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麗萍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比較政治學、政治學理論、政治心理學、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等領域研究
[摘要] 社會科學研究是理論與經驗材料之間進行對話的過程，并在此過程中尋求評估和發展理論。不同理論代表著不同的知識視角。比較政治學本質上是本體論的，卻常常因其方法（論）特征而被當作一個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知識領域。充分和有效的經驗知識積累是比較政治學學科認知效力的基礎，而嚴謹的知識生產需要嚴謹的科學方法。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圍中，理論概括的普遍性和方法的持續改進日益受到重視，而“滿足經驗分析的要求”這一學科基本標準卻被忽略了，進而導致經驗信息的稀釋和現實政治相關性的削弱。作為一門折中的學科，比較政治學研究需要關注案例（描述性與非描述性的經驗信息）、理論與方法的均衡。在學科科學化與學科人文傳統的持續張力中，比較政治學的魅力就是讓人們看見森林，也看見樹木。
[關鍵詞] 比較政治學；經驗信息；研究方法；“方法至上”
政治學研究由來已久，但政治學成為一門自覺的學科的歷史并不長。在政治學由哲學逐漸轉變為一門社會科學的過程中，哲學與社會科學兩個“認識論靈魂”（epistemological souls）共同塑造了學科知識獲得與積累的規則和模式。在靠近哲學的一端，政治哲學知識的獲得主要基于理性、權威（及其論斷）或參照道德真理；在靠近社會科學的一端，比較政治學因其強大的方法論（比較的方法）而在發現政治現象的一般規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論取向的解釋方面接近科學研究，因而也被視為最為科學的政治學分支學科。由于社會科學領域有關方法論的最激烈的爭論主要集中于比較研究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比較政治學領域對方法的討論似乎甚于對研究范疇的關注，更使這一分支學科成為一個少見的頻繁進行自我反思的領域。
一、方法論領域還是經驗研究領域？
比較政治學是政治學諸多分支學科中唯一以方法來命名的研究領域，比較方法因而成為其學科特征，而研究內容的不確定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比較政治學沒有一個實質性的研究焦點，有的只是一個方法論上的焦點——它聚焦于“如何分析而不是分析什么”。相對于研究的問題，方法被視為比較政治學更為重要的界定性特征，也使比較政治學似乎總是呈現出方法論維度的特征，其經驗維度的一面則顯得無足輕重。
事實上，比較政治學學科經驗性的一面在學科發展歷史中的很長時期，特別是在所謂法理制度主義的政治學研究傳統中，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維度。伴隨二戰后不滿于傳統研究方法的研究者為使政治學與他們所認為的其他受人尊敬的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屬性保持一致，學科方法論的一面日益受到重視，而其經驗性的一面因與傳統研究中諸如“描述性的”“非比較的”“非理論的”等特征聯系在一起而成為需要改變和盡力回避的研究傾向，學科的經驗維度似乎也在這種劇烈的學科變革中失落了。
比較政治學本質上應是本體論的，很大程度上卻因其方法（論）特征而常常被當作一個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知識領域。二戰后學科趨向理論化與科學化的發展似乎更強化了這種認知偏差。
作為一種發現不同變量之間經驗關系的方法，比較方法與實驗方法、統計方法和案例方法共同構成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比較的方法雖是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特征，但這一方法并非比較政治學專享。比較政治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不同在于，對其他學科而言，比較方法的運用是一種選擇，對于比較政治學研究而言則意味著研究規范，也是一種方法約束。比較政治學在20世紀 50年代以來經歷了研究范式的復雜變化，而比較方法更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因日益重視強關聯和對因果推斷的強調而帶來了學科研究中最顯著的變化。
對不同國家政治體系研究的實質性關注與運用共同概念找出并解釋其相似性和差異性的方法的結合——這是在經驗維度與方法維度上有關比較政治學的一個較為平衡但可能并不準確的理解。其中，對本國以外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政治的研究，是有關比較政治研究對象是什么的一個籠統表述，也符合政治學學科內部分類的傳統。比較政治學的經驗維度至少涉及兩個方面：其一是議題或研究問題；其二是比較分析的時空范圍。由于政治在時間和空間上常常具有特殊性，時空范圍還使比較政治研究表現出研究范疇的某種相對性，如對某特定國家的研究在這個國家屬于本國政治研究的范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可視為比較政治研究。
很長時間以來，國家是比較政治學研究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對象，這種“全國家”偏好（the “whole-nation” bias）在歷史上導致了對國家層面數據的關注。但是，全球化特別是一些國家日益引發關注的國家能力低下的現實，似乎需要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研究者學會并習慣于在相對意義上看待作為主要研究基點的民族國家，也帶來了超越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 現 實 變 化。這 種 變 化 還 可 能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平 衡 施 坦 因·羅 坎（Stein Rokkan）五十多年前指出的比較研究中的“大國”偏好（the “large-nation” bias）、“經濟增長”偏好（the “economic growth” bias）以及前述“全國家”偏好。
