，又或者預期能從中獲得足夠的收益。

情感性的邏輯機制。這種邏輯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從數字技術“產消播合一”特性的“消”這個角度來說的。無論是戈夫曼還是柯林斯，都強調了自我表現、欲望和情感在作為社會交往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互動中所發揮的基礎性作用。戈夫曼指出，在互動中，行為主體有極強的欲望控制他人的行為，尤其是這些“他人”對行為主體的回應方式。這大體上需要通過影響“他人”確立的“情境定義”來實現，行為主體所能做的就是以某種方式表現自己來影響這一“情境定義”。[9]柯林斯則是直接提出了“情感能量”這一重要概念，認為在互動儀式中，通過在參與者中發展出共同的關注焦點，彼此感應到對方身體的微觀節奏與情感，能夠生產出團結性、符號象征和個體情感能量等結果。互動儀式理論提供了一幅情感在互動過程中如何轉變的明細脈絡圖。[10]當數字技術的發展已經足以讓網上虛擬社區中的社會交往實現至少是“虛擬的身體共同在場”時，追求情感能量并在其中獲取社會認同，就會成為網民參與網上虛擬社區“產消播”活動的重要受益根源和動力機制。這種情感能量甚至能夠被轉換并作用于現實生活，擴展或收斂網民的“網下社交”。

結構性的邏輯機制。這種邏輯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從數字技術“產消播合一”特性的“播”這個角度來說的。它指的是，一方面，基于數字技術“播”的特性，將網上、網下的社會交往或其他現象與活動傳播、擴散和擴展到更大的社會范圍、更新的社區空間，鑲嵌到更復雜的社會博弈之中去，引發更大范圍的輿論關注、資源匹配、注意力流動，乃至網民和普通民眾在一個或多個維度上被重構或出現重新分布的結構化過程。另一方面，盡管一般認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虛擬社區，其系統和關系較現實社區具有更強的開放性和平等性，但是虛擬社區也并非沒有任何結構性；虛擬社區中，“二八現象”“馬太效應”或遲或早都會出現。哪怕是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匯聚在一起的網民們，其所在社區中話語權之類的權力分化現象還是會發生。這時數字技術就有了自身升級并開辟新社區、新空間的動力機制。比如，當一個基于某種APP的虛擬社區變得越來越等級化，或越來越受工具性（或情感性）邏輯支配之后，一些在其中地位不高的網民可能會選擇退出，進而可能促使更多原來地位較高的人的退出，最終導致這一虛擬社區被其他虛擬社區所取代，甚至導致整個APP的衰落，被其他APP乃至基于其他形式數字技術的平臺或現實生活中的群體活動所替代。需要注意的是，與工具性的邏輯機制和情感性的邏輯機制兩者相對而立、相輔相成的關系不同，結構性的邏輯機制更多地超然于上述兩種邏輯機制之上，起到調節的作用。

新興社交格局的特性及其對個體與社會的影響

在網上社交和網下社交并存的新興社交格局之中，基于數字技術而形成的虛擬社區是讓新興社交能被稱為“新興”的原因所在。從虛擬社區所具備的社會交往的特性，可以更好地觀察新興社交格局的特性。虛擬社區可以界定為：人們基于工具性或情感性邏輯的推動而借助數字技術來實現知識共享、信息交流、經驗溝通、利益交換、價值傳遞、社會支持、情感認同等活動的虛擬空間共同體。

虛擬社區給社會交往帶來了深刻變化。它突破了行為者的時空區域、身體所在、地位階層等物理性和社會性因素對社會交往的局限，讓人們更能夠遵循自身的價值取向、意志信念、感觀舒適、臨場直覺，以較低的成本、相對更加自由地進入和退出某種特定的社交情境。這樣，人們能夠較少受到線下社交場合中剛性的、真身在場的“情境定義”的約束，減少不得不遵從某種現場的“情境定義”給自己帶來的壓迫感。

