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能源體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動力源泉，也是全球碳排放來源的重要部門。在全球碳中和目標的共識形成和能源轉型大潮流下，現代能源體系的構建需要同綠色生產力相適配。當前，我國能源體系綠色變革仍面臨著多重挑戰，包括能源結構“降碳”壓力大、能源轉型中的多重協同發展問題以及歐美國家對我國清潔能源產業鏈發展的復合型遏制等。盡管面對諸多挑戰，我國能源系統革命已經興起，傳統能源的用能形態和技術工藝正在發生顛覆性變革，為能源供應鏈和消費鏈的綠色低碳轉型持續釋放新動能，打造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現代化能源體系勢在必行。
關鍵詞:綠色生產力 現代能源體系 清潔能源 能源安全 “雙碳”目標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1]綠色生產力是環境友好型的先進生產力，具有創新性、前沿性和可持續性的特征，是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動力源泉。加快發展方式綠色升級，推動能源系統和經濟社會全面低碳轉型，是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路徑。綠色生產力體現了新質生產力的基本特征，新質生產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這與綠色發展的生態性、發展性不謀而合，也與我國現有的生態文明建設思路相匹配。現代化能源體系建設是發展綠色生產力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發展綠色生產力，必須推進能源全產業鏈的綠色轉型和高水平綠色善治。但建設現代化能源體系同時實現安全可靠、經濟高效、綠色低碳的目標是一個復雜而艱巨的過程。
構建現代能源體系是推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需求
在碳中和態勢下，能源體系的綠色轉型已成為各國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共識性舉措。我國在《“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中提出了“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加快建設能源強國”的目標要求。能源體系現代化轉型的重點是實現能源的可及性、清潔性及平衡性，這不僅是解決能源危機和氣候危機的關鍵，更是助推高效循環經濟和綠色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需求。
構建現代能源體系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途徑
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而能源部門引起的碳排放在我國總碳排放中的比重超過70%。為了實現“3060雙碳目標”（2030年前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政府強調，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應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2]可見，能源體系的綠色轉型和現代化升級是實現我國“雙碳”目標的重要途徑，也意味著兼顧創新發展能力和能源系統效率綜合提升的綠色生產力的躍升。
目前，全球聚焦于綠色標準、產業標準、貿易標準、金融規則和科技創新的碳中和競賽已經開啟。在2023年底的迪拜聯合國氣候大會上（COP28）上，117個國家同意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翻三番（超1.1萬吉瓦），并在十年間將能源效率年提高率翻兩番。[3]從全球范圍看，清潔能源的發展呈現良好趨勢。據國際能源署（IEA）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報告，去年全球能源系統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長了50%，增長最快的是中國，中國2023年的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與2022年全世界的裝機容量一樣多，風電裝機容量則同比增長了66%。[4]憑借綠色結構性優勢，中國日益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中流砥柱，在清潔能源技術創新、裝備制造、價值鏈優化等領域扮演引領性角色。中國已經在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和電動車電池生產等領域占據核心地位，有七家中國風電整機制造企業位列全球前十，中國擁有占全球70%的汽車動力電池產能。[5]基于此，可看出中國現代能源體系建設進入了綠色化快車道，即通過清潔能源大規模部署、綠色創新技術更新和能源現代化新基建，從而有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大幅減少環境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排放；綠色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將為實現“雙碳”目標和提升中國綠色產業競爭力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
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升級是實現能源安全和綠色發展的重要保障