比較政治學的相對性還表現于政治學學科內部分工使得這一學科的研究范疇在時空意義上并不穩定。依據政治學學科內部分類，在某國，對本國的研究無疑屬于本國政治研究的范疇，而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屬于比較政治研究范疇。由于國際發表的日漸增多，這種情形也引發了學科內部分工的復雜變化（如中國學者發表在國外期刊的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論文就常被當作比較政治研究）。在這種意義上，相對性還使學科邊界表現出流變性的特點。
經驗維度和方法（論）維度可視為比較政治學的兩翼。20 世紀前半期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論）維度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并非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特例，因而也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共享了理論化與科學化的發展目標。這兩個維度本來并非此消彼長，但伴隨理論化與科學化而來的研究范式的變化、推理邏輯的轉換、對宏大理論的追求等，似乎都使學科經驗維度的那一面顯得無足輕重。然而，失衡的學科研究取向給學科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在比較政治學學科歷史上，知識積累的穩定性常因現實政治世界的變化和特定理論的坍塌而發生中斷，知識積累表現出明顯的非累積性和非線性特征。因此，對學科經驗維度的忽視更使學科相關知識的積累面臨重重困難，甚至會帶來削弱學科認知效力的巨大風險。
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圍中，比較政治學由于其方法論特征很容易僅被視為比較方法的某種運用，因而忽視其經驗信息價值以及時空范圍的現象并不少見。在這種意義上，擁有理論抱負的比較政治學甚至可能在研究中淪為政治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或者是成為政治學的工具。事實上就方法而言，比較不是一種測量方法，更不是一種技術。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乃至方法論，比較方法（以及比較研究中的諸多新方法）本身即內含豐富的經驗信息和價值信息，因而很大程度上也蘊藏著科學精神與學科人文傳統相統一的重要潛能。學術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將方法僅作為某種技術加以運用的平庸的研究，實際上不僅無法實現方法、理論與經驗證據之間的有效結合，還是比較政治研究中人文主義傳統與科學主義取向間沖突的重要根源。
二、經驗疏離與研究鴻溝
20世紀 50年代以前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常被概括為非理論導向和方法貧瘠的，而其后學科趨向理論化與科學化的努力則往往先是表現為對宏大理論以及合乎需要的統一范式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對案例整體（而非一個個案例）的分析，以及很大程度上與之相關的定量研究日益受到重視。這種努力極大地改變了學科的整體外觀，在很大程度上為“理論的”和“科學的”比較政治研究確立了某種“標準”，而經驗層面的分析則在這一過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疏離了。
（一）源于理論的鴻溝：宏觀理論與微觀運用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由于學科的理論化趨向，這種疏離先是表現為宏觀理論及其運用之間的不匹配。20世紀 50年代以來，新國家大量出現，國家間異質性急劇增強，比較政治學需要一種新的路徑將這些新國家與西方國家納入同一理論分析模式——這種路徑必須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特性，還可以作嚴密、有效的推導，并適用于嚴格的比較檢驗。于是，對宏大理論的探索主導了學科研究，大量出現的新概念則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學科的分析語言，使學科研究呈現出嶄新的政治學的外觀。宏觀理論的大量出現或許可被視為學科健康與活力的一個積極信號，但這種努力似乎使得學科研究重新回到了注重新術語的古代經院哲學，也由此帶來了抽象概括與經驗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更在將抽象理論運用于經驗現象分析時面臨宏觀理論與微觀運用間不斷擴大的鴻溝。
空間維度是比較政治學經驗維度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界定比較政治學學科內部分工的重要依據，因而比較政治學研究者也大多是某一地區（區域）的專家。在學科趨向理論化與科學化的狂熱中，追求概括的普遍性、彌平空間差異對研究者總是充滿誘惑力和吸引力，而“滿足經驗分析的要求”這一學科基本標準則常常被忽略了。
（二）源于方法的鴻溝：經驗分析與隱身的案例
對經驗層面分析的疏離在日益流行的量化研究中常常表現為案例變得隱身甚至消失了。比較方法的運用意味著不同的研究策略，因而與比較相關的研究設計實際上總是與一系列選擇聯系在一起。譬如，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最相似體系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 MSSD）與最不同體系設計（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 MDSD）、大樣本（large-N）研究與小樣本（small-N）研究等，相對于不同的研究問題和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選項既代表著不同的智力策略，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研究的分析層級與經驗現象之間的不同距離，而研究者似乎也對其科學化潛力給予不同賦值，從而使得某種特定選擇似乎比另一種選擇在科學化方面表現得更具優勢、更為出色。