虛擬社區社會交往活動的“進入”和“退出”成本較低和更加自由的特點，讓人們在網下社交場景中“虛應”“虛與委蛇”“心不在焉”的能力大為提升。只要網下社交或某種其他社會活動讓行為者感覺到偽善、丑陋，從而對其提不起興致或覺得自身遭受了強迫，他／她就完全可能會轉而投身到網上自己興趣所在的虛擬社區的社會交往之中去。甚至那種“偽善”“丑陋”、讓自己覺得勉強的網下社交或活動場景還會被其直播或轉播到網上的虛擬社區，成為虛擬社區的“談資”，或“調侃”的對象。或者，與之相反，將網上社交或活動鑲嵌到網下社交或活動的場合中去。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網下網上不斷交織的互動儀式鏈。一種更為直接、本能的、發自本心的關于“善”和“美”的表達或對某些重要事物、事務以及人物的不加掩飾的價值評判與態度呈現，越來越多地只會在有了一定共識和信任度的，或其成員做了某種自我限制（比如保密承諾）與“任責”的社交圈子或場合中發生和發現。

不僅“善”和“美”變得越來越具有相對性，“真”也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在一個比較小的情境或圈子里發生的事情或發出的信息，可能會讓投身其中的成員深信不疑；但是，當它被越來越容易也越來越多地“產消播”到更大的社交場合和圈子時，就越來越可能會被一些人有理有據地質疑，以至于會讓部分之前深信不疑的圈子成員幡然醒悟。隨著高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被大眾所了解和應用，不僅“有圖”不再意味著“有真相”，而且“有視頻”也不再理所當然地意味著“有真相”了。越來越多的人會對所見所聞從最開始就打個問號，網上社交乃至網絡世界進入了“后真相時代”。

網上社交“后真相時代”的來臨，表明對于如今的復雜社會而言，簡單地基于“相信”或“信仰”來達成共識越來越困難。同時，現實辨析能力、現象質疑能力、邏輯推理能力、自我反思能力日益成為數字技術時代非常重要而基礎的素質。盡管培養和掌握這種能力有一定困難，但對于一個強調終身學習的社會來說，完全可以在網絡互動中基于層出不窮的現實案例來推廣和普及。這樣的基本素質會讓越來越多的網民個體對一些說法，甚至一度被認為是主流和權威的說法，以及提供這些說法的主體，采取“讓子彈再飛一會兒”“有待進一步檢驗”這樣的“保留態度”，進而導向一種偏實證主義的精神氣質。

大量微觀個體態度和傾向的改變，會帶來中觀和宏觀社會結構一定程度的調整及變化。在新興社交格局中，不同年齡、性別等特征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中，對所謂“真”“善”“美”的感知表達、情境定義在總體傾向上會有所不同。比如，一些年長者所熱衷的、感覺“真誠”“有趣”的社會交往或者活動場合，在一些年輕人看來完全可能會是“偽善”“無聊”的，反之亦然。于是，人們在有一定差異的價值取向、意志信念、感觀舒適、臨場直覺的支配下，會更加頻繁地進入和退出形形色色的“網上社交”和“網下社交”，“關注”和“取關”各種各樣的行為主體和標志性角色。

這樣，經過一番此起彼伏的行為主體及其注意力的“流動”，虛擬社區和現實社區的特色會變得越來越鮮明，越來越多樣。不同社區（或社會群體）在價值取向、意志信念上的區別和差異也會變得越來越大。最初，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新興的虛擬社區或網下社交場合中，可能還會有這樣那樣的激烈爭論。但是在涉及偏主觀性的價值取向、意志信念問題時，即便歷經曠日持久、循環往復的爭論，往往也難以達成共識。于是，結構性的邏輯機制會凸顯出來，人們會轉而開辟新的虛擬社區或網下社交場合，以便更好地與價值取向、意志信念相同的他人相聚。這反過來又拉大了社區（或社會群體）之間的區別和差異，以至于它們之間展開觀點交流時，會讓人產生社會撕裂之感。

總之，新興社交格局中人們在各種網上網下社區間“進入”“退出”、自由流動的便捷性，不同網上網下社交或活動場景循環往復的層層鑲嵌性，在不斷擴展人們的視野、眼界和交往對象及提升社區選擇自由度的同時，也讓日益復雜的社會越來越難以建立起價值取向和觀念內容統一的共識和信任基礎。不同的人和行為主體，越來越傾向于居住、生活或讓自己的時間及注意力去往不同的地方與社區。這不僅造成網上社交和網下社交、青年群體社交網絡和老年群體社交網絡的分割問題，還會讓不同乃至對立價值取向的人們集合到不同的APP平臺中去，呈現出“身份認同政治”[11]導向下的社交格局，使得社會價值觀念分流和分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仍在演變中的新興社交格局：現實挑戰及其應對