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持續攀升，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但目前我國的油氣資源相對匱乏，長期嚴重依賴進口，給我國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構成巨大挑戰。2022年，我國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分別為2.05億噸和2201.1億立方米，分別占全球總量的4.6%和5.5%，但同年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量卻分別占全球總量的14.8%和9.5%。我國油氣資源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國內油氣產量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需大量進口油氣資源。2022年我國原油和成品油進口量占全球總量的17.7%，近十年年均增長率為6.2%；天然氣進口量占全球總量的15.7%，近十年年均增長率為14%。[6]
能源安全是保障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戰略基礎，在國際能源市場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高度依賴海外油氣進口使我國抵御國際能源市場風險的能力不足。面對嚴峻的能源安全形勢，注重資源高效利用和環境承載力的能源結構綠色轉型是實現能源安全和綠色發展的關鍵保障。能源結構轉型升級意味著提升能源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通過科技賦能，擴大多元化的清潔能源供應規模并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促進傳統高能耗產業的綠色優化升級，強化能源生產和消費環節的節能環保。推動能源體系的優化配置和綠色轉型是我國能源安全的有效保障，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必然要求，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打造綠色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是提升綠色生產力的關鍵一環
當前全球正處于傳統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過渡的關鍵性歷史時期，能源轉型不僅會改變全球能源的生產消費結構，還是實現綠色生產力提升的關鍵驅動因素。打造綠色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是提升綠色生產力的重要一環，也成為大國競爭與博弈的重點。具體而言，綠色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構建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通常包括上游關鍵礦產資源開采和加工、中游零部件制造、下游成套裝備生產、輸送和存儲等環節。在能源治理中，打造新型綠色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以促進以下幾個方面的協同作用，提升綠色生產競爭力。
一是綠色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以實現能源的多元優化配置與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對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巨大，且以煤炭消費為主，綠色能源的發展要求風能、光能、綠氫和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與煤油氣等傳統化石能源的多元互補和優化配置，逐步擴大清潔能源規模并有序推動化石能源的減量減污降碳。二是促進能源體系智能化發展。現代能源體系構建最大的特征是能源的綠色化與數字化雙重轉型，我國要提升綠色生產競爭力就必須依靠能源體系的綠色轉型并與數字技術緊密結合。加快實現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與能源產業的深度融合，建設智慧能源系統。如運用數字化、智能化電網技術加快“源網荷儲一體化”的新型電力系統構建，適應新能源等不可控電源占比逐漸提高的需要，以配電網為主戰場，實現虛擬電廠、智慧能源、綜合能源、分布式電源等多元融合發展格局，促進新能源就地消納。三是推動能源體系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發展。在各國脫碳目標壓力增大、地緣政治形勢高度復雜、極端天氣引發的集中式電網故障等情況下，分布式能源體系能使能源市場適應不斷變化的供需條件，彌補集中式能源供應系統的不足，提高能源供應靈活性和韌性。綠色能源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系統性發展，能極大促進能源優化配置、智能信息技術創新以及能源體系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發展，并將極大提升我國綠色生產力，為經濟全面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構建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現代化能源體系面臨多重挑戰
構建綠色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是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但當前我國能源體系的綠色變革仍面臨著如下多重挑戰。
“雙碳”目標下中國能源結構“降碳”壓力大