1.變量取向的研究方法與被抽象的案例
科學的世界是變量的世界。比較政治學科學化的發展趨勢似乎也意味著，將研究對象分解為不可再分的變量是研究的重要基礎。“科學必須是用顯微鏡觀察的，直至不可再分的最小單元”。“語言本身也必須是微觀的，科學必須轉化為變量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variables）”。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對較多案例的研究很適于通過對所收集到的許多國家的匯總材料進行測量和分析的量化研究，因而接近于科學的實驗方法。這種被稱為“變量取向的”研究，有助于作出有說服力的推論，并可能識別出所謂的“反常案例”或“離群現象”，從而構建一般理論。但是，這種“變量取向的”研究不僅使政治學研究中人們曾經習以為常的政治現象（如國家）在很長時間變得隱身不見了，也使研究案例被抽象化，從而常常導致理論（或命題）與經驗現象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
在戰后社會科學諸學科趨向科學化的共同目標下，研究者的方法論意識特別是研究方法及其規范運用日益受到關注。不同方法在研究特定問題時雖優劣互見，但仍不時會引發學術界的爭論，也使研究方法的改進本身就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最受關注的有關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長期爭論雖未產生明確的結論，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定量研究能夠清晰地展示所使用的研究技術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也更便于教學和學習，而定性方法則常常并不顯見，也缺乏明確的研究程序，從而使定量研究看起來更為“科學”。于是，在研究中定量研究似乎占了上風，但其缺陷（或問題）則被社會科學科學化或定量化的熱情掩蓋了。
2.量化因果推斷中被平均效應遮蔽的案例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社會科學諸學科科學化的努力似乎主要表現為持續的方法改進和創新，追求各種智力策略，以促進理論生產。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不同方法之間的爭論或競爭成為某種常態，而將特定方法運用于其中的現實經驗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這種狀況大體可以表述為，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不同方法的運用是為了尋求一般概括和規律，進而發展理論，而經驗層面的描述和分析則因“不科學”“不理論”而不被認真對待。結果是與經驗層面的分析漸行漸遠，也造成了因方法導致的理論（或命題）與經驗現象之間的鴻溝。這種狀況更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的方法成為界定學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標準和依據，一方面使“如何研究”成為比“研究什么”更重要和更優先的問題，另一方面則使比較政治學常常陷于發現方法缺陷與彌補缺陷的困境。
跨個案的量化因果推斷是比較研究的主要推理模式。這種推理實際上是一種統計推理，主要關注特定自變量 X對因變量 Y的總體平均效應，而“這個平均值可能或不能應用于特殊個案”，因而特定個案在這種研究中并不能夠得到解釋。也就是說，“統計方法是估計干預對總體（或某一子總體）的平均效應，但不可能得到干預對個體的效應”。結果是，案例在量化因果推斷中被平均效應遮蔽了——“人們可以不知道X在任何單獨個案中如何影響Y，卻可以知道X在總體中對Y的通常效應”。在某種程度上，比較研究者更感興趣的是一個變量在不同環境或不同類型的情況下的影響，而對其在觀察樣本中的平均凈效應則不太感興趣。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量化因果推斷使人們看到了一片森林，但人們對森林中的樹木依然所知甚少。
三、為方法所困的學科研究
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學習借鑒是學科發展的常態。以1890年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出版第一本現代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為標志，經濟學開始致力于發展嚴謹的研究方法并在不斷趨向數理化的方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經濟學研究中可接受的推理標準在過去一百多年里不斷提高，而精致嚴謹的方法也總是令社會科學中的其他學科向往。
（一）經濟學的數學化及其啟示
今天，經濟學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在性質上與自然科學日益相似，在理論分析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工具，在實證工作中更是發展了復雜的數理方法和統計技術。總體上，以數學形式表述的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技術的發展以及計量經濟學方法在各種應用領域中“檢驗假設”的復雜應用，構成了經濟學的核心。為此，經濟學家常常因經濟學是最“科學”的社會科學而感到自豪。
在學科理論化與科學化的方向上，現代經濟學雖早已被視為其他社會科學諸學科的樣板，但經濟學的特殊性卻常常被忽略了。盡管不同國家經濟制度存在差異，許多研究結論在不同制度背景中也并不完全成立，但相對于其他學科，經濟學基本上處在概念或理論可以無障礙跨國流動的“平流層”，如價格、工資、市場、通貨膨脹等概念可以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自由穿行，而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大多則必須面對概念及理論的跨文化（跨國）差異，比較政治學更是必須面對概念的“穿行問題”（the travelling problem）。
