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碳排放隨著經濟發展一般遵循三個“倒U型”曲線演變規律，即先后跨越“碳排放強度倒U型曲線”高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線”高峰和“碳排放總量倒U型曲線”高峰。碳排放強度高峰相對容易跨越，而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總量高峰跨越起來則比較困難。中國目前基本上處于中碳發展的中后期階段，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驅動或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過渡階段。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不僅有助于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質的飛躍，而且還將發揮顯著的降碳減污作用，加快“雙碳”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綠色生產力 “雙碳”目標 “倒U型”曲線 低碳轉型
【中圖分類號】X22 【文獻標識碼】A
發展綠色生產力與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相輔相成
當前，全球正迎來第六波創新浪潮，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這種驟變不僅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深度重塑全球的分工格局、競爭格局和經濟政治版圖，而且深遠影響人與自然的關系、地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考察期間提出“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新階段，不僅是對傳統生產力的超越與升級，更是對人與自然關系重新定位與調整的重要契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體現綠色發展理念、追求資源高效利用和環境友好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的生產力；是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綠色化躍升為基本內涵，突破傳統生產要素概念邊界，形成以生態資源、信息、數據等先進新型要素（可再生資源）為主導的全社會資源要素配置新格局的生產力；是注重經濟增長數量更關注增長質量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生產力；是將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內化于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經濟產出，創造更高生活標準和更好生活質量的生產力；是以綠色科技創新為引領、綠色產業為支撐且具有廣泛滲透性和融合性的生產力；是生產力的生態化和生態化的生產力或者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相統一的先進生產力。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發展綠色生產力，這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
我國“雙碳”目標的提出，既是對當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的積極回應和對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雙碳’工作是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順應技術進步趨勢、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動擔當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需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結構變遷和效率革命、生產和消費模式轉變等。
實現“雙碳”目標、發展綠色生產力均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旨在從根本上化解或平衡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關系。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矛盾統一的辯證關系。推動實現“雙碳”目標，可以為綠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愿景、指引方向；而綠色生產力的發展則可以為“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動力、厚植基礎。綠色發展不僅要反映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和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更要把環境因素或環境制約（環境容量和生態承載力）內化到經濟發展的源頭、過程和結果中，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從而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雙向互濟、協同雙贏。
經濟發展背后的碳排放演變規律
綠色生產力與經濟發展密切關聯，而“雙碳”目標則圍繞著降低碳排放和增加碳匯能力或者環境容量，重點是減碳。因此，綠色生產力與“雙碳”目標的關系實質上體現了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演變關系。
研究發現（中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2009；陳劭鋒等，2011），從長期來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般遵循三個“倒U型”曲線演變規律，即碳排放隨著經濟發展需要先后跨越“碳排放強度倒U型曲線”高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線”高峰和“碳排放總量倒U型曲線”高峰（如圖1所示）。不同國家或地區碳排放峰值所對應的經濟發展水平或人均GDP存在很大差異，說明了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不存在單一的、精確的拐點。
根據碳排放的三個“倒U型”曲線演變規律，可以將整個演化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碳排放強度高峰前階段即碳排放強度不斷上升階段（S1階段）、碳排放強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階段（S2階段）、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總量高峰階段（S3階段）以及碳排放總量穩定下降階段（S4階段）。當人口增速很低或出現零增長時，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和碳排放總量高峰在時間上將會接近或重合，此時碳排放演變的四個階段就演變為三個階段，這也可以看作是四個階段的特殊情形。研究表明，碳排放強度高峰相對容易跨越，而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總量高峰跨越起來則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基于歷史考察分析，從那些跨越了碳排放高峰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來看，碳排放強度高峰和人均碳排放量高峰之間所經歷的時間一般為24—91年，平均為55年左右。此外，從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總量高峰所經歷的時間往往很短，個別國家或地區只有幾年，大多數基本上同時達到人均和總量高峰（中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2009）。
