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聯系，賦予了傳統經濟增長分析中全要素生產率“綠色”的內涵，經環境因素調整后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可以成為度量綠色生產力變化的一種形式。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我國綠色生產力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具有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促進創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規模經濟優勢突出、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統籌各方辦難事的制度優勢等多方面優勢。應緊緊圍繞促進創新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著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方式創新，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
關鍵詞:綠色生產力 全要素生產率 制度優勢 創新系統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系統闡述了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和主要特征，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要求我們必須要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牢牢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不動搖，以創新引領綠色生產力發展，助推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就是創新，發展綠色生產力必須以促進創新為核心，系統施策，整體推進。我們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全社會創新活力，使綠色生產力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強勁動力，并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中國貢獻。
綠色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和理論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對新質生產力的系統闡述以及“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的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聯系，揭示了發展綠色生產力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人類社會走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變革方向。從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到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對綠色發展的深邃思考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體系在不斷深化和不斷拓展。
綠色生產力由綠色低碳科技創新及模式創新催生形成，包括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減污降碳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新制造，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與傳統產業相融合為代表的新業態，以高附加值綠色環保產業和綠色消費為代表的新服務，及其形成的聚合體（孫金龍、黃潤秋，2024；周宏春，2024）。區別于依靠大量資源投入和消耗、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傳統發展方式，綠色生產力能夠驅動經濟社會高效能、高質量發展，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生產力把綠色納入生產力范疇，作為先進生產力的重要代表，作為生產力要素及其優化組合的變革方向，作為生產力躍升的重要動能，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與時俱進。發展綠色生產力就是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從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發力，努力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推動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孫金龍、黃潤秋，2024）。
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聯系，賦予了傳統經濟增長分析中全要素生產率“綠色”的內涵。作為重要經濟學概念，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索洛關于“技術變化與總量生產函數”的論文(Solow，1957)，此后針對全要素生產率指標調整和拓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在迅速增加。傳統全要素生產率以勞動力和生產資本作為投入要素、以GDP作為產出，并未考慮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排放（大氣、水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等）及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自然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也往往被忽視（Brandt等，2014，2017）。要準確衡量要素投入效率，應該充分考慮自然資源投入與環境產出因素影響，以全面反映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的全局性情況。在資源環境日益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硬約束背景下，亟需拓展全要素生產率的“綠色”內涵，增強其包容性和科學性。
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對新質生產力賦能綠色發展的邏輯、綠色生產力的產業載體等進行系統研究，深化了我們對綠色生產力內涵特征和實踐路徑的認識（參見周文、許凌云，2023；岳奎、曲秀玲，2024；周宏春，2024；石敏俊、陳嶺楠、王志凱等，2024）。在國際上，經合組織（OECD）研究團隊提出了一個面向綠色發展的分析框架，把傳統全要素生產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MFP）核算內容拓展到包括生產活動的資源消耗和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于2013年構建起國家層面的經環境因素調整后的全要素生產率（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EAMFP），并已完成全球50余個國家的生產率測算分析工作（Cárdenas等，2018）*。這套分析框架，可為我們開展綠色生產力的學理化分析提供有益借鑒。
*注：近年來，國際上也開展了一些相關研究，包括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澳大利亞、中國和歐盟，其中多是在產業層面所進行的生產率測算，旨在反映能源和物質資料作為中間投入對產出的影響。
根據OECD定義，EAMFP是一個從廣義層面來反映經濟生產率的重要指標，其增速變化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從一系列要素投入中獲得產出的能力，而這一系統中自然資本投入以及環境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產出得到了充分考慮。由此，OECD將經環境因素調整后的GDP增長，分解為包含生產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本以及EAMFP等不同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圖1）。具體而言，以“基于環境因素考慮的產出增長調整”來反映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以犧牲環境質量為代價，以“自然資本增長的貢獻”來反映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自然資源消耗*，而EAMFP則衡量的是GDP產出中不能用生產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本投入變化來解釋的剩余部分，體現了科技進步、管理效率提升等對GDP增長的貢獻。OECD研究成果表明，一些國家GDP增長對資源消耗或者重污染產業有高度依賴，這些經濟產出或者要素投入多被用于增加商品和服務生產，而非投資于減少負外部性的環境治理，以改善國民健康、提升環境質量和維持氣候穩定，其生產率貢獻往往存在高估。相反，那些注重投資于資源高效利用或致力于污染減排的國家，生產率貢獻則被低估。因此，經環境因素調整后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全要素生產率在表征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質量方面更為科學。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綠色生產力發展也是基于從產品、工藝到產業生態的各種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這些創新，最終都會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中，因此經環境因素調整后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可以成為度量綠色生產力變化的一種形式。