發展嚴謹科學的方法是過去一百多年來經濟學學科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特別是 20世紀 40年代以來，其理論及方法論的發展更是突出表現為數學化（mathematization）。就如今天社會科學諸學科似乎將經濟學視為學科科學化的樣板，在 40年代理論物理學（theoretical physics）因其理論以極其簡潔的表達涵蓋了廣泛的現象而被經濟學當作難以企及的理想。其時，這一目標成為經濟學努力趨向理論數學化的強大動力。但是，物理學并未完全接受數學的內在強制性邏輯，而是以實驗結果和事實觀測作為其基礎，并使其為物理學的理論構建提供持續不斷的檢驗。可以說，數學化使經濟學獲得了顯著的學科優勢：在其數學形式中，經濟理論可以對邏輯錯誤進行有效的審查，使學科嚴謹性大大超越了其在30年代所能接受的推理標準。
然而，即便是令其他社會科學學科艷羨甚至產生某種敬畏情緒的“數學化”，在經濟學內部很早便提示了這一趨勢所蘊藏的學科風險。因提出投入產出分析模型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 1970年向美國經濟學會發表的主席演講《理論假設和未觀察到的事實》（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Unobserved Facts）中警告說，“對數學公式不加批判的熱情，往往會掩蓋令人生畏的代數符號背后轉瞬即逝的實質性內容”。讓他稍感安慰的是，那些熱衷數學方法的經濟學家將統計推斷視為傳統經驗研究的補充，而非用新的方法取代傳統方法。
五年后，另一位經濟學家羅伯特·A.戈登（Robert Aaron Gordon）在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致辭中一開始就表達了類似的憂慮，這也成為其演講的兩個主題：其一，主流經濟理論在不斷追求日益增強的嚴謹性的過程中，犧牲了太多的相關性；其二，經濟學家對制約經濟行為的不斷變化的制度環境關注太少，沒有經常依據這種環境的變化重新審視我們的基本假設，更重要的是回避了有關制度結構如何和為什么正在發生變化以及它將把我們帶往何處的重大問題。
1990年，這一主題在經濟學家杰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的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致辭中再次得到回響。在德布魯看來，雖然數學化推動了經濟學的進步，但數學化的代價有時超過了它的好處。除上述兩位經濟學家瓦西里·里昂惕夫與羅伯特·A. 戈登提到的經濟學研究中不斷增加的數學運用帶來的問題，他認為經濟理論的數學化對經濟學學科本身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學院派經濟學家推動了學科研究推理標準的不斷提升，但是相關實質性內容關注以及制度背景關注的缺失，即使是對“平流層”中的經濟學研究而言也引發了學科內部的憂慮。社會學研究同樣較早感受到這種研究趨向的影響。對于由問題驅動并具有跨國敏感性的比較政治研究而言，則更應對此保持警覺。
“方法至上”是今天社會科學諸學科共同面對的研究環境。對研究方法的關注遠超對研究問題的關注，在50年前的社會學研究中就已漸成風氣——新方法的完全可用性鼓勵了它們的使用，使用者似乎不必確定其問題或發現是否值得關注。不僅如此，那些本可以幫助研究者獲得更大的理論復雜性的新方法、新技術，卻被用作“神奇的幫手”，作為理論分析的捷徑，甚至替代理論分析，而不是作為推進理論分析的手段。同時，學術期刊也“越來越傾向于發表實證研究，并且拒絕‘軟’理論論文”。很大程度上，對嚴謹性的強調常常以理論和經驗實質性內容的稀釋為代價。在過去幾十年中比較研究一直是社會科學領域有關方法論爭論的焦點，這一事實使以比較方法作為學科重要特征的比較政治學似乎成為諸多方面爭論的輻合點，使學科發展從不斷改進的方法中獲益，也難免為方法所困。
（二）壅塞的方法與稀薄的案例
政治學傳統上就是一個受各種學術傳統、諸多相鄰學科以及相互競爭的理論影響的學科。二戰以來，政治學與比較政治學研究范式經歷了頻繁變動的過程，不同范式相互競爭或有限度共存，提示了不同的理論以及特定研究方法。不同研究方法之間或有重疊和交叉，或引發了更多修正方法缺陷或漏洞的持續努力。今天，有關研究方法及改進的研究本身即已成為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學科研究似乎有些方法壅塞了。
總體上，強化和提升推理邏輯是二戰后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研究科學化的重要指征，也推動了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過去幾十年來，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出現和持續更新，主要是通過方法的改進來回應困擾比較分析者的兩個問題：其一是比較分析中的“變量多、案例少”的問題；其二則是與數據挖掘相關的問題，即使用相同的數據來生成理論和檢驗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問題使比較政治學成為一個相對于政治學其他分支學科而言有著更多方法（論）需求的領域，而其實證分析方法也受到了嚴格的審查和評估。
比較政治學研究中有關方法論的許多爭論聚焦于常見的定性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定性方法是比較政治學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方法。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社會科學中的大部分專門知識都產生于定性研究方法。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中期，比較政治學經歷了一個有關定性研究方法和小樣本研究方法的創造性研究和寫作的重要時期，對比較政治研究產生了方法論影響的諸多研究就出現于這一時期。此后，比較政治學領域有關研究方法的討論熱情持續不減，并于90年代融入再次興起的方法論討論中。不同時期的方法論討論提出了一些問題，也為解決這些問題作出某些重要的方法改進，但又可能產生新的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有關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爭論雖然沒有結果和定論，但定量研究作為一種晚于定性研究而出現的方法似乎更受關注和推崇。