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詩歌源遠流長，家國情懷的書寫是中國古典詩歌永恒的主題。魏晉是中國歷史上較為動蕩的時期，魏晉詩歌中的家國情懷書寫并未因動蕩的時代而止歇，反倒是表現得更為強烈和顯明。魏晉詩人親歷亂離，無論是輾轉羈旅下的鄉關之思，還是現實喟嘆下的立功之志，內在都有著家國情懷的驅動。

【關鍵詞】魏晉詩歌 詩人心態 家國情懷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是詩的國度，中國古代詩歌源遠流長，詩中傳承著中華民族自強、奮進、樂觀、向上的精神與品質。魏晉時期的文人創作了大量詩歌，盡管這一時期戰亂頻仍，但當時的詩人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思考現實政治與人生。談及魏晉，更為人所知的可能是魏晉風流。實際上，魏晉詩人的家國情懷十分強烈。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魏晉詩人在詩歌中展現出的家國情懷未嘗不是“弘毅”之舉。

動亂年代的治世理想

魏晉詩人的詩歌表達了對前人治國理政的歌頌。如嵇康《六言詩十首》其一、其二均言堯舜治世，天下為公，賢愚得志，世道昌明。裴秀《新詩》“姬文發號令，哀窮先令賤”，追述周文王發號令于殷商衰微之時，成為一方領袖的歷史功績。對周文王、周武王的贊頌亦是魏晉詩歌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堯舜文武成為后世效法歌頌的對象，從孔子就已經開始了。《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后可謂代不乏人。

魏晉詩人不僅歌頌前代治世，而且也對當世的統治進行頌揚，二者本質上都是對現實政治的期待與希冀。如曹植在詩中贊美、祝頌曹丕。魏文帝時推行九品中正的選官制度，注重孝行教化，實行孝悌力田，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曹植《靈芝篇》“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囂。盡孝于田壟，烝烝不違仁”，論述虞舜能行孝道的良好德行，借以宣傳古代孝子的孝道如同靈芝之光，只有在王朝盛德之時才能生長。在表達自己孝思的同時又頌揚曹丕政治教化的成功。

詩歌有美刺教化之功用。頌揚之外，魏晉詩人在詩歌中對當時的現實進行諷喻規勸，常常以前代失敗的慘痛教訓為書寫對象。這些詩全面反映了詩人們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熱情。如阮籍《四言十首》其九“泯泯亂昏，在昔二王，瑤臺璇室，長夜金梁。殷氏放夏，周剪紂商。于戲后昆，可為悲傷。”該詩談及桀、紂夜夜笙歌的奢靡生活，揭露二人沉湎酒色、窮兵黷武、奢靡無度的暴行，最終落得為天下戮的悲慘境地。

魏晉時期戰亂頻仍，社會物質層面上的變化，打破了舊的倫理體系，士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審視人與人生的意義價值。詩人們面對命運無常，常常在詩歌中“感往悼來，懷古傷今”，密切關聯個體人生遭際及心態變化。“魏晉之后的第三次懷古高峰則更為熱切地注目現實，‘借史事詠己之懷抱’，由此更烘染了悲涼慷慨的時代氛圍。”①

“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這是曹操心中理想的升平景象，其《度關山》敘述古代以人為本、立君牧民的治世法則，其中“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二句明確提出屏退小人、任用德才兼備者的用人標準，并以此作為國家昌盛的基本保證。曹植《惟漢行》歷數上古朝廷美好教化，描繪國泰民安、政治升平的祥和景象，贊美曹操延攬人才的施政策略。詩作于魏明帝曹叡年間，詩人身處曹氏集團倚重權謀戕害知識分子的處境之下，以“行仁章以瑞，變故誡驕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這些詩中的表述都指向了具體的用人之舉，表達的都是賢才得用從而實現國家富強的愿景。

魏晉詩歌中蘊含的家國情懷不僅僅是詩人們個人情感的抒發，更是對社會現實和國家命運的反思。詩歌中體現的“為政以德”“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等思想，至今仍具有巨大的意義和價值。

