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管健

生活在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個體，不可避免地會與周圍人群形成各種各樣的關系，建立各種各樣的聯系。當前，隨著社交工具的不斷升級，部分青年的社交欲望不斷下降，他們既努力避免無效社交，又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搭子”。越來越多的“90后”“00后”認為自己“社恐”，“朋友見面難”已成為一種生活常態，“有空見一面”的約定顯得奢侈，約個飯更是一種“生死之交”。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享受”獨居獨處，他們通過手機建構和維護自己的社交網絡，依靠“搭子”以較低的情感投入換取高效、精準的社交反饋。長期沉浸在弱聯系與輕量化社交中的部分青年，如何提升個人深度交往能力，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社交工具升級與社交欲望下降

社交，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融合了情感交流、資源共享、互動參與等多重元素。社交文化，作為群體精神風貌與價值觀念的鏡像，其演變尤為引人注目。人們想要從關系中獲得什么，想要獲得的內容是否會隨著時代而發生變遷，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互聯網作為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帶給人類社會巨大的發展和改變。信息迅速傳遞，溝通效率極大提升，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主角”。隨著社交工具的迭代更新，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愈發緊密，社會網絡日益復雜且緊密相連。然而，社交工具的不斷升級，卻未能顯著促進人們社交能力與欲望的同步增長，反而促使部分青年的社交欲望逐漸下降，淺層次、輕量化社交成為當代青年社交的主流現象之一。傳統社會交往強調參加各類社交活動，結交更多人脈，獲得更多人的肯定、欣賞與支持，并從中尋求自我存在的積極效能。而當前，部分青年更傾向于避免無效的社交活動，轉而追求深度與質量的平衡。

人際交往和互動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和人際資本，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需要不斷積累這些資本，以獲取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社會支持。人際交往的網絡規模越大，人際資本就越豐富。當然，除了網絡規模之外，網絡位置、網絡差異、網絡密度等都是個體人際資本、社會資本豐富的表現。也就是說，個體所占據的網絡位置越高，人際資源就越豐富；網絡密度越高，人際資源也就越強。由此可知，個體的人際資本、社會資本需要不斷通過人際網絡加以建立、維持、動員、拓展。比如，在“一杯一杯復一杯”的飯局社交中，笑臉相迎的噓寒問暖、推杯換盞的觥籌交錯、察言觀色的人情世故等，都是人際關系黏稠化的工具和載體。但當代青年對此多持保留態度，他們更傾向于避免這種可能帶來負擔的社交形式。

那么，青年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社會交往？簡單下結論為時過早。當前興起的“搭子文化”便是例證。吃飯有“飯搭子”，旅游有“旅游搭子”，運動有“運動搭子”，甚至還有“遛娃搭子”“逛街搭子”“減肥搭子”……通過社交平臺，年輕人萬事皆可“搭”。一項關于年輕人社交的調查報告顯示，一半以上的年輕人有“搭子”，而在31%的沒有“搭子”的年輕人中，仍然有超過一半的人想要個“搭子”。“搭子文化”提倡不必深交、淺嘗輒止，隨性而搭、盡興而止，不必刻意和費力地維護彼此之間的情誼，開始于共同興趣，止步于合作結束。尋找“搭子”，不是與熟人社交，而是與陌生人產生淺社交，彼此保持一定的邊界感，拒絕黏稠化的情感捆綁。如果說傳統的人際交往以血緣、業緣、地緣為基礎，那么“搭子”則是以趣緣為基礎，借助網絡的跨時空平臺，因共同的愛好和興趣而“搭班”并形成具有一定契合度的“社交共同體”。“搭子文化”更多是一種碎片化社交，要求時間吻合、空間對等、形式自由、組合簡單，因此維系成本較低，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情緒價值。這些自由隨性的“搭子”，可短暫亦可長期，沒有過多的情感卷入，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愿為原則，以滿足各自需要為始終。

社交既可以包括“face to face”，即面對面的情感交流，也可以包括“side by side”，即共同開展活動或完成一項合作。如果說傳統的友誼模式注重“面對面”，而如今青年偏好的社交方式則是“肩并肩”。美國心理學家阿特金森等人的理論指出，影響人們社會交往的動機既有親和需要，也有親密需要。親和需要是個體尋求和保持積極人際關系的內在愿望，人們渴望他人相伴，渴望與他人在一起；親密需要是在親和需要的基礎上尋求更高質量的陪伴、交往、分享和表露，它需要交往對象具有可預期性、穩定性和親密性。如果說友誼尋求源于親密需要，那么當前青年偏好的社交方式則是基于親和需要。盡管形式有所變化，但社交作為人類基本需求的本質并未改變，只是以更加多樣、靈活的方式呈現。