定量研究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建立在對許多案例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并通過表明許多案例間兩個或更多特征（變量）的共變關系（covariation）來構建所要研究的問題或現象的概念。其中，變量是定量研究者構建其概念的關鍵要素，定量研究常常使用相關關系（correlation）來描述兩個可測量變量之間的共變關系模式。定量研究因其通過濃縮許多案例以獲得有關復雜的社會生活的圖景而具有非常明顯的普遍性（generality）特征；同時，案例較多而不可能考察較多的變量，賦予定量研究同樣明顯的簡化特征。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使定量研究契合了社會科學研究的若干基本目標，如發現一般模式和關系，以及檢驗理論并作出預測。于是，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定量研究所進行的系統的統計分析是社會科學領域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定量研究以及與此相關的統計方法、數理方法的引入，也意味著在比較分析中引入了嚴謹的數學推理邏輯，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科的推理標準，包括定性研究的推理標準。
與此同時，定量研究常常犧牲了豐富的經驗信息，使案例多但案例稀薄成為這種研究的顯著特征。不僅如此，就如研究者關注定性研究結論的普遍性一樣，他們也日益意識到基于統計研究的因果推斷是非常困難的。于是，將統計學理念和方法運用于定性研究，通過盡可能少的案例和觀察進行盡可能多的解釋，可以理解為在推理的嚴謹性與案例的經驗信息之間的一種平衡努力，也有助于經驗分析的杠桿作用最大化（maximizing leverage）?；旌戏椒ǎ╩ixed method）以及后來出現的整合性方法（integrative method）打破了傳統研究方法的壁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方法的折中，也成為超越不同方法優劣之爭特別是研究中的方法論困境的現實選擇，但這種努力依然問題重重。
作為一種接受度最高且使用較為廣泛的比較研究混合策略，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將深度案例研究與統計分析結合在一起，意在將每一種方法的優勢都結合起來，以使這種統一分析方法獲得不同方法獨立使用時無法實現的協同價值：統計分析可以指導深入研究的案例選擇，為更深入的案例研究和比較提供方向，并進一步檢驗小樣本研究產生的假設；小樣本研究可對觀測變量之間統計關系的合理性作出評估，特別是從離群值和其他案例中產生理論見解，從而改進相關測量。
今天，新的方法衍生出更多的新方法，并通過整合不同方法的潛在優勢，以強化不同方法的分析效用。譬如，混合方法旨在融合大樣本與小樣本研究、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案例分析的一種系統方法，不僅為定性研究提供了一個標準化的程序，還可以作為確定性方法的實例。這些努力都意味著比較政治學研究不斷提高的方法論門檻，也使比較政治學研究者目前似乎生活于一個方法論的多元化天堂。
日益精致的新方法對彌合抽象概括與案例經驗信息之間的距離似有所裨益，但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這些新的研究策略常常有系統的研究操作指南，這種程式化的風格一方面使研究變得機械和“八股化”，甚至由政治學學科曾經極力擺脫的“法理—形式主義”墜入了另一種形式主義——“方法—形式主義”；另一方面，則使研究者因拘泥于研究操作規程而由本來的思想者變成了方法工程師，使研究者的學術想象力、思考格局被壓縮在了由研究操作規程所塑造的狹窄空間。更為重要的是，案例變得稀薄乃至消失，可能使學科研究變得索然無趣，也侵蝕了比較政治學的學科認知效力和學科魅力。
四、走出困境：現實主義與抽象的階梯
在尋求學科研究理論化與科學化的過程中，經驗層面的描述和趨近經驗層面的分析都不再流行，也不受歡迎。相對于 20世紀 50年代之前流行的非理論的、描述性的學科研究，這種狀況似乎代表著學科研究的整體進步，但又令人不安。
（一）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美國比較政治學的啟示
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現代政治學逐漸取代了傳統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學院派形式主義的反抗。新的學科發展趨勢表現為以“現實主義”和“科學”之名，向當代性和“事實”靠攏。1903年成立的美國政治學會對于塑造美國政治學學科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被認為是學科“進步改革運動一部分”，而對現實主義的追求也是當時大多數新興社會科學進步運動的特征。學會創立者致力于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必須關注事實（facts），此時此地（here and now），以及正式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差距（the gap between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realities）。
時任英國駐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在1909年就任美國政治學會第四任主席演講中促請政治學家“密切關注事實，不要在抽象中迷失自我……事實是首要的問題。要正確、清晰地把握事實，并且打磨它直至它像寶石一樣閃光”。伍德羅·威爾遜在美國政治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所作的主席演講的題目就是《法律與事實》（The Law and the Facts）。他在演講中講道，“我把政治學當作對過程的準確和細致觀察。通過觀察，經驗教訓進入了意識的領地，轉化為積極的目標，被置于討論審視之下，經過篩選而以法律形式獲得確定的形式”。美國政治學早期發展過程中的這一“現實主義”運動（movement of “realism”）對于研究者把握他們尋求理解并加以解釋的現實具有重要的影響?，F實主義運動強調對細節的關注，相信通過分解一般概念可以獲得對現實的理解和闡釋。