無奈離鄉的進退無著

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距離。自東漢末年群雄討伐董卓以來，大小戰亂經年不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嘆，向阡陌為流涕。”戰亂致人背井離鄉之現實于此可見。魏晉詩人生當此時，親見亂離，亦多有為行客者，難免作詩以自慰自寬。魏晉詩人在羈旅行役時與家鄉、親朋處于兩別狀態，地理空間上的位置變動，會引起詩人內心情感的變化，“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這便有了古往今來中國人普遍存在的離鄉之愁。他們在詩歌中呈現出對生命的感悟和對人生的體驗，這種體驗感悟與詩人離鄉的苦悶相伴而生。故鄉在中國人的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郁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這種鄉關之思可以說是一種別樣的家國情懷。

“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崗。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魏晉詩人的這種鄉關之思，既是內心的苦痛，又是給予他們精神支撐的莫大心理慰藉。表現在詩歌創作中，或如曹丕《雜詩》、曹叡《苦寒行》等寫出詩人羈旅之時對故鄉或親人的思念，或如李充《嘲友人詩》、曹攄《答趙景猷詩》等寫出詩人在即將兩別的狀態下對友人的不舍。已然或將然的離別直接觸發了魏晉詩人鄉關之思的書寫。

《七哀詩三首》其二“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是王粲感于現實亂象離家奔赴荊州避董卓之亂時作。詩言路見哀民四處奔逃，目睹軍閥殘暴、人民遭難以及久居荊州漂泊思鄉懷遠之復雜情感。詩人在個人前途與國家大局之間注入深沉的擔憂，靜思個人生命與人生的意義，在亂世中思考立足之道。匡時濟世的社會責任感，由悲壯到豪邁，發出了“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的慨嘆。與《登樓賦》中“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的情感如出一轍，又區別于后世柳永《八聲甘州》“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因仕途受阻產生鄉愁而“何事苦淹留？”的退縮之感，足見王粲豐富細膩的情感世界。

同樣是“撫枕難寐”，與王粲相比，陸機的鄉關之思更顯愀愴。《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作于陸機受司馬晏征召入洛，與弟分別之際。詩歌用詞華美，講究對偶，彰顯太康詩風。在意象表現上，以“孤獸”暗喻當下孤凄的心境。“悲情觸物感，沉思郁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詩人佇立山頭眺望故鄉，仿佛茫然世間惟余一人，自然景物觸動詩人悲傷心緒只能獨自消化承受。

《晉書·陸機傳》載其出身將相之家，“服膺儒術，非禮不動”的家學淵源，培養出忠義人格。又“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決定其積極追求事功的價值選擇。故在魏晉重視門第的社會風氣影響下，陸機身為望族之后以此自高并以振興家業為己之重責。而就西晉政治局勢而言，陸機以戰敗南人之后的身份入洛，為宦之途可謂困難重重。“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可見在其應詔赴洛的忐忑悲慨之中，難掩積極進取之想望。但是在家族榮光、西晉政局以及陸機自我認知的三重影響下，雖有建功之壯志而難以實現。陸機之羈旅在國和家之間輾轉猶豫，欲進不能，欲退不愿。在國破家亡的悲傷與痛苦中，在內心糾結矛盾撕扯中，別離家鄉與親朋，獨自趕赴洛陽。旅途之漂泊孤寂與故鄉溫暖引起詩人內心失落進而產生濃重愁緒。

在離別既成事實后，有詩人在羈旅中將目光投向家國百姓、現實社會，在羈旅輾轉中雖有悲涼情緒，但全然不見頹靡之態，反而蘊藏奮發向上的撼人力量。這些魏晉詩人并沒有局限在個人天地之中，而是胸有家國，盡顯慷慨，漢魏風骨于此可見。