*注：自然資本增長對經濟增長的零貢獻并不意味著當年沒有開采利用任何國內資源，而是代表自然資源與上一年相同的方式被投入到經濟活動中。
基于OECD生產率核算框架，我們將更多自然資本和環境污染因素納入其中，并結合我國實際對核算方法做適度改進，對1978年至2019年我國EAMFP變化情況進行系統核算。實證結果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生產資本投入放緩，自然資本投入逐步步入平臺區，同時環境治理力度空前，綠色新動能迅速壯大，EAMFP開始出現明顯改善，年均增速為2.71%（2005-2012年為0.55%），明顯高于該時期MFP（增速為1.88%），2016-2019年已達3.49%，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50%（Ai，Gao，Li & Liao，2023）（圖2、表1）。這一結果，鮮明印證了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EAMFP出現明顯改善，至少有如下四方面原因。一是制度體系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建立完善目標評價考核制度，全面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壓實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責任，持續完善重點領域綠色發展標準體系，強化生態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為綠色發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二是技術變革推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創新作為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的動力和保障，不斷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推動資源節約、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等技術快速發展并廣泛應用，能源設備、節水設備、污染治理、環境監測等部分領域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特別是以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綠色低碳產業持續壯大并成為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經濟發展的含金量和含綠量顯著提升。三是管理效率提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健全，法律環境持續完善，政府職能改革不斷深化，市場監管持續增強，資源環境要素價格機制不斷優化，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基礎地位持續鞏固，管理效率明顯提升，較好適應經濟增長方式逐步轉型。四是商業模式創新。持續探索有利于綠色低碳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的商業模式，加強綠色技術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全社會創新活力得到激發。比如，電力行業利用物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對數據進行整合和系統集成，能夠提供能效提升的個性化服務，促進商業模式創新。交通運輸業借助信息互聯網技術尤其信息平臺，提供汽車租賃、打車等定制化服務，大幅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食品生產領域采用材料替代技術，推動資源節約，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能源和節水管理、綜合能源服務以及碳排放管理綜合服務等新業態新模式持續壯大發展。
我國發展綠色生產力有堅實基礎和綜合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我國綠色生產力發展取得顯著成就，推動我國綠色增長和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巨大成效，實現了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環境質量顯著改善、生態系統穩定性提升、綠色低碳轉型步伐加快，特別是新能源產業實現創新發展并在部分領域全球領先。這些綠色發展的成就，不但體現為百姓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環境質量不斷改善中的切實獲得感，也從經環境調整后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標明顯改善的經濟學分析中得到部分佐證。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推進創新驅動戰略、綠色發展戰略，踐行新發展理念，為發展綠色生產力奠定了堅實基礎，具備了更進一步發展綠色生產力的綜合優勢。
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親自謀劃、親自部署生態文明建設和體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進生態文明理論、實踐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由此形成。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們牢牢堅持“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生態興則文明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綠色發展是發展觀的深刻革命”“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等理念，統籌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工作，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綠色越來越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底色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共識。
促進創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不斷改進，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綠色發展具備了進一步加速的內外部條件。企業已經成為創新主體，市場競爭成為激勵企業創新的重要機制。包括國企、民企、外資企業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開發有競爭力的新產品，創新成為企業的自覺行為。我們看到，創新活躍的領域如光伏、動力電池，就是全球競爭激烈的領域。以光伏領域為例，不但同一技術路線上產品不斷迭代，而且單晶硅、多晶硅等不同技術路線相互競爭，最后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企業都是能持續創新、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高世楫，2024）。在市場競爭中，我國企業學會了面向市場競爭開展組織化的創新活動，為開發有競爭力的產品，企業主動購買專利技術、持續投入研究開發，在全球范圍內整合創新資源，在干中學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創新組織方式。不同所有制企業充分競爭并相互學習，有助于在同一市場內形成良好競爭生態，加快企業技術能力提升。同時，促進創新的市場機制在不斷完善，我們建立了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通過擴大市場準入、限制壟斷和反競爭行為形成有效競爭，通過競爭壓力促使企業改進管理、創新產品實現不斷發展。
規模經濟優勢突出
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總量規模不斷壯大，發展質量穩步提升，持續多年保持全球制造業、貨物貿易、經濟增量第一大國地位，規模經濟優勢愈發明顯。我國的規模經濟優勢，有助于形成完備和有競爭力的新能源產業鏈。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為30%，產業門類齊全，配套體系完善，系統性優勢突出。高效協同的制造業網絡，為新能源產業鏈各環節發展提供了全面支撐。經過多年積累和發展，中國已擁有較為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比如已建成包括動力電池、電機電控、整車及充電設施、制造裝備、回收利用等在內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同時，超大規模市場可以攤薄成本、容納多條技術路線競爭成長。新能源產業發展前期需要進行較大規模的研發和設備投入，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可以幫助企業快速攤薄成本，使其在國內市場競爭中形成低成本和高性能優勢，進而獲得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此外，國內巨大的市場空間，也為不同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多賽道，推動真正具有競爭優勢、符合產業升級方向的企業和產品快速得到成長。比如，中國光伏電池具有多條細分技術路線，每條技術路線都孕育出數家上市公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24）