現實主義運動還促進了大量有關政黨和利益集團、政府機構和過程的經驗研究。美國及美國之外很多學者如帕累托、馬克斯·韋伯、涂爾干、伍德羅·威爾遜、詹姆斯·布賴斯、格雷厄姆·沃勒斯、梅里亞姆以及拉斯韋爾等人的研究，都被認為是從制度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運動所產生的重要成果。
二戰后早期，美國的政治學研究開始認真對待學科的“科學”問題，科學的形式則幾乎不可避免地是一種非理論的經驗主義（non-theoretical empiricism），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事實。這些研究雖可能使學科變得較為狹隘，特別是主要表現為對美國政治現象的專注，但這一新現實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學科研究在較短的時間擺脫貧瘠的法理—形式主義限制，將豐富生動的政治現實納入學科研究視野，也推動學科進入研究范式的轉型過程。
在學科發展早期，現實主義所引導的比較研究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個案主導的而非真正的比較研究，是敘事的而非系統的分析。相對于其后學科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及由此帶來的推理標準的提升，早期研究不夠科學，也缺少方法；但是，按照“滿足經驗分析的要求”這一學科基本標準，這些研究不僅是比較政治學學科發展史上一個特定階段的特征，還可理解為學科知識生產的重要基礎，或是知識生產鏈條（過程）的一個環節。
（二）抽象的階梯：概念與分析層次
地區（區域）變量本來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諸多解釋變量中的一個變量，在形式上表現為空間性的，而這種空間維度又常常成為比較政治分析的重要基礎。因此，比較政治研究還涉及概念的抽象層次、比較分析的層次（地區或跨地區）等諸多方面的問題。于是，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使用“抽象的階梯”（ladder of abstraction）這一表達形象地展示了抽象層次與語言運用間關系的經驗法則：抽象層次越高，語言適用的程度就越低；抽象層次越低，語言得到準確運用的程度則越高。“抽象的階梯”揭示了比較分析隱含的邏輯特性。
“滿足經驗分析的要求”意味著有意義的比較離不開精確的經驗信息，而概念至為關鍵。概念不僅是構建理論的重要元素，也是收集事實的工具和盛放數據的容器——分類概念提供了經驗信息的歸檔系統，準確概念的缺乏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數據收集的錯誤，而后續統計分析和計算機分析等研究方法也都于事無補。
抽象的階梯提示了比較研究中概念的“穿行問題”，以及國家（案例）的數量、可用概念的數量及抽象層次之間的復雜聯系。總體上，所要研究的國家（案例）范圍與可用概念的數量此消彼長。觀測的國家（案例）越多，可使用的共同概念就越少；觀測的國家（案例）越少，這種研究就越具體且越接近于整體比較。也就是說，觀測的國家（案例）越多，就需要越高抽象層次的概念，而否定性界定（definition by negation）則成為概念界定的恰當方式；觀察的國家（案例）越少，概念的抽象層次也越低并表現為背景性界定（contextual definition），而中等抽象層次的概念適用于表現出較高同質性的地區內比較，概念界定的方式主要是分析性界定（definition by analysis）。在比較研究中，概念延展或概念變形（conceptual stretching, or conceptual straining）成為一個常見的問題，不僅會導致概念在新案例中的不匹配運用，還可能造成比較分析焦點的失落。
很大程度上，尋求普遍理論將學科研究置于難以克服的悖論之中，而缺乏信息價值的“過于普遍的”命題則是比較政治分析中值得警覺的風險。在方法論意義上，比較的目的是控制（對變量的控制），而對理論適用范圍的不適度的追求則常常使概念被混亂使用而無節制拓展外延，使研究者“只能在經驗和理論的汪洋大海中浮沉”。為此，薩托利將在中等抽象水平上展開研究作為“補救之道”，從而將較高的解釋力和精確的描述性內容、宏觀理論和實證檢驗結合在一起。
二戰后對比較政治研究非比較性、非理論性問題的反思，激發了研究范式、理論與方法的多元發展，也使研究對構建理論和檢驗理論變得敏感起來。但是，伴隨研究方法的日益復雜和“科學”，經驗層面的信息在研究中卻被隱匿和稀釋了，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相關性也被大大削弱。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研究范式的急劇轉型與經驗維度的失落，使比較政治學的認知效用和分析效用變得黯然失色。為避免經驗的模糊性（empirical vagueness），在可能的情況下，使概念的抽象層次盡可能低，是比較分析中的一個重要建議。在比較政治學研究日益理論化與科學化的背景下，這一研究建議還可視為使學科保持其經驗研究特性的一個標準。
五、折中的學科與中層理論
比較政治學本質上是本體論的，但認識論、方法論常常被作為對不“科學”的研究的救贖。與此相關，對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普遍理論的熱情成為過去幾十年來比較政治學學科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
（一）折中的學科
盡管準實驗（quasi experiment）研究方法今天已被運用于比較政治研究，但本質上“政治學只是一門觀察性（observational）科學而不是實驗科學”。1909年，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勞倫斯·羅韋爾（A.Lawrence Lowell）在主席致辭中明確反對尚未成熟的政治學學科因襲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他的這一警示早已提醒研究者應理性認識這個學科——認識其特性以及由其特性所決定的各種限度和不可能性，采取清醒的反完美主義的立場，從而成為一個有方法論意識的思考者而不是一個方法論意識過度的思考者。規范、科學的研究離不開有關方法運用的明確意識，但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追求完美的方法和方法的完美運用，其代價總是表現為實質性內容的稀釋和現實政治相關性的削弱。