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聯鴻、吳瓊

政務數據是各級政務部門及其技術支撐單位在履行職責過程中依法采集、生成、存儲、管理的各類數據資源，是政務數字化的基礎。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與數字政府建設的大力推進，政務數據愈發呈現出高度聚集、流動頻繁且逐步共享開放的特征和趨勢。以政務數據匯聚融合、共享開放和開發利用，有力支撐社會治理思維創新化、結構扁平化、方式科學化、過程民主化，賦能社會治理創新發展。

政務數據賦能社會治理思維創新。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舉措。在數字政府建設的過程中，政務數據與政府管理服務融合不斷深化拓展，正有力推動政務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的系統性變革。這一變革將政務管理服務的各項應用與業務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各類政務數據。由此，政府在傳統治理過程中運用的將數據作為治理工具的“技術思維”逐漸不適用于當前不斷演進的系統性變革，進而在實際治理中催生出將數據作為治理對象的“治理思維”。從“數據—技術”到“數據—治理”的轉變，在拓展政務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廣度和深度的同時，也推動實現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與社會治理思維的創新。在新的治理理念的指導下，依據清晰的治理規則、業務規則，對各類政務數據進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便捷化、高效化、智能化。

政務數據賦能社會治理結構扁平化。以政務數據融合、數字技術融合、政務業務融合等生態互聯，建設而成的政務數據平臺是數字時代社會治理的新型重要載體。當前，建成全國一體化政務數據共享樞紐，依托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和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構建起覆蓋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數據共享交換體系，初步實現政務數據目錄統一管理、數據資源統一發布、共享需求統一受理、數據供需統一對接、數據異議統一處理、數據應用和服務統一推廣。依托標準統一、整體聯動、協同推進的各級政務數據平臺，大力推動“一網通辦”“全程網辦”“跨省通辦”等政務服務模式創新，有效打通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堵點卡點，推動“政務數據多跑路，辦事群眾少跑腿、不跑腿”扎實落地。在促進政務服務高效化、智能化，提高社會治理效能的同時，以政務服務事項集成化辦理、扁平化治理，打破了原有的等級式治理結構，促進了社會治理結構向扁平化轉型。

政務數據賦能社會治理方式更加科學。政務數據是政府部門提升管理決策質量、優化政務管理服務供給的重要依據。2023年，我國數據生產總量達32.85ZB，其中政府部門掌握的數據資源約占全社會信息資源的80%。政務數據因其專業性強、涵蓋面廣，為社會治理實踐提供了豐富的分析材料與決策依據。一方面，通過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相關領域的業務數據進行挖掘和分析，并從中獲取有效信息、發現潛在問題和研判發展趨勢，進而以決策的科學化和政務管理服務供給優化，提升社會治理的科學性、精確性。另一方面，通過數據分析和評估工具，對治理舉措實施后的實時數據進行監測并與預期目標對比，同時對社會反響與公眾意見進行統計分析，更加全面、準確地了解各項政策和措施施行的真實情況，并根據實際效果及時、動態地調整政策中不適應社會需求和公眾訴求的部分，進而增強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政務數據賦能社會治理過程民主化。政務數據加強政府與多元主體良性溝通、有效互動，為社會治理多元主體的溝通協作“搭建橋梁”。社會治理通過一系列價值、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與實施，促進各個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從而實現推動和管理經濟、政治、社會進程。而政務數據的嵌入，創新了社會治理主體參與的模式、工具及場景。無論是政府主體通過數據共享、政府信息公開平臺等方式，主動將社會治理事務公開透明地展示給社會組織和公眾，抑或社會組織和公眾通過數據分析和可視化技術手段，對社會治理過程與政策執行情況進行深度了解、主動參與和有效監督，都有力地增進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民眾等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溝通、對話協商。在政務數據的推動下，上下聯動、全民參與、協同共治的全新社會治理格局正在形成，有效推動社會治理多元主體凝聚價值共識、形成合作關系，促進社會治理生態優化和治理水平提升。

此外，還必須指出的是，政務數據在加強與創新社會治理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挑戰。比如，“數據煙囪”“數據壁壘”仍然存在，阻礙政務數據高效流通；政務數據治理能力與快速發展的數據規模不匹配，數據隱私、安全問題亟待解決；政務數據應用潛力釋放不夠、開放程度不深，無法全面支撐社會治理體系；等等。對于這些在政務數字化轉型發展階段產生的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和實踐來深化認識和有效化解。只有堅持政務數字化變革的正確發展方向，加快釋放政務數據潛能與價值，推動政務數據有序開放共享、政務數據平臺建設不斷優化、社會治理主體有效協同共治，賦能社會治理數字化模式創新發展，才能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邱聯鴻、吳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