實現“雙碳”目標需要對我國能源結構進行深刻的綠色變革，“雙碳”目標是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擔當，也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推動清潔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優化能源結構，實現能源體系的凈零排放甚至負排放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雖然我國為全球可再生能源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目前我國整體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重化工產業規模和高耗能高排放產能的存量巨大，而且長久以來，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一直以煤炭等化石能源為主。2022年，我國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6.2%，石油占比17.9%，天然氣占比8.4%，而電力及其他能源僅占20.4%。[7]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一次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過大，短時間內實現低碳減排的難度更大。據統計，中國2023年一次能源消耗量達170.74艾焦耳，全球占比為27.6%，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達11218.4百萬噸，全球占比為31.90%，一次能源消耗量與碳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遠超美國與歐盟的總和（表1）。
此外，我國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仍存在不足。據國際能源署（IEA）的《中國能源體系碳中和路線圖》報告，中國若要實現碳中和目標，低碳能源占比需要從當前的15%增至2060年的74%。[8]但目前我國清潔能源的規模化生產和應用面臨諸多問題，除能源供應地和需求地距離遠、儲能技術不成熟等問題，電網建設整體滯后于清潔能源電力生產的問題更是成為制約清潔能源大規模發展的重要瓶頸。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特點，高比例綠色電力需要配合智能電網發展，但電網建設仍滯后于綠電生產，包括面臨大規模并網、外送輸電通道不足、電網調峰能力不足等問題。電網建設的滯后導致東西跨區域的輸電能力不足，無法滿足清潔能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造成大量棄風棄光現象。
現代能源體系建構中的協同發展問題日益迫緊
在綠色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建構過程中，我國還面臨著多種能源協同發展的問題。一是不同能源發展的協同問題。傳統能源與清潔能源以及各種清潔能源之間的優勢互補是能源轉型中一個重要的議題。隨著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日益提升、新型能源技術和新型電力系統的發展，現代能源體系呈現出分布式發展、多元化互補的特點。在構建清潔高效能源體系中，不同能源之間的協同耦合發展可以實現平滑過渡，保障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治理韌性。跨領域多能源協同互補的實現必然依靠能源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仍需統籌一批能源領域核心技術的攻關突破，包括分布式清潔能源、智能電網、數字儲能技術、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綠色氫能規模化開發、氫燃料電池汽車等關鍵裝備的自主研發和科技創新能力。二是我國區域協同性問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優勢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能源結構變革將會給區域經濟發展帶來不同挑戰。“雙碳”背景下傳統能源大省的能源主導產業受到沖擊，產業結構調整和低碳減排的難度和壓力更大，如何平衡好能源結構轉型升級中不同區域的協調穩定發展，以及不同地區的綠色減排與能源安全的關系，也是我國能源體系持續綠色轉型中所面臨的挑戰。三是社會層面的公平性協同問題，包括技術創新投資與能源貧困保障的協同。能源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需要大力投資于能源技術創新，以實現能源結構的優化和低碳化，同時也要關注能源轉型將帶來的社會利益重新分配。在能源體系轉型升級中，清潔能源產業、節能服務等領域將迎來新的就業機會，但傳統產業衰落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問題，將對部分群體帶來不利影響，這需要相應的社會保障措施。若忽視能源轉型背景下不同社會群體的訴求和權益，可能引發社會矛盾，阻礙清潔能源轉型的順利進行。
歐美國家對于中國清潔能源產業鏈發展的復合型遏制
隨著低碳創新成為國際政治格局重組爭奪的焦點，國家之間的權力競爭正在蔓延到清潔能源及其相關產業，清潔能源領域的大國競合態勢日益凸顯。[9]近年來，歐美加速對其清潔能源產業鏈進行重塑，從效率優先轉為安全優先，在“政府之手”干預下其產業鏈的政治化與地緣化轉向日益明顯，對中國清潔能源產業鏈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一是建立各種綠色貿易壁壘規鎖中國清潔能源產業。近年來，歐美不斷對自華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等加征關稅、實施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打壓中國清潔能源產業。如歐盟“綠色產業自主”戰略通過強化稅收等貿易防御手段、收緊投資審查制度等，降低對華綠色能源產業鏈的依賴。這種貿易保守化態勢加劇了全球范圍內清潔能源產業鏈的競爭性和博弈性，惡化了清潔能源供應鏈協調治理的國際環境。二是在綠色能源關鍵技術上對華遏制。面對中國在清潔能源與綠色技術上的快速發展，歐美存在著警惕之心，加緊布局“技術聯盟”。