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關乎國本、國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將“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列為“七個聚焦”之一，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核心地位和關鍵作用的深刻認識。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以適應新時代文化發展的需要。

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涉及文化治理模式的優化，以及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有效配置文化資源、創新文化管理手段、提升文化治理效能。不僅要構建一個與中國式現代化相匹配的文化治理框架，更要通過有效的政策實施和機制創新，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注入強大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文化體制機制建設在推動文化繁榮與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文化事業投入逐年增加，文化資源配置趨于合理，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文化產品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有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另一方面，文化體制機制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結構性問題，導致了文化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文化創新動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化產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亟需通過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加以解決。

第一，加強黨的領導是推進文化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黨的領導為文化建設提供了穩定的政策導向和統一的戰略目標，確保了文化治理的方向性與一致性，避免因市場變動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從而為文化事業的長期發展提供堅實保障。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快速發展背景下，文化環境更加復雜多變，黨的領導強化了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確保了文化方針政策的精準落實與有效執行，從而保障了文化事業的正確方向和社會的文化認同。黨的政策和理論體系為文化領域的規范化、法治化提供了基礎，確保文化治理與國家發展戰略緊密對接。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文化治理現代化不僅能夠有效應對內外部挑戰，還能實現文化政策的科學規劃與實施，從而推動文化治理向更高水平發展。

第二，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深刻揭示了文化與社會經濟基礎的辯證關系，提供了科學的文化發展理論和方法論，其對文化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和對文化建設的社會功能定位，為文化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文化建設實踐、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刻洞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強調通過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通過文化創新推動社會進步，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明確了文化發展的戰略方向，還提出了文化建設的具體路徑，為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時代文化發展的戰略方針。正確的思想指引既保證了改革的理論根基，又賦予了改革以時代特征，使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既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又能切實回應現實挑戰，推動文化事業實現新的發展。

第三，優化文化治理結構。理順權責關系，強化部門協調，才能確保文化政策的高效執行。文化治理結構的優化應以明確各級政府和文化機構的職能為基礎，中央政府應主要負責宏觀政策的制定與文化發展方向的總體把握，地方政府則應側重于結合區域特色，落實黨和國家文化政策，實施具體的項目。應逐級明確各層級文化部門的職責與權限，避免職責重疊和管理空白，從而形成清晰的權責鏈條。強化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克服條塊分割和職能重疊，形成系統化、綜合性的文化管理機系，建立常態化的溝通渠道和聯動機制，為文化政策的高效執行提供有力保障，推動文化事業的長遠發展。

第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健全完善文化市場體系，以保障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創新活力的釋放，實現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市場機制通過價格信號和競爭機制，精準對接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促進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配置，從而推動文化產品的多樣化和高品質化。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護文化創作者的合法權益，激勵原創力的提升，增強投資者對文化產業的信心，激發市場主體的投資熱情和創新積極性。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有效消除市場不確定性，推動資源向高效、優質的文化項目集中，從而形成文化保護、創新驅動與市場需求的良性循環，實現文化產業的全面提升與高質量發展。

第五，創新文化治理機制。鼓勵探索融合科技與社會參與的新型文化治理模式，推動文化治理的現代化與智能化。作為新型治理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化平臺憑借其高效的信息整合能力和實時數據處理優勢，為文化資源的管理和分配提供了精準的工具。智能化的數據分析與算法推薦，能夠實現對文化需求的精準把握與文化資源配置的優化。此外，互聯網平臺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使得文化治理不再局限于傳統模式，而是向社會各界開放，鼓勵社會參與，提高文化活動的可達性和參與度，實現文化資源的全國乃至全球共享。要構建跨部門、跨領域的文化治理網絡，促進科技、產業、學術與社會的深度融合，推動文化治理的協同創新，在治理中實現文化的傳播與創新，并推動文化事業的全面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的目標任務，圍繞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作出重大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圍繞建設文化強國作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部署。新時代背景下，要著眼于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改進創新文明培育、文明實踐、文明創建工作機制;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確保文化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公平分配，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強化頂層設計、完善法規政策、整合資源力量以及提升社會參與，健全文化治理體系，尤其是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加快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雙輪驅動下，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充分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與強大影響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原校長】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