在碳排放的不同演化階段，驅動因子的影響和貢獻存在著明顯差異。就碳排放的三大驅動因子即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技術水平（用碳排放強度來綜合表征）而言，在碳排放強度高峰之前階段，雖然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水平和經濟技術進步均對碳排放強度起著強化作用，但是經濟技術進步導致的碳排放強度增長速度往往大于其他兩個因素的增長速度，也就是碳排放增加型技術進步主要驅動碳排放增長；在碳排放強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階段，雖然經濟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碳排放強度，緩解碳排放的增長速度，但是仍抵不上人口和經濟增長所導致的碳排放增長速度，在該階段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增長起著主導作用；在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總量高峰階段，則主要由碳減排技術進步來驅動；進入碳排放總量的穩定下降階段后，碳減排技術進步將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碳排放的三個“倒U型”曲線有著豐富的政策含義：由于不同曲線的峰值是可以降低的（削峰或壓峰），不同峰值之間的時間間隔可以縮短（盡早達峰），這就意味著通過低碳技術創新、結構調整、制度安排、強化管理乃至于社會行為的改變等途徑，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滿足人們自身需求的同時，可以以較低的碳排放代價，盡早實現碳排放高峰的跨越。這一點可以從中國由2015年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的自主貢獻目標，向2020年提出的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強化自主貢獻目標（“雙碳”目標）轉變得以說明。
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三個“倒U型”曲線規律還意味著綠色低碳轉型不能脫離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必須循序漸進地加以推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下，綠色低碳發展的重點和目標應有所不同。發達國家或地區應以總量減排為重點，而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應以提高碳生產率或降低碳排放強度為目標導向。
考慮到綠色低碳發展最終追求的是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強脫鉤（即碳排放總量的下降即S4階段）。因此，如圖1所示，在上述碳排放演變階段劃分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將綠色低碳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高碳發展階段（C1）、中碳發展階段或高碳向低碳轉型階段（C2）和低碳發展階段（C3）。
鑒于碳排放的環境容量是有限的，可以將承載力或環境容量的思想引入到三個“倒U型”曲線框架中，即人均環境容量和碳環境總容量。碳環境容量不是固定的或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受到自然限制和人類選擇包括人類追求的目標、技術進步、制度安排、文化價值、生活水平、消費方式等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它隨著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政策制度體系的優化、人類環境意識的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等因素而不斷提高。但碳環境容量的提升速度較慢，往往低于人口增長速度，導致人均碳環境容量呈下降趨勢。
“碳中和”目標也蘊含碳環境容量的有限性。其實質可以理解為在減排和增匯兩條基本主線上雙向發力，即通過低碳技術、零碳技術和負碳技術等系列技術手段和配套措施的開發和運用，約束、減少或降低人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通過植樹造林、修復退化生態系統、加強自然保護等途徑增強或提高生態系統的碳匯功能或碳吸收能力，最終把人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生態系統“碳”吸收能力的范圍內，達到二者之間的動態均衡，或者前者能夠被后者的固碳量所抵消，起到所謂的“中和”效果或作用，從而實現二氧化碳的凈零或者負排放。增強或提高生態系統的碳匯能力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相對緩慢的過程。因此，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心還是應該放在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和結構轉型、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的大幅減排上。
綠色生產力及其驅動機制
碳排放的三個“倒U型”曲線演變規律主要側重反映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效應和驅動作用，不能直觀地體現經濟發展自身的驅動力、階段性特征和演替規律。這就需要把碳排放的演化與經濟發展自身的階段性特征對接起來，以更深層次地揭示和了解低碳轉型發展的驅動力——綠色生產力及其驅動機制。
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既前后相繼、依次推進，又彼此相容、此消彼長、互動影響，存在著由低到高遞進的發展規律。該理論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不同動因，而且也體現了該國在不同階段的突出特征和基本樣態。
世界經濟論壇（WEF）曾采用兩個標準來衡量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程度：一是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人均GDP水平，二是用貨物與服務出口總額中礦產出口比重來衡量各國的要素驅動程度。由此，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要素驅動階段，第二階段是效率驅動階段，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并且還根據一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變化情況，細分了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兩個過渡階段。提出了不同階段的人均收入標準以及基本需求要素、效率提升要素、創新驅動要素指標的權重標準。