因此，比較政治學研究似乎就成為嚴謹的方法與實質性內容及政治相關性之間一種謹慎的平衡。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由于現實世界的急劇變化，以及學科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復雜聯系，所謂“地方性的”“描述的”等特征不應只被視為有關學科傳統研究的某種概括，更應理解為學科知識生產鏈條（過程）中的一部分。尋求普遍理論代表著比較政治學過去幾十年的重要努力，對因果推斷的強調也成為學科重要的方法論特征。盡管如此，考慮到為因果論證提供經驗證據的需要，強調經驗知識包括描述性知識（descriptive knowledge）的積累是對學科研究焦點的重新調校。因此，在社會科學諸學科趨向理論化與科學化的時代，比較研究者應以較為平衡的方式回應創造和積累經驗知識的需求。扎實可信的經驗信息不僅是比較政治學學科認知效力的基礎，也是知識生產（包括理論知識生產）過程中（鏈條上）的重要環節，以及不同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數據基礎。即使是在某種程度上已是“方法至上”的研究氣候中，無論什么方法都不可能離開經驗信息的數據供給。
經驗信息與方法運用本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兩端或兩極，但比較政治學學科研究狀況隱約提示了現實研究中的這種緊張關系。退一步講，即使是在經驗信息與方法運用之間的張力空間，經驗層面的描述性分析和研究不僅可為方法預設的因果論證提供支持，這些描述性分析更進一步提出了現實政治世界中值得在因果推斷中進行思考的問題。對于比較政治學而言，從曾經充斥對經驗描述和分析的壓倒性偏好的一端，徑直走向忽視經驗信息而偏好方法的一端，不僅可能使研究方法的運用抽象失當，政治相關性急劇失落，甚至使以經驗研究為學科特征的比較政治學發生異化——比較政治學成了不同方法（特別是新方法）的運用和展示平臺，學科的認知效力和理論創造潛力受到抑制。
無論方法（論）意義上的學科科學化，還是理論維度上的普遍性，其價值只有與以國家為基點的經驗信息結合在一起才可能得以實現。“比較還需要對現實國家的考察。沒有任何運用，對政治學的概念和理論分析就成了無源之水。這樣‘無根基的理論’可以殘酷地排斥現存各國的材料，以創造一種獨立于任何可觀察國家的、在邏輯上緊密聯系的模式。如果可觀察的國家的材料被隨意地抽象，其理論則是沒有根基的。乞靈程式化的事實或許可以創造逼真的感覺，但程式無法代替事實。”
方法（比較方法）本來是比較政治學的學科比較優勢，但與研究方法相關的諸多問題反倒成為學科脆弱性的來源——比較策略的確定（最相似體系設計與最不同體系設計）、研究方法的選擇（定性與定量、大樣本與小樣本）、案例的選擇等都是可能導致研究謬誤的風險點。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光譜中，趨向中間位置基本上仍然是大多數比較政治學研究者的立場。事實上，對方法論采取一種折中的觀點（an eclectic view of methodology）被看作政治學研究取得進展的最大希望所在。
（二）中層理論
不同地區（區域）是比較政治學學科內部分工的重要空間基礎。盡管地區（區域）缺乏社會科學家所珍視的明確性，其含義也常常隨時間或不同研究問題而發生變化。不同地區（區域）可能意味著不同的研究議題，地區變量對某些特定問題的影響也可表現為離散的或連續的——在某些方面是相關的，在有些方面則并不相關。因此，比較政治學領域的諸多理論有著明顯的地域性，不同程度地攜帶著地區特征，表現出“有界概括”（bounded generalization）的特點。在這種意義上，研究者約束理論抱負不僅是一種理性務實的學術態度，也有助于彌合宏大理論與實際運用之間的鴻溝。
比較政治學在過去數十年中持續表現出高漲的跨學科熱情，面對地區（區域）差異與普遍概括之間難以彌合的距離，可再次從其他學科獲得學科參照。1947 年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美國社會學年會上宣讀論文《社會學理論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提出美國社會學構建統一理論的時機已經成熟。論文引發了羅伯特·金·默頓（Robert K. Merton）對學科影響深遠的批判性評論。1949 年，默頓在《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提出了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這一著名概念。在他看來，原則上應用于指導經驗研究的中層理論，既不是日常研究中廣泛涉及的微觀而必要的工作假設，也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用以解釋所能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具有一致性的統一理論，而是介于兩者之間，即介于社會系統的一般理論和對細節的詳盡描述之間。
中層理論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化解經驗與理論二分的困擾，因而對于彌合經驗研究與理論概括間的鴻溝具有重要價值。這一理論雖因之被批評為一種“折中主義”，但正是其折中色彩與被視為“折中中心”（eclectic center）的比較政治學學科狀況極為契合。過去七十多年來中層理論對社會學發展的積極影響，似乎也提示了比較政治學可在這一理論層次上實現理論創新潛能，進而推動政治學學科在理論發展方面的樂觀前景。
多年來，發展中層理論還被認為具有其他方面的積極價值。在一些有影響的比較政治學研究者看來，發展中層理論是可以終結學科研究中毫無新意也難以產生結果的范式爭論的契機，從而避免學科困于范式話語而爭論不休甚至出現分裂或停滯。事實上，中層理論已得到大多數比較研究者的關注，其中較為成熟的社會政策比較研究領域的理論觀點大多為中間層次的。
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是理論與經驗材料之間進行對話的過程，并在此過程中尋求評估和發展理論。不同理論代表著不同的知識視角，比較政治學的學科認知效力離不開充分和有效的經驗知識積累，基于平均效應的信息及結論似乎偏離了經驗知識積累的軌跡，由中層理論所提示的恰當的分析層級及合宜的方法選擇，則有助于使比較政治分析通過將經驗分析的杠桿作用最大化，即通過盡可能少的案例和觀察作出盡可能多的解釋。在這種意義上，中層理論還有助于比較政治學保持經驗研究的學科特征。
六、結語