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統籌各方辦難事的制度優勢
歸納總結我國新能源汽車、風電、光伏產業快速發展的經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充分發揮黨的領導的制度優勢、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統籌各方辦難事的制度優勢，以及由此體現的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這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比如在風電、光伏發展方面，我國政府制定了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在可再生消納、上網電價補貼、稅收優惠、貸款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扶持下，不但突破了技術和生產規模的瓶頸，而且有效激發了發展活力并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在新能源汽車發展方面，一方面我們放開市場準入，使一大批造車新勢力進入市場，改變了競爭環境、激發了創新活力；另一方面政府充分發揮各方面積極性，有效整合和新能源汽車密切相關的各類要素和資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汽車發展關鍵技術瓶頸，并通過政府強有力的統籌協調，推動充電柱樁等關鍵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破除了制約新能源汽車發展的重要瓶頸。在政府引導、推動和組織下，汽車產業上下游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產業聯盟和協作機制，形成必要的合力，盡可能使我國在發展新能源汽車方面揚長避短、少走彎路，實現我國新能源汽車的跨越發展。（陳清泰，2023）
圍繞促進創新系統發力，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我國進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系統闡述新質生產力內涵特征，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做出改革部署，強調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必須通過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特別是經濟領域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綠色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同樣必須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以系統觀念統籌各項制度建設，打通制約綠色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生態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既是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總目標之一，也是加快形成綠色生產力、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特征的客觀需要。特別是在全球綠色發展大勢已定而大國競爭持續加劇的國際環境下，我國促進綠色創新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來源受阻，重要產品市場面臨壁壘，這更需要我們通過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促進綠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使我國綠色發展領域基礎好、綜合優勢明顯的長處得到充分發揮，進而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促進各種創新源泉涌流，促進綠色生產力大發展，推動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邁上新臺階。
緊緊圍繞促進創新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這些重要論述揭示了當前我國促進創新的戰略方向和主要著力點。從經濟學意義上看，運用知識創造財富即是創新最本質的特征，人類知識的持續拓展支撐了整個社會的持續進步。從知識源泉來看，現代創新以科技發展為基礎，現代科學發展的使命就是持續拓展知識前沿，以科技創新帶動財富創造創新?？萍紕撔隆⑻貏e是科學發現，需要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持續支持，但利用知識創造財富，最有效的激勵就是市場競爭。我國過去十年綠色低碳產業快速發展，競爭力不斷增強，就是得益于我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創新提供了有效激勵，開放的國際市場為我們提供了知識、技術、人才的來源和內外聯通的產品市場（高世楫，2024）。我國已經進入依靠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雖然總體上已經逐步接近技術創新前沿，但我國許多產業領域仍然存在技術能力不足、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難題。綜合內外部環境看，我國正處于從主要依賴技術引進和知識學習加快轉向新知識發現和應用以實現更多價值和財富創造的重要階段。一方面，我們要深刻理解創新的本質特征，持續強化市場競爭對創新的激勵，大幅提升創新資源利用效率，進而實現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工作，加大基礎研發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健全適合前沿科技探索的科技管理體制，系統增強前沿科技探索效能。無論是發現還是應用新知識，信息暢通是根本保障，尤其在應對美西方科技封鎖不利形勢下更需如此。國內科學界、企業界只有及時便捷地了解全球科技最新動態，充分接觸和利用最先進的研發工具，才能緊跟全球科技發展方向和競爭步伐。
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
綠色科技創新是發展綠色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綠色低碳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一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有組織推進綠色低碳戰略導向的原創性、基礎性研究，把節能降碳、多污染物協同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二要加大公共資源投入和產業創新平臺建設，加強跨領域、多環節技術創新協同，打破技術創新的領域壁壘，增強創新協同性，以企業為主體推進“政產學研”深度融合，支持綠色低碳科技領軍企業常態化、前置性參與重大科技項目、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創新決策咨詢；三要加大先進綠色技術應用推廣力度，持續做強綠色制造業，不斷壯大綠色能源產業，大力發展綠色服務業，加快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及供應鏈，加速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著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方式創新
一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與發展綠色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二要牢牢樹立和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集約節約、綠色低碳發展道路。三要全面深化經濟、科技等領域體制改革，重點暢通發展綠色生產力所面臨的堵點卡點，建立健全高標準市場體系，推動生產要素配置方式優化創新，使得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能夠在發展綠色生產力領域暢通無阻流動。四要遵循發展綠色生產力要求，促進科技、教育、人才良性、暢通循環，健全人才培養、使用、引進、流動等工作機制；完善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合理機制，更好體現人才、技術和知識的市場價值，著力打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環境。五要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綠色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參考文獻略
【本文作者為 高世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維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資源政策室主任、研究員】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