部分青年社交降級的內在原因

一方面是社交工具的日新月異與不斷升級，另一方面卻是青年群體社交欲望的悄然下降；一方面是青年拒絕無效社交的決絕，另一方面卻是青年尋找“搭子”的樂此不疲。這一現象不禁引人深思：這是否預示著社交實踐的某種異化？

知識性目標與情緒性目標的替代選擇增多。作為與人類文明共生共長的社會現象，人際關系本質上是人們在共同活動中尋求心靈共鳴與滿足而建立的心理契約。這種契約會隨著人類社交生命周期的推進，展現出不同的特性。美國心理學家塞爾曼進行相關研究時發現，兒童在3—7歲的時候，需要的是暫時的玩伴，也不加區分，但是交往都以自我為中心；之后進入單向幫助階段，友誼開始建立在互惠互助的基礎上；進入青春期后，青少年則期待與對方進行深層次的情感交流以及形成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從本質上來說，人是社會性動物，社會交往對于人類而言至關重要，但是人的社交興趣和社會依戀會持續性發生演化。人們的社交活動可以劃分為兩種目標：一種是知識獲得目標，旨在通過社交活動獲取知識和信息，規劃職業生涯，建立新的社交網絡，以及期待該社交關系在未來帶來補償性回報；另外一種是情緒管理目標，旨在通過社交活動調控情緒，追求心靈的慰藉、滿足，以及獲取積極的情緒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青年群體在追求這兩種目標時，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替代性方案。

一方面，青年群體在社交生活中追求的目標更加具有選擇性，其優先考慮帶來積極價值和意義的情緒管理目標，而針對知識獲得目標的社交活動因各種替代選擇增多而逐漸出現減少的現象。互聯網打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和全球市場，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智慧物流、共享經濟、在線教育、信息搜索、在線醫療，甚至AI助理等，都可以成為個人的工作助理，用戶黏性顯著增強，以往需要通過熟人網絡才能獲取的信息，現在只需一鍵即可輕松獲取。替代選擇的逐漸增多，使得青年群體逐漸淡化社會交往中的知識獲得目標需求導向。通過人際活動才能產生的知識獲取、決策選擇、信息了解、日常服務等均可從網絡中獲得，且更加快速便捷，無需付出人際代價。

另一方面，盡管情緒管理目標在青年群體中依然備受重視，但其實現方式正逐漸向網絡弱關系轉變。友誼是個體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依戀，可以為對方提供支持和幫助。其源于人際吸引，是在社會交往活動中產生的既特殊又稀缺的情感資源，區別于一般的好感或欣賞，是一種交互且雙向的積極情感。友誼需要保持信任、信賴和彼此傾訴，表達情感性支持。青年作為“網絡原住民”，與網絡世界相伴成長，網絡賦予關系個體以更多的主體性和自由性。生活在數字時代的部分青年已經不習慣傳統的面對面的交往方式，其更習慣于在網絡世界中尋找情感寄托。在線社交的輕盈化情感慰藉雖能滿足一時的需求，卻也容易導致臨時性關系的建立，進而可能滋生情感冷漠。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部分青年不得不尋求更具刺激性的娛樂活動和極端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響到他們對生活意義的深刻理解和追求。

網絡時代社交的變遷與演化顯著而深刻。亞里士多德認為，友誼可以分為三種：基于功利的友誼、基于愉悅的友誼、基于美德的友誼，人們總是在尋求愉悅的友誼和功利的友誼。中國社會從農業社會向數字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社交關系的選擇范圍與模式均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在農業社會，人們以血緣關系和宗族關系形成社會紐帶，在重要時刻相互扶持，共同面對生活的起伏。管仲與鮑叔牙的“管鮑之交”，伯牙與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頗與藺相如的“刎頸之交”，范式和張劭的“雞黍之交”，羊角哀與左伯桃的“羊左之交”……都讓人們感受到“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的醇厚友誼，這種友誼呈現高默契性、高依賴性、高承諾性、高親密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友誼與社交的準則在文化的熏陶下不斷演變。傳統社會以關系為本位，血緣、地緣等多重關系交織，人們在復雜的關系網絡中尋找安全感和資源。強關系穩定而持久，由此人們愿意在強關系中進行長遠的投資。傳統人情往來以長期、穩定、和諧為要義，遵循人倫規范，然而現代社會中強關系帶來的社會支持力量逐漸下降，其互惠功能也逐漸減弱。人類的社會交往類似一個復雜的網狀結構，由不同的節點之間的關系組成，一個個節點就是不同的個體或組織，社會網絡就是各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聯系。這些關系和聯系，從疏遠到親近，從陌生到熟悉，深刻地嵌入于經濟行動之中。強關系表現為聯系密切、有較多互動的人，如家人、好友、親密的同事；而弱關系則相對松散，包括通過社交媒體產生聯系的同伴，互動有限，親密度不高。然而，弱關系在信息傳遞和知識資源獲取方面展現出獨特的優勢，成為不同群體和不同組織之間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徑。盡管互動頻率較低、親密度不足、互惠性不足，但弱關系在信息共享和人際交往中的效能往往超出強關系的范疇。

