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育時代》， 沈洋 蔣萊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生育對于女性究竟意味著什么？生男孩還是生女孩？生一孩、二孩還是三孩？女性是快樂媽媽還是絕望主婦？令人失望的是丈夫還是婚姻本身？……

本書不僅是一份對中國都市媽媽生活狀態的深刻洞察，也是對女性在現代社會中多元角色的深入思考。通過這些媽媽的故事，讀者得以一窺她們在歡笑與淚水、堅持與妥協中的真實生活，感受她們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性別環境中應對生育抉擇和母職實踐的挑戰。

>>內文選讀：

序 章

從何時起，生，還是不生孩子，竟成了一個問題？

對我這個生于1970年代末、有一個00后孩子的中年媽媽來說，這個問題問的是要不要緊跟政策潮流，躋身二孩家長之列。而本書的第一作者，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沈洋老師，被這個問題糾纏許久，好不容易下定決心生下一孩，還沉浸在初為人母的欣喜和惶惑中，卻隱約遭受到生育新政的輻射，陷入新一輪的糾結。我們倆是分別在上海兩所高校任教的女學者，出于對生育、母職、職業發展、

社會角色、性別關系等諸多圍繞女性生命特質展開的研究議題的共同興趣，合作進行多項研究，也在對我們的研究對象——生育女性的觀察和交流中，梳理出女性個人生命體驗和時代、社會發展變遷的連接。隨著生育政策變化與生育文明的演進，我們逐漸感知到，從法定婚齡到更年期的女性普遍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抉擇問題：是否要生孩子。年輕女性在規劃自己的人生時，需要考慮何時步入婚姻殿堂以及何時迎接第一個孩子的到來。而對于已婚并已為人母的成熟女性來說，她們已經在妻子、母親、女兒、兒媳、雇員乃至領導者等多重身份中忙碌地平衡著自己的生活。同時，她們還面臨著是否要響應時代潮流，選擇再生一個孩子或多個孩子的決定。那些已經抓緊上一波“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新政的“老手”母親們，則是最新的三孩政策的目標人群。看，選擇的自由和躊躇的負累處于天平的兩端，無論你處在人生哪個階段，居然都能被這個問題問住。那么，在當今中國社會，生，還是不生，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我們的經歷：生娃是個“黑社會”嗎？

還是從我們兩人各自的經歷說起吧。我們的年齡差距不算大，但都跨越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急劇發展、迅捷轉型的高速增長時代，各自的經歷都有背后代際群體的特點。

作為改革開放同齡人，我的成長過程伴隨著整個國家面向世界的大門一寸寸打開的步伐，一邊是膨脹無際的放飛夢想，另一邊，則是每一位女性長輩、前輩以親身經歷示范的必經之路：結婚生子，為人妻母。可以說，在我們70后這代人的詞典里，幾乎沒有“不婚、不育”這樣的關鍵詞；這也恰恰和一度引發熱議、如今已漸趨沉寂的“剩女”“剩男”標簽有著一致的代際區間——當婚育不再成為必須，又何來被“剩”的污名？新世紀初我本科畢業獲得保研資格將升入更好學府深造，母親既得意又擔憂，立刻開始張羅相親大業，她既期待我事業有成，又擔心高學歷和事業心會嚇退追求者；既諄諄告誡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來源和社會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間規訓；既怕我嫁不好，更怕我嫁不出去。

與女性婚嫁歸宿觀念同源共生的，是結婚和生育之間不可分割的連體關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早已述明，家庭的功能圍繞財產傳遞給血緣后代展開；在當代話語體系中，它呈現為婚禮上“早生貴子”的賀詞和婚禮后順理成章的期待。我研究生畢業后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結婚不久便意外懷孕，于我個人而言，這似乎不是一個好時機，但周遭的聲音是一邊倒的贊同之詞：既然早晚要生，晚生不如早生；兩邊老人年紀都不大能幫忙，只管生不用擔心帶；房子和單位都落實了，生完沒有后顧之憂，可以全心全意拼事業，無須再面對“升職還是生娃”的選擇題；早點完成任務，身材還恢復得快！在這套敘事體系中，生育被定義成女人不假思索、無可回避的一項任務，至于生育之后會遭遇什么，幾乎無人問津。很長時間里，我都愛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婚姻猶如黑社會”論來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沒有加入的人總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處，故此內幕永不為外人所知。”事實上，一朝分娩，這項“任務”便再無完成的那一天，回顧育兒一路上的奶粉、就醫、玩耍、入托、上學種種，是無窮無盡的思慮操心；而自我的探尋、職業與家庭的關聯和多個身份的平衡，也是自己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某種意義上，我認為生娃的“黑社會”性質更甚婚姻——孩子固然是增強夫妻關系的紐帶，卻在更多時候成為兩性間的矛盾來源和離婚障礙，沒有孩子的婚姻脆弱易碎得堪比戀愛分手，而有了孩子之后呢？即使不幸（或有幸）分開，因為這個承載兩人基因的生命體在世間的存在，你永遠都不可能與前任重返陌路了。

85后青年學者沈洋老師擁有令我等“老”前輩艷羨不已的求學經歷，30歲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拿下博士學位，回國任教頂尖高校，與同為海歸學者的丈夫比翼齊飛，一邊在“非升即走”制度的“鞭策”下大力發表英文專著和論文，一邊發揮高知專長，理性規劃落實買房、結婚、生育大事。在外人看來沈老師屬于標準人生贏家，她卻視婚育后的生活陷入“一地雞毛”：試問育兒的煩惱曾饒過誰？踏在房價高點買房的沈老師，會暗自羨慕本書中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訪者，她們畢業和初入職場時趕上中國GDP持續10%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階段踏準了買房節點，甚至在不限購的年代購買多套房，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無法企及的資產積累，也為生育決策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我倆之間，她對生育動機和行為有著更為強烈的反思性，還尤其擅長把生育放在社會和時代的結構化圖景下考察，為理解這座“黑社會”的來龍去脈增添了充實的學理依據。

文：蔣 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