目前數字技術仍在進一步發展之中，相應地，受此影響極大的“新興”社交格局也會隨之而變。某些總體性的趨勢已初現端倪，其中不乏嚴峻的現實挑戰，需要人們重視并認真應對。

已有的數字技術讓一個自然人的社會交往越來越傾向于在多個維度上分割開來。也就是說，其工具性的交往圈子與情感性的交往圈子越來越傾向于分割開來；線上的互動對象與線下的互動對象越來越傾向于分割開來；討論深度話題的圈子和日常娛樂活動的圈子也越來越傾向于分割開來……如此一來，這樣的行為主體仿佛串起了多個高速運轉著的呼啦圈的軸，他／她應該能夠自得其樂才是。但是，不少這樣的行為主體卻倍感孤獨與焦慮，更像龍卷風侵襲下的一叢小草，被連根拔起，一個個孤立起來，遠離了大地，被拋向高空。發展到人工智能階段的數字技術，以及形形色色給行為主體量身定制、“投喂”各種產品與服務的算法，借由現代化、城市化的時代趨勢，加快了這類社會交往格局的分割，助推了所謂“社會個體化”[12]的進程。社會個體化，讓個體不再認同他們應該為維系家庭血脈而奮斗，[13]這可能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婚姻關系越來越難以很好地建立，以及長久地維持下去，而這又可能會對人類本身的繁衍和撫育構成嚴峻挑戰。

在數字技術發展的賦能下，信息媒介所包含的內容在豐富性和真實性上會變得越來越可變、可衍生和具備彈性空間，這一點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惡意利用。例如，不僅你所熟悉的主播是美是丑、是智是愚不得而知，符號甚至是詞匯的指稱也將不再具有唯一性、傳統性、常規性，其解讀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互動的情境，以及背后的社會交往發生在什么樣的社區。而從至關重要的社會交往的角度來看，鑒于身體在互動中的重要性，數字技術已經給人們帶來了身體缺場互動（如微博、貼吧）、虛擬的身體在場互動（如網絡游戲）、真身共同在場互動（如視頻通話、直播）、數字分身的共同在場互動等多種形式，供人們選擇。對普通人而言，真假難辨的現象與場景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出現。這給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和灰色產業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對社會信任造成巨大沖擊，也給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轉特別是正常的社會交往帶來了現實的挑戰。

面對上述兩個根本性的挑戰，本文認為有如下四點應對之策值得考慮。

在全社會全面地（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倡導更具平等導向、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交往文化。無論是在家庭、學校、企業還是在政府乃至國家層面，都應該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倡導更具平等導向、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交往文化，這樣才能讓新生代更具安全感、信任感，推動網上和網下社交的進一步交織融合，而不是分開割裂。

在教育中強化對社會成員現實辨析能力、現象質疑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培養。要讓社會成員明白，在社會交往中發現對象和相關信息真假難辨之時，區分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的根本道理是：證明真實的為真、比證明假的為真要更容易一些。在信息傳遞越來越便捷、媒介越來越豐富的時代，更應遵循常識進行慢思考，而不是快思考。

增強人們對網上和網下經濟和社會運行規律的了解與掌握。要讓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社會交往形成最基本的認知，懂得辨析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哪些條件可能改變，哪些規律仍然是剛性的，并沒有改變。事實上，網上形形色色的社交受到諸多現實條件的約束，能源、經濟、精力、時間等都是剛性的制約。

結合網上社交和網下社交的真實案例，盡可能早地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底線教育”和社會交往原則，特別是合法、合理的辯論規范程序的教育。無論是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有與人為善、光明敞亮的人，也有虛偽狡詐、心懷叵測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類底線和原則的教育，即便在新興社交格局不斷演變的當下，仍然是緊迫且重要的。在價值取向和觀念內容的共識越來越難以建立的背景下，爭吵和辯論難以避免，對合理的辯論規范程序的教育因此也需要盡早地在基礎教育中提上日程。