互聯網的興起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突破了空間距離的限制，為弱關系的快速建立提供了便利。在此背景下，友誼作為長期承諾的強關系象征，需要深厚的情感基礎和共同的價值觀念；而“搭子”則具有短期、靈活的弱關系特征。長期承諾的強關系需要深度了解，有相似的價值觀念、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相互之間有友誼的需求和吸引，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精力去維系情感鏈接。而“搭子”從興趣愛好出發，只需稍微兼顧一定的成本和風險，無需嵌入過多的責任、義務和規則，既可以以較小代價獲取所期待的人際交往價值，也可以同時與更多的陌生人保持聯系，滿足了現代人對快速、便捷社交的需求。可以說，弱關系下的社交趨勢更加趨向于冷靜、理性，甚至帶有一絲粗獷，反映了網絡時代社交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青年如何提升深度交往能力

關系，作為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深刻影響著人們的認知模式、情緒狀態及行為選擇。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純粹自然界中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而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其必然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中，成為實踐著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我國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青年在當下弱關系、輕社交的情境下是否還需要深度交往？如何提升深度交往能力？

系統性優化社交網絡。從社會交往結構看，任何交往都存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時間維度關乎交往的持續性，即人們預期交往時間的長程性或短程性；空間維度則體現在個體的選擇性。傳統的交往模式表現為長程性與低選擇性的固定關系以及長程性和高選擇性的友誼關系。長程性的固定關系注重關系的恒久性，強調情感的持續性；短程性的約定強調此時此刻此在的合作價值，關注心靈與自由、交往與契約、平等與合作等。現代社會，人們追求自我的獨立，渴望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也仍需要很多情感的滿足和只能由在場的人來傳遞的溫暖。因此，應在短程與長程間巧妙平衡，既需要短程性的契約交往，也需要建立長程性的友誼，系統性優化社交網絡，以緩解現代人的孤獨感。

線上線下、強弱關系相互交疊。強關系與弱關系，線上與線下，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可以產生補償效應。如果說強關系表現為情感性，弱關系表現為智力性，那么青年的社交關系應不斷強化弱關系與強關系的交疊，線上關系與線下關系的互補。強關系穩定深厚，提供重要的情感需求滿足，弱關系異質性較強，可以實現信息快速傳遞，社交關系加速拓展，尤其是跨組織間信息共享的作用顯著。網絡社交非但未能取代線下社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與空間的限制，同時可以進一步提升交往質量，增加人際互動的頻率，拓寬線下交往的范圍。

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淺層社交走向交互主體的深度社交。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說：“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將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如此則知，人生實存于各種關系之上……出來到社會上，于教學則有師徒；于經濟則有東伙；于政治則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則有鄉鄰朋友。隨一個人年齡和生活之開展，而漸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遠數不盡的關系。”深度交往的重要價值在于形成穩定的情感契約，人際關系越親厚，個體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和心理支持越穩定。在現代社會中，情感傳遞和情感滿足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積極情緒體驗，降低消極情緒風險。也就是說，擁有更多高質量的親密關系的人，其生活質量更好，也更可能擁有更長時的生命軌跡。有研究發現，社會交往能夠提高人的健康和幸福度，其原因在于對交互雙方的內分泌系統、血液循環系統和免疫系統起到幫助作用，相反，孤立和孤單的個體常常感到不幸福。

綜上所述，淺層社交的出發點是自我，以滿足自我為終極需求，而深度社交是交互的，除了考慮自我的愉悅與舒適，還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和情緒，需要在共情中達成理解與愛。人們在奉獻、關心、責任、尊重和認識的過程中形成高尚的品格，是對自我生存的思考和回答。這也映襯了馬克思所說的，“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