在以上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基礎上，結合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三個“倒U型”曲線演化規律，可以將從高碳發展到低碳發展的整個發展過程劃分為要素驅動（Factor-driven）、資本驅動（Capital-driven）、效率驅動（Efficiency-driven）和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四個階段（見圖1）。
在要素驅動階段（尤其是資源驅動），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諸如土地、能源、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投入增加來獲得發展動力和競爭優勢，尤其依賴石油、天然氣、礦產、農產品等資源要素，對資源的索取和破壞急劇增加，導致發展缺乏可持續性。在該階段，自然資源相對充裕、廉價，資源利用方式粗放，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很低，技術水平以資源或污染增強型的或者資源或污染密集型技術為特征，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伴隨著資源利用和包含碳排放在內的污染排放以更高的速度激增。
在資本驅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以資本投資的增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和競爭優勢的獲得途徑。在該階段，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有較為強烈的投資意愿和擴張沖動，再加上大規模引進和模仿國外技術，從而迅速形成規模化經濟，進入快速增長的“趕超期”（羅交晚，2014）。雖然該階段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要素利用效率和資源環境效率不斷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在逐步增加，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主導作用，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隨著投資驅動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盡管資源利用規模和環境污染排放增速相對于要素驅動階段有所回落，然而仍保持在一個較快的增長水平上，因此，該階段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產生巨大規模的強烈沖擊。同時，該階段還面臨著要素成本優勢殆盡、“資源詛咒”效應凸顯、投資效益遞減、產能過剩、承載力接近或達到上限、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等問題和趨勢，使得傳統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成為制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在效率驅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其中包括資源環境效率。該階段是對要素驅動特別是投資驅動的“破中有立”，針對要素投入數量的限制，側重于要素質量的提升。與要素和投資驅動階段相比，該階段各類要素的物質形態并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但其蘊含的能量、潛力、能力以及同其他生產要素之間的結合方式、所處的地位以及能夠發揮的作用、影響與控制范圍等，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李凌，2013）。該階段各類推動經濟發展的創意與創新元素不斷涌現，要素能級不斷提升，技術進步的作用明顯增強，特別是資源環境效率顯著提高，經濟增長的“質”出現突破，資源利用和污染排放增速大幅回落，并且對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作用明顯趨于緩和，發展方式相對集約。效率驅動階段作為創新驅動的前導階段，不僅對要素驅動階段具有“承前”的作用，而且還具有“啟后”的作用，為創新驅動提供前提和保障。
在創新驅動階段，創新成為經濟發展主要推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據主導地位。這種創新既包括了技術創新，也包括體制、結構、組織、人力資源和分配機制等方面的創新，而且帶有明顯的“綠色”特征。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提高經濟的競爭性只能依靠技術創新。創新驅動目的在于根本性地解決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所帶來的困境，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但并不排斥和摒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作用，是按照創新的需要并立足于創新的基礎來整合不同的要素和投資，更好地發揮要素和投資的效能（羅交晚，2014）。該階段在創新尤其是綠色創新包括資源節約和污染減排技術創新的驅動下，經濟增長質量邁向更高臺階，增長方式進入集約化的軌道，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規模穩定下降，呈現出更加綠色的底色特征，實現了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強脫鉤。
在上述這四個階段中，如果把資本驅動階段納入要素驅動階段，那么四個階段就相當于世界經濟論壇的三個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如果把效率驅動視為廣義上的創新驅動，那么這四個階段則對應波特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的前三個階段即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而波特的財富驅動也需要以創新為動力源，只不過與創新驅動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更強調金融和相關產業創新，可以總體上納入創新驅動階段。
在低碳轉型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特征包括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經濟增長方式、技術進步特征、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以及資源環境特征如表1所示。經濟發展不同階段驅動因素的演替同時代表了生產力的綠色化過程即由淺綠到綠色或深綠的發展過程，也是推動實現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由相對脫鉤到絕對脫鉤的過程，經濟形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目前基本上處于中碳發展的中后期階段，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驅動或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過渡階段。在此背景下，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不僅有助于大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質的飛躍，而且還將發揮顯著的降碳減污作用，加快“雙碳”目標的實現。
新形勢下推動綠色生產力發展行動路徑
發展綠色生產力應把握的重點