憂患籠罩的建功傷感

社會的動蕩致使魏晉詩人產生朝不保夕的現實憂患，而離鄉在外，這種憂患感可能會更加強烈。“建安文人感慨生命短暫的主要原因不是恐懼死亡，而是憂慮個人價值不能及時實現。”②《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古代讀書人追求的人生價值即在此。魏晉詩人在詩歌中或抒發自己的豪情壯志，或表達現實與理想苦悶糾纏的矛盾，從訴求來說是要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而這種建功立業的訴求亦是家國情懷本心的內在驅動。

魏晉時期儒家思想雖根基動搖，但“立德、立功、立言”作為實現人生終極價值目標的思想余韻銘刻在士人心中從未泯滅。加之受到東漢黨人心懷憤慨，立志鏟除閹宦權奸，匡扶漢末氣節的士人操行影響，魏晉士人們積極入世，存有廓清天下的雄心。“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則我們不能不承認，建安時代首先是一個功業的時代，崇尚功業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征。”③魏晉詩人在詩歌中表現出對于建功立業的昂揚熱情，這是力求在有限生命存在中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王粲《從軍詩五首·其四》“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陳琳《詩》“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鉛刀一割、銳意進取的昂揚精神清晰可見。曹操在《短歌行》稱贊周文王、齊桓公以及晉文公的功業德行，抒發自己的雄偉志向并向漢室內外臣僚以及天下人表明自己愿意效法其行，尊奉漢室。

曹植《豫章行》言說自己在仕途遭忌憚之時，以古賢人自比，希望統治者能招攬人才，從而抒發報效國家的政治理想。正如其在《與楊德祖書》中所說的“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故在遭遇曹操先親后疏和曹丕殘忍迫害之后，仍存“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的一腔抱負。

劉琨《重贈盧諶》“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茍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作于被段匹磾拘禁之時。詩言重耳流亡時，全憑趙衰等五人輔佐，才能復國成功。管仲在輔佐公子糾時試圖射殺小白，但齊桓公仍任其為相，才能成就霸主功業。詩以能臣自喻，言英明的君主得良臣輔佐才能成就霸業，希望能感化當權者，得到任用。“中夜撫枕嘆，相與數子游”“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以細節動作的體察和心理過程的變化表現感時傷亂的愛國情懷，改變了以往詩歌反復直接傾訴的表達方式，且描摹景物更加細致，體現了西晉詩歌表情達意的進步性。表達自己對建功立業的汲汲追求、投身報國復興晉室的迫切意愿以及萬念俱灰時的求生欲望。

詩歌是詩人內在情志的外化。魏晉詩人的家國情懷正是通過他們所寫作的詩歌得以呈現。從整個魏晉來看，詩人的家國情懷可以說一直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死亡是詩人不能回避甚至要直面的殘酷現實。“這種對于死亡的重視、哀傷以及對于人生短暫的慨嘆、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和空間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④死亡陰影籠罩下的家國情懷書寫雖然從未斷絕，但不同時期確實存在不同的風貌。比如曹魏時期，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或親赴沙場、或親歷亂離，面對戰爭造成的民生凋敝、生靈涂炭的慘狀，難免不發出“我心何怫郁”的感慨。此類詩作中多使用“恨”“悲”“愁”等偏重悲涼氛圍的詞語，雖有悲壯之感，但更多是渴望建功立業的昂揚風骨。而兩晉詩人則在家國情懷的書寫中注入更多個人哀思，此時社會雖籠罩在司馬氏強權之下，但政局相對和平，羈旅征戰多轉向個人離鄉的羈旅行役。在詩作中多表現“人情懷舊鄉”的思親懷鄉以及“世網嬰我身”的個人窮通。加之魏晉時期多數文人依附于勢力集團，不時被卷入政治權力斗爭而成為犧牲品。“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詩人在行役途中面對自然產生孤獨漂泊之感，并由此生發出強烈的生命意識，故關注自我內心需求的詩作成為家國情懷下的另類表述。

（作者分別為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王立：《文人審美心態與中國文學十大主題》，沈陽：遼海出版社，2002年，第210頁。

②③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214、219頁。

④李澤厚：《美的歷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8頁。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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