在今天比較政治學的學術氛圍中，“方法至上”日漸成為一種流行，“純理論的幽靈”（the spec‐ter of pure theory）也正四處飄蕩并蠱惑研究者。學術進步特別是方法的持續改進早已帶來學科研究中推理標準的提升，方法雖不能代替實質性研究，但的確構成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方面。社會科學研究日益增強的對不同變量間強關聯特別是因果關系的主張，更為方法的持續改進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護。比較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也已展示了研究與理論的復雜關聯。
嚴謹的知識生產需要嚴謹的科學方法。很長時間以來，這一認識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共同信念，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或技術越來越多地進入社會科學研究。近年來，人工智能領域中自然語言處理、機器學習等方法更是導致被冠以“計算”的諸多社會科學新領域（如計算政治學）的出現。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似乎對新方法、新技術尤為熱情，“數據”因而成為學科研究的關鍵。對比較政治學而言，數據質量不僅涉及數據及其分析方法的可信度，以避免落入數據陷阱，還需要關注數據與經驗現象的“距離”。
回應時代問題和現實問題是比較政治學的重要關切。比較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問題驅動的研究領域，能夠激發最好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問題也往往是具有現實意義的謎題。對于比較政治學而言，經驗研究這一學科特征維度似乎為方法運用和理論普遍性設定了某種限度，而攜帶地區特征或基于其他特征維度的有限概括可能表現出更強的相關性和現實意義。
在社會科學研究科學化的時代，人們早已習慣用變量的語言討論現實問題。比較政治學研究涉及的諸多重要問題維度也可在變量關系中用變量語言加以討論。對于經驗性社會科學而言，一項好的或合格的研究（Y）取決于研究問題、案例（描述性的和非描述性的經驗信息）、方法、理論以及其他更多變量（X）。
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很難用鏈條圖示加以概括表達，其間的關系可能是鏈式的，也可能是環式的。特別是，研究問題、案例、方法、理論之間可能存在研究者常常忽視的內生性問題。譬如，理論在比較研究中具有多重意義或功能，一方面具有某種工具意義，即提供某種理論透鏡——識別問題、選擇案例、篩選方法等；另一方面則是研究的目的本身——評估理論，發展理論。于是，研究問題、研究方法本身就可能與理論相關，或產生于理論，而敏感的經驗研究更可為理論帶來力量。
渴望預知未來是一種基本人性和本能。社會科學工作者渴望知道什么將會發生，更渴望尋求如何改善預期結果。因此，預測的欲望是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對于一項學術研究而言，問題、理論與方法都至關重要，而充分的有價值的經驗信息是現代社會科學所致力追求的理論化與科學化的前提。當現代社會科學聲稱是科學時意味著已經接受了實證主義的基本主張，即一切有效的知識必須以經驗事實為基礎，以及能夠得到經驗的證實。社會科學理論所能提供的預測信息越多，潛在的證偽者就越多，其確證度也越高。高度的可證偽性意味著高度的可檢驗性。預測的信息量與預測被證實的概率成反比，卻與它的可檢驗性成正比。“科學所需要的正是具有高信息量和高確證度的理論”。
在國內政治層面，比較政治學常常通過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及其評價而進入現實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更在憲法工程學的框架中加入了國家基礎性制度的討論；在國際關系層面，國家仍是最重要的基本行動單元。因此，負載豐富經驗信息的研究對于比較政治學學科的認知效力至關重要。負責任的知識觀和負責任的知識生產需要在研究中關注案例（描述性的和非描述性的經驗信息）、方法和理論之間的均衡，以此提升學科認知效力和學術研究的現實相關性，也使學科成為活躍的理論創新源泉。健康的比較政治學應該保持對政治制度本身的關注，對政治變革模式和方向的興趣，對理論的承諾，重視經驗知識積累又超越原始經驗主義。單一國家研究與（新的）區域研究的回歸，似可視為學科發展中找回經驗維度的一個積極的跡象。
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從20世紀50年代初學科調整到80年代恢復，“完美”錯過了二戰后比較政治學充滿變化的學科發展歷程。這種錯過不僅使學科研究一直處于一種“追趕”狀態，也給研究者和學習者獲得有關學科及其研究的恰當理解帶來巨大的麻煩。在今天“方法至上”的時代，方法（尤其是新方法）常被當作學術時尚，有時還被當作快速追趕的捷徑，但終究無法掩蓋諸多問題領域經驗信息的貧乏。因此，方法（論）維度和經驗維度的平衡，對于在中國發展遲滯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尤為重要。
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比較政治學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其間更經歷了長時間的其特征被概括為“描述性”的研究階段，因而在經驗知識的積累方面似乎存在信息過剩的問題。事實上，現實世界不斷變化，比較政治學相關理論也經歷了快速發展的過程，而不同理論透鏡則產生了不同的經驗描述和分析，比較研究所需要經驗信息的供給也應得到不斷充實和更新。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我們熟悉并極力避免的片面、靜止和孤立地認知世界的方式，尋求普遍理論、“看見森林”則可以理解為對抗這種傾向的一種有意識的努力。作為政治學諸多分支學科中最為“科學”的分支學科，在學科科學化與學科人文傳統的持續張力中，比較政治學的魅力就是讓人們看見森林，也看見樹木。
（為方便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原載于《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