發展綠色生產力，應以綠色創新為核心，把綠色技術作為生產力躍升的重要動能，尤其要強化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包括數智化技術），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廣闊發展空間。綠色創新不僅包含環境維度，而且包括經濟、社會維度，具體涉及技術、制度、組織、文化等多個方面。綠色技術和綠色技術創新在推進節約資源能源、減少污染和碳排放方面通常發揮著先導性的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綠色創新呈現出由單項技術、單項工藝、單種產品和單個過程改進或增量創新向大規模、集成化或整合化、深層次的激進式系統創新方向轉變的趨勢；由為末端治理方案提供支撐向為生產和消費全過程控制方案提供支撐方向轉變的趨勢；由單純注重技術單一維度創新向包含技術創新在內的全方位、多維度創新方向轉變的趨勢；由微觀層面的企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組織和管理創新向宏觀層面的全社會結構、組織、制度乃至文化創新方向轉變的趨勢。綠色產業正在孕育新技術、催生新業態、創造新供給、形成新需求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綠色發展動能。發展綠色生產力，要堅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和市場導向相結合，加快構建綠色技術創新體系。一方面要加快綠色低碳技術的攻關，增強綠色技術供給，壯大綠色技術創新主體，加快綠色技術轉化應用，賦能傳統產業，培育新的綠色增長點，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化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加快綠色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布局，特別是加強數字化和綠色化的協同推進，不斷塑造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持續增強發展的潛力和后勁（胡軍等，2024）。
發展綠色生產力，應推動實現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綠色化躍升，助推經濟社會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也對生產力各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具備綠色屬性和特征，并且生產力要素優化組合要把綠色、低碳、循環作為根本要求和變革方向。從勞動者來看，綠色生產力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環境保護或生態文明意識，具備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要推動適應綠色、低碳、環保產業需求的高素質勞動者隊伍建設和培養體系。從勞動資料來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迫切需要加快綠色低碳技術等生產資料的創新發展，包括以數智化手段為工具。從勞動對象來看，綠色生產力要求將傳統勞動對象拓展到生態資源、新能源、數據、信息等新型要素主導的資源要素配置及優化組合中。其中，自然環境是生產力的自然物質基礎，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以新技術和新要素的優化組合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以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優質生態產品為需求牽引，催生新消費、新產品、新產業、新市場，帶來發展模式、供應模式、消費模式的變革（胡軍等，2024）。
發展綠色生產力，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配套的政策制度體系。其中包括完善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開展相關科技、教育、人才等領域的改革，著力打通制約綠色生產力發展的瓶頸、堵點和卡點。建立和完善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的相關法律、政策、標準、市場和監管體系，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等。通過政策引導、體制機制創新、強化管理等多種方式，提高要素資源配置效率，有效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
加快推進傳統生產力綠色化變革
當前，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漸次達到峰值，或進入平臺期，而碳排放總量還在保持上升態勢。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得到根本緩解，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經濟發展或生產力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的矛盾和沖突。發展綠色生產力可以通過推動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等途徑，促進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也為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化改造和升級提供不竭動力，是加快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選擇。在新的歷史階段，要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力度加快推進傳統生產力的綠色化變革，爭取實現綠色生產力發展與降碳增匯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協同，確保“雙碳”目標能夠如期實現爭取盡早實現。具體而言，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著力。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低碳轉型，能源先行。通過傳統能源高效利用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帶動清潔能源產業發展和創新，有助于優化能源產業結構，提高清潔能源在能源供應中的比重，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碳排放，推動經濟低碳轉型。如海上風電技術特別是漂浮式風電技術，使得風電場可以建在遠離海岸的深海區域，獲取更穩定和更強的風力資源，提高風能的利用效率。借助智能電網、大數據分析、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對能源消耗的實時監控和管理。促進能源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實現高效整合與優化配置。綠色技術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新能源產業的技術進步和數字技術在能源領域的推廣應用，將為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提供重要支撐。