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會議將清潔能源領域的供應鏈安全合作、技術開發和標準規范作為合作重點，禁止對中國輸出相關核心綠色技術，篩選中國對美歐清潔能源和科技等特定領域的投資，以維持和鞏固其在綠色技術上的戰略主導型地位。三是在關鍵原材料領域，美歐強調對中國清潔能源供應鏈依賴產生的地緣政治風險，試圖通過推進關鍵礦產陣營化和集團化的方式來拉攏更多“友國”來建立以所謂清潔能源供應鏈體系。如2022年美國主導的“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聯合了加拿大、澳大利亞、芬蘭、法國等盟友，旨在構建所謂“強大、負責任”的關鍵礦產供應鏈，形成“金屬北約”以實現與中國的“斷鏈脫鉤”。在2023年5月召開的美日印澳四方領導人峰會上，四方共同推出《印太地區清潔能源供應鏈四方原則聲明》旨在加強集體能源安全，共同探索技術標準、政策和措施互通性。四是將綠色能源與人權民主相捆綁，對我國綠色發展污名化。這反映了在所謂產業鏈“去風險”的話術之下，歐美不斷推進綠色經貿領域的泛政治化，不利于我國綠色產業鏈的穩定發展。
構建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現代化能源體系的可行路徑
綠色生產力強調技術的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盡管面對諸多挑戰，我國能源系統革命已經興起，傳統能源的用能形態和技術工藝正在發生顛覆性變革，為能源供應鏈和消費鏈的綠色低碳轉型持續釋放新動能，打造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現代化能源體系勢在必行。
在綠色轉型中建構高效靈活且保障充分的現代化能源體系
首先，建設綠色高效能的現代能源體系必須加快能源體系的穩健轉型，逐步取代煤炭發電和淘汰化石燃料。這意味以煤電為主導的低經濟性、高環境成本的能源結構形態尤需轉型升級，煤電要逐漸從主體能源轉變為調峰電源。能源體系的綠色轉型并不意味著立刻要完全擺脫化石燃料，而是要逐步穩定擴大清潔能源的規模產量，并做好戰略性礦產能源的儲備，確保能源的充足穩定供應和能源可及性，以及抵抗國際能源市場波動的抗沖擊能力和復原力，以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場的長期平衡性。
其次，清潔能源的電氣化、綠色氫氣和可持續的生物質能是能源體系轉型升級的關鍵動力。相比于化石能源，清潔能源不僅具有綠色高效的特征，還可以避免因地緣政治而導致的供應中斷等風險，能極大保障能源體系的安全與韌性。因此要加大清潔能源的研發投入與開發力度，建設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太陽能電池板陣列和全國電網等。此外，綠色氫供應將成為鋼鐵和化工等一些難以減排的行業實現深度脫碳以及生產合成燃料的關鍵。綠色氫不僅可以直接作為能源應用，還可以被轉化為如氨、甲醇和合成燃料的衍生商品。因此，鼓勵使用綠色氫氣取代化石燃料生產低碳產品，從而加速難以減排的行業的轉型。與此同時，擴大生物能源及其合成燃料的供應也至關重要。可持續的低碳生物能源不僅對提供化學品原料和作為合成燃料（如甲醇或煤油）的潛在碳源至關重要，航空、航運以及化工生產等行業脫碳的關鍵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可持續的生物能源和生物原料。
最后，完善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以保障能源體系的升級轉型。根據2023年迪拜氣候大會的承諾，我國需加快部署清潔能源電力供應，提高清潔能源裝機容量，升級各種電網形成技術，如發電、輸電、配電網絡、互連和公用事業規模的儲能。除了電力系統之外，還應及時規劃和部署其他基礎設施，如氫氣供應網絡和交通網絡的基礎設施，升級電力和天然氣/液體運輸基礎設施等。現代化的能源基礎設施能減少能源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的能耗，并提高能源系統的高效性和靈活性。
在數字化與綠色化雙重轉型中重視數字賦能綠色能源體系構建
2022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講話建議，“加速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推進能源資源、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社會綠色發展”。數字技術是構建綠色能源體系的重要工具，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可以為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提供支撐，促進能源生產、消費和交易的各個環節協同優化，從而建構一個有競爭力的數字化融合性能源服務市場和數字化能源基礎設施體系，助力現代化綠色能源體系的構建。
一是在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上，數字技術可以優化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的選址、設計、開發與運行管理，提高發電效率和穩定性。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預測風力、光照等資源情況，實現風電、光伏的智能調度和控制。針對我國尚未建立全國性的電力市場，電力跨省跨區配置能力不足，清潔能源發電的間歇性和波動性等問題，還可利用數字技術開發先進的電網調度技術和智能電網，提高配電網的效率，促進清潔能源的接入和利用。
二是充分挖掘和分析能源大數據，實現能源生產、消費和交易不同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和協同優化。在能源生產上，通過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技術發展智能制造，對生產進行實時監測和優化控制，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此外，能源大數據還能應用于智能建筑產業上，通過智能家居、樓宇自動化等技術對建筑的照明、空調、暖氣等能源系統進行智能控制，推動建筑業的綠色升級。在交通方面，通過智能交通管理系統、自動駕駛等技術提高交通運輸效率，減少能源消耗。