結論與討論

社會交往對個人與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基于工具性、情感性和結構性的邏輯機制，數字技術在重塑著新時代的社會交往格局。數字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拓展了社會交往的可能性，而隨著新興社交格局的出現，一系列社會交往的分割現象正在凸顯，個體和社會都面臨著不小的現實挑戰。

近些年來，年輕人比如說大學生懶于、疏于與親人進行社會交往的所謂“斷親”現象引發了社會的關注。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是數字技術影響下社會交往分割現象的典型例子。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有必要對傳統的社會交往模式進行反思。從最開始，兒童和青少年就是以家庭中的長輩與同伴、學校中的師長和同學為交往對象，進而習得相關的互動模式的。如果他們未能在其中感受到平等對待、主體尊嚴、智慧增長、輕松愉悅、情感能量，自然會傾向于對其采取規避的態度，更何況社會的流動性確實給他們創造了這樣的機會。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就“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樣劃法的問題”也即“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問題，指出西洋是如同“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團體格局”。而我們的格局則是“差序格局”，“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4]顯然，在經歷了幾十年現代化的歷程之后，我們的社會交往格局進而也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格局”也處在變化之中，盡管這種改變是以傳統格局為條件的。正如閻云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名目下所強調的：“越來越多的社會流動性已經改變了個體與社會群體和制度之間的結構化關系。個體已經獲得了更多重視，變成在政策制定和文化論爭中的一個重要而獨立的社會范疇，并反過來導致身份認同政治的出現”。[15]

毫無疑問，哪怕是面對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個體化”趨勢，我們仍然需要深入地去思考：數字技術所重塑的社會交往格局該如何去形象地描述和概括？其中的個體究竟又需要怎樣的社會交往？基于上文的分析，也許“呼啦圈格局”或“龍卷風格局”較為適合來指稱當下受數字技術影響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社會交往格局，盡管其中的內涵與外延還值得專文剖析。顯然，無論是網上還是網下，社會交往仍然是被個體所需要的。這樣一來，一方面，我們應更加寬容地對待新興的社交工具、空間與平臺，而不是抱著過去某種觀念標準和懷疑態度去對照、審視、拷問和否定它們。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必要秉持平等開放、兼容并包的原則，改革傳統的社會交往模式，以便在人工智能越來越發達的時代，賦予傳統社交以新的魅力，更好地吸引和培育年輕的一代。

注釋

[1][2]G. H.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Behaviorist, Chicago and Lu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 164, 173，中譯本參見，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趙月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

[3][10]蘭德爾·柯林斯：《互動儀式鏈》，林聚任、王鵬、宋君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1頁。

[4]M.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5]新華社：《習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2021年9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9/26/c_1127903074.htm。

[6]戚聿東、徐凱歌：《加強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光明日報》，2023年10月3日，第7版。

[7]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張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3年。

[8]阿爾文·托夫勒等：《財富的革命》，吳文忠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

[9]E.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9，中譯本參見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11][13][15]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陸洋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334、328、334頁。

[12]參見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陸詳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14]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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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2003，《結構博弈：互聯網導致社會扁平化的剖析》，北京：華夏出版社。

王水雄、王沫，2021，《從單位社會到網絡社會：個體權利的視角》，《學習與探索》，第10期。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Digital Technology Reshape the Pattern of Social Intercourse: Log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Challenge

Wang Shuixiong

Abstract: Social intercourse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forming relatively stable behavior patterns, and exchange and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members or individuals based on continuous information sending and receiving, contact, testing, communication and even interaction.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social intera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instrumental, emotional and structural logic mechanism, the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spirit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broadcasting" as the core is reshaping the patter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through new business forms, new models and new idea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and social factors such as the time and space area of the actor, the loc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status class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greatly expanded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also made the network world enter the "post-truth era". However, realistic challenges also follow, a series of social intercourse segmentation phenomenon is highlighting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ety", such as fantasy media and difficile true information, easy to be maliciously used by people with ulterior motives. These practical challenges require the whole society to comprehensively advocate a more equal-oriented,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social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actors'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reality from virtual, question performance, logical reasoning and self-reflection.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social intercourse, post-truth era,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ety",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broadca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