促進產業結構轉型，降低產業端碳排放。發展綠色生產力不僅是傳統生產模式的變革，更是對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升級。通過引導傳統產業向綠色低碳方向轉型升級，有助于減少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比重。通過加大第二產業節能降碳和綠色低碳轉型力度，包括能源、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業和領域，建設綠色制造體系，有助于逐步降低經濟增長對高耗能高排放發展路徑的依賴。綠色生產力可以不斷優化產能規模和布局，持續更新土地、環境、能效、水效和碳排放等約束性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推進形成主導和引領全球前沿未來產業的關鍵驅動力。這些戰略新興產業普遍具有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污染排放少的特點，其快速發展對于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的產業鏈，降低產業端的碳排放水平具有深遠意義。
強化技術創新，破解“碳鎖定”效應。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能耗強度明顯高于世界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能源環境問題依然嚴重，工業企業節能降耗、減排治污仍需攻堅。受益于長期報酬遞增激勵的碳基能源系統會產生所謂的“鎖定效應”，妨礙低碳、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術的創新和低碳經濟的發展，這在資源型城市更為明顯。在新的發展階段，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精尖科技取得關鍵性突破，共同催生了以“綠色”為底色的新質生產力。通過技術替代、產業升級、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環境風險降低等方面的綜合作用，能夠有效破解“碳鎖定”效應，激發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經濟轉變的潛能。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在解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改進能源存儲解決方案，如通過智能電池管理系統來提高能源存儲的效率和可靠性；智能電網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負荷管理，優化電力分配，減少因低效分配造成的能源損失；通過機器學習和數據分析，可以預測設備維護需求，減少因設備故障導致的能源損失等。在“固碳”領域，碳捕獲、利用和封存（CCUS）技術推動“碳鎖定”條件下的技術創新，從而推動了“碳鎖定”的解除。同時，人工智能技術可用于優化碳捕捉、利用和封存（CCUS）技術，提高其效率和降低成本，進一步突破“碳鎖定”效應，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增強碳匯能力。森林、濕地、草地、海洋等自然生態系統具有清潔空氣、水源涵養、土壤保持等生態功能。通過合理保護和利用這些自然生態系統，能夠提升其碳匯能力。一方面，綠色生產力的提升往往伴隨著技術創新和清潔生產技術的推廣應用，促使生產者采用更加環保的生產方式和技術，也為生態產品認證提供了科學的技術標準和評估方法。另一方面，隨著綠色消費理念的普及與生態產品認證體系的逐步完善，消費者對生態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在綠色生產力對生態產品供求雙向影響的作用機制下，能夠進一步激發生態產品價值。與此同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所創造的經濟激勵有助于提升碳匯資源數量和質量，并激發社會各界對生態保護的投資和熱情，從而增強碳匯能力。如就森林碳匯領域而言，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引導下，生態旅游、森林康養等高附加值產業蓬勃發展，成為推進生態修復工程、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等活動的重要驅動力，有效增強了森林碳匯能力。在海洋碳匯領域，依托海岸帶生態系統修復工程提升海洋碳匯增量、開展藍碳交易、開發海洋可再生能源、保護濱海濕地、探索碳捕獲與封存技術等方式，增強碳匯并降低碳排放，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多領域應用助力綠色低碳城市建設。在交通運輸領域，綠色生產力推動了清潔能源的廣泛應用。相比傳統燃油車，新能源汽車在減少碳排放、降低空氣污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為城市居民綠色出行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在建筑行業，綠色建材產品的生產和應用具有顯著的減碳效應。通過研發和應用節能、環保、低碳的新技術、新材料與新工藝，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節能材料、智能控制系統以及綠色施工技術等，能夠有效降低建筑能耗和碳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推動建筑行業向綠色化、低碳化方向發展。
促進工業“降碳”與新型工業化協調發展。推進新型工業化不僅要落實綠色環保的基本要求，還應積極推進減排降碳。工業部門是能源資源消耗的重點領域，也是我國碳排放的最主要的來源部門。大力發展綠色生產力，鼓勵傳統工業產業淘汰低效設備，應用先進設備，有助于完善綠色制造體系，深入推進清潔生產，打造綠色低碳工廠、園區和供應鏈。此外，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夠彌補創新成本，促進“降碳”與新型工業化協調發展，為工業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促進數字化和綠色化、現代服務業和綠色制造、綠色消費需求和綠色產品供給等深度融合，積極開發低碳技術、低碳工藝和低碳產品，鍛造新的產業競爭優勢，能夠讓綠色低碳成為新型工業化的生態底色。
加快農業低碳轉型與農業現代化協同推進。農業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也是固碳、用碳的重要領域。通過引入先進的農業科技和管理模式，運用農業生產的智能化、信息化和精準化技術，能夠改進灌溉技術、推廣節水農業、提高農作物秸稈和畜禽糞便的綜合利用率，實現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這不僅可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還可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在固碳方面，通過推廣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循環農業等綠色農業模式，以及科學施肥、節水灌溉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化肥、農藥等化學品的過度使用，提升農業碳匯，鞏固提升農業碳匯功能。同時，資源化利用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努力方向。綠色生產力的發展為碳資源化提供了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基礎，使得碳資源化技術得以更好地應用于實踐并產生實際效益，有助于增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
【本文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基礎能力增強計劃”可持續發展方向課題階段性成果。
執筆人：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 陳劭鋒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張舒甜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王悅穎】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