三是在能源交易方面，建立綠色能源交易和碳排放權交易的全國性信息平臺，促進綠色能源和碳排放權的透明化交易和高效利用，促進減排降碳。例如，對能源的進口需求進行定期透明的預測和管理，即時發布電力、清潔燃料、化石能源貿易方面可靠、及時和透明的數據，通過信息平臺公布能源貿易標準和審查機制，為國內和國際的投資者提供清晰的貿易方向，促進高效清潔綠色的能源貿易體系建立。通過能源大數據平臺，還可以為能源管理部門提供能源供需情況分析、能源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決策支持，能極大促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的綠色轉型。
發揮地方政府在構建綠色能源體系中的關鍵作用并保障能源正義
能源轉型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實現“雙碳”目標、構建低碳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一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立多樣的能源對話和利益協調機制。包括不同政府部門、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的對話協調機制，凝聚各方共識，共同構建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能源體系。基于此，地方政府應根據國家能源發展戰略和自身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能源體系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促進地方清潔能源產業發展。
二是為構建綠色能源體系、促進地方綠色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地方政府應完善清潔能源價格機制、稅收和補貼政策、提供優惠貸款和混合融資等，鼓勵社會資本、私營部門與金融部門參與綠色能源投資和建設，將綠色生產力轉化為可融資和發展的項目，推動投資流向難以減排的行業。
三是加強勞動力和人才隊伍建設。需要實施新的教育計劃以培養掌握新技術的勞動力，并鼓勵產學研合作，盡可能滿足現代能源行業對技能的需求，推動綠色能源技術的創新性研發和應用。
最后，在構建與綠色生產力適配的能源體系時，需充分考慮各方利益，確保社會能源正義。一方面，由于能源轉型的加速，化石燃料行業的工作崗位將逐漸減少，因此需要特別重視對該行業工人實施再培訓或技能提升計劃。另一方面，能源結構轉型會伴隨著失業和能源價格上漲等問題。因此，應制定社會過渡性保護方案，如提供綠色能源費用補貼等，以幫助依賴化石燃料的民眾和社區應對轉型挑戰。
強化全球清潔能源善治中的國際合作并提升中國綠色能源話語權
整體而言，能源體系的綠色現代化轉型是一項全球挑戰，需要加強清潔能源治理的國際合作，匯聚全球智慧和力量。
首先要完善國際清潔能源治理機制，促進國際能源政策和綠色標準相互協調，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清潔能源秩序。目前世貿組織還未能完全解決清潔能源產品貿易因受各國關稅、差別性補貼和不一致的技術標準所產生的障礙問題。[10]而美國主導的各類俱樂部式的排他性清潔能源和關鍵礦產聯盟是服務于“美國優先”的霸權工具，對于國際綠色貿易流動的阻礙客觀上會加劇南北清潔發展能力的不平衡，阻遏全球能源善治的實現。面對不利形勢，中國需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突出氣候治理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的協商本質，以開放包容的合作理念對抗狹隘的集團思維，突出普惠包容和能源的可負擔性，在“可持續安全”以及“發展共贏”理念下不斷爭取發展權益和話語權益。
其次，中國應基于綠色化與數字化協同理念從清潔能源全產業鏈善治角度進行系統性布局，推進現代化能源技術與綠色市場的國際合作。針對歐美對中國清潔能源產業鏈建立的貿易壁壘，中國一方面應確保自身產業鏈、供應鏈、資質和人工使用過程中的透明性和合規，注重同第三方審計和認證的合作，制定如有需要隨時提供完備供應鏈證明文件的可持續方案。另一方面，中國還應該利用自身在清潔能源產業鏈、關鍵礦產生產加工和數字化轉型中的結構性優勢，積極尋求同歐美發達國家及中東資源國進行低碳技術與綠色市場合作的機會。如基于歐美在《通脹消減法案》中對于綠色產業補貼的分歧，利用2024年中吉烏鐵路項目正式簽署的契機，推進中國與歐洲國家在加強版互聯互通中拓展清潔能源國際合作，擴大雙方全球碳市場、綠色金融、綠色交通、綠氫生產、氫氣儲運、綠色基建等領域的技術合作與協調發展空間，避免潛在的貿易摩擦并降低雙方的低碳轉型成本。
最后，以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為支撐，擴大清潔能源南南合作。針對美國的聯盟“圍堵”，中國也需要打造自己在全球南方的“朋友圈”，助力廣大發展中國家解決“既要發展、又要清潔”的難題。一是強化綠色能源投資融資體系，中國未來應注重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清潔能源國際綠色開發標準上的對接，如世界銀行的“赤道原則”、聯合國的“全球契約”等，同時充分發揮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的綠色投融資優勢，為相關國家綠色合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和技術援助。二是促進綠色能源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加強跨境電網建設和清潔能源儲能技術研發，促進綠色能源的跨區域傳輸和高效利用。在推進區域電網等新型基建“硬聯通”的同時，也注重包括以綠色規則標準、管理模式、技術共享為主的“軟聯通”建設，強化能源轉型中的“南南能源正義”實踐，優化全球南方的多邊合作氛圍，增強中國在清潔能源議題上的國際影響力和綠色話語權。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略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