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和科技資源實現跨國高效配置。在此背景下，要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構建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就必須推進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我們需深刻理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的戰略意義，積極應對各類挑戰，努力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的開放環境。
將開放作為科技創新的鮮明標識
劉冬梅 盧陽旭
科技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堅持科技開放合作是新時代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
深刻理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的理論內涵。在學理層面，“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是多個概念的綜合體。首先，它綜合了開放創新、創新生態、創新環境乃至國家創新系統等概念。其次，它還涉及（國家）科技創新競爭力、創新環境開放程度的定義與測量問題。就前者而言，無論是開放創新理論、創新生態理論，還是創新環境、國家創新系統相關理論，它們的邏輯起點都是科技創新活動不是一種孤立的、封閉的活動，而是一種需要多主體協作完成的實踐過程；“開放”是一個創新生態系統與外界進行信息和能量交換的前提條件，開放的方式方法直接影響系統獲取外部信息和能量的能力。具體而言，一個國家（地區）科技創新過程和結果的有效開放，能夠降低其知識流動成本，并反過來提升其生產新知識的能力和效率，進而提升該國（地區）在全球創新生態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關于有利于科技創新的開放環境的定義與測量，理論界進行了持久的研究，并形成了很多共識性看法。簡言之，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的競爭力來自其與科技創新資源流動規律的符合性。比如“人往高處走”、資本追逐利潤、科技創新資源具有集聚效應、資本流動性通常高于人的流動性等等，都是科技創新資源流動的重要特征。因此，雖然可以有很多衡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環境的指標，但它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哪些國家和地區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更符合科技創新資源流動規律，讓全球的科技創新資源有意愿、有能力流入本國（地區），并有效融入本地的創新生態。
全面把握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的戰略意義。當今世界，科技發展迅猛、地緣政治復雜，重大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交織并存。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在開放中覓新機、謀發展，在國際合作中持續增強開放創新能力，是我國以制度與能力的確定性應對科技發展和世界局勢不確定性的戰略性選擇。
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環境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必然要求。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科技快速發展，人類知識生產方式、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正在發生新一輪的深刻變化。一方面，學科交叉融合、跨國合作模式成為新興科技發展和科研效率提升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新興技術的應用，也將人類帶進了治理意義上的“無人區”。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等技術的應用給全球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個人隱私保護、人類自主性和尊嚴等帶來了嚴峻挑戰。只有通過加強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深化國際科技創新合作，讓全球創新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各國才能真正攜手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蛋糕做大做好，并有效防范和化解風險。我國要在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就必須抓住本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提供的重大機遇，加快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增強對全球優質科技創新資源的吸引力和利用率，增強對全球科技發展理念和治理規則的引領力。
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是加強我國創新資源全球配置能力的迫切需要。全球發展經驗深刻表明，對外開放能夠幫助一個國家更好匯聚和利用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提高本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效率，進而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獨特優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科技強國通常具有很強的全球創新資源配置能力，并且能在科技創新能力和全球創新資源集聚與使用能力之間形成正反饋。中國科技發展是人類科技進步的一部分，中國科技創新的發展同樣也得益于對外開放帶來的人才、資金等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等機構發布的2023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我國在吸引和留住海外優秀人才方面仍然面臨嚴峻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優化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并特別強調它應該“具有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只有具有全球競爭力，對外開放才能真正吸引和集聚外部科技創新資源，才能切實具備對全球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是以科技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科技發展是世界性、時代性議題。破解科技發展不平衡以及科技在應對貧困、疾病、自然災害等全球共同挑戰方面能力不足，是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解決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迫切需要各國加強科技創新領域的開放合作，縮小全球科技發展鴻溝，構建更加開放、更具活力的全球科技創新開放生態。中國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一方面有利于我國圍繞以科技創新應對全球挑戰與各國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推動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出更大貢獻；另一方面也能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對沖近年來在全球興起的新一輪技術民族主義思潮，推動構建更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為人類以科技創新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更高效的平臺和規則。
處理好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過程中的幾個關鍵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相關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但對標科技強國建設目標，對比國際先進經驗，新時代我國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特別需要堅持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以及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的成長型思維，平衡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破”與“立”的關系，提升宏觀政策導向與微觀主體感受的一致性。
平衡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國際環境越復雜，我們越要敞開胸懷、打開大門，統籌開放和安全，在開放合作中實現自立自強。質言之，雖然對外開放確實會在某些領域、某些場合帶來安全風險，但相比于開放不足甚至封閉造成的發展滯后風險，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一種整體收益更大、對國家發展更優的戰略決策。從全球博弈的角度看，中國需要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來保證在開放問題上不與國際上的領先做法存在“代差”，甚至在一些領域還要構筑新的競爭優勢，以高質量的發展為國家安全提供高水平的保障。
平衡好“破”與“立”之間的關系。“破”與“立”之間的平衡，是改革工作科學性和實踐性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科技創新雙多邊合作的復雜情境，我國持續推進科技創新開放合作領域觀念、制度和做法層面的“破”與“立”，做好體制機制改革的“加減法”。在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過程中，需要進一步處理好“破”的工作和“立”的工作之間的節奏，妥善處理不同主體之間權責利關系調整。因時、因地、因事制宜處理“破”與“立”的關系，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到位、政策舉措落實落地。
提升宏觀政策導向與微觀主體感受的一致性。政策體系復雜性的提升會增加出現“合成謬誤”的風險。在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的過程中，不同部門囿于自身權責、關切和邏輯出臺政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出現了要求不一致甚至“打架”的地方。“合成謬誤”的出現會導致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宏觀導向無法有效落地，造成宏觀政策導向和微觀主體感受之間出現“溫差”。及時縮小這種“溫差”，能夠推進宏觀政策的有效落實，提升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團、企業等機構以及廣大科研人員和科技管理人員等各類主體開展高水平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建設國際化科研環境的意愿、條件和能力。
加快推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的具體路徑。新時代我國加快推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一方面要堅持目標導向，確保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定力，確保對外開放政策理念和實踐始終符合科技創新資源流動規律、始終能夠應對全球競爭態勢變化；另一方面要堅持問題導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工作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著力提升科技領域對外開放政策的體系化能力。一是全面梳理、評估科技領域對外開放政策，確保相關政策符合中央改革精神和戰略部署；對相關部門出臺的政策開展政策一致性評估，最大限度降低發生“合成謬誤”的風險。二是瞄準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建設國際化科研環境、參與和引領全球科技治理中存在的堵點、弱點和空白點加強政策優化工作，提升政策體系的完備性和科學性。三是探索建立科技創新開放政策環境監測與評估機制，提升政策體系圍繞形成全球競爭力進行持續迭代和動態優化的能力。
著力打造一批科技創新開放合作高地。進一步加強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力度，強化它們在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鏈接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方面的作用。支持有條件的地區面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同時，鼓勵有條件的大學、科研院所、企業等主體“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加強與各國的科技創新交流合作。
著力加強各類行動主體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集聚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大力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營造國際化的科研和教學環境，提升教師和科研隊伍國際化水平，增強對全球高水平科研人員和高潛質留學生的吸引力。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便利數據跨境流動、提高外資在華開展股權投資和風險投資的便利性，加大支持外商投資設立研發中心的力度。而且，推動國內科技社團國際化發展、鼓勵在華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和全球科技治理專業人才隊伍建設。
著力優化支撐科技創新開放合作的社會文化環境。要堅定創新自信和文化自信，理性看待開放與安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培育開放文化，將開放作為中國創新文化的鮮明標識，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對外文化交流，不斷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同時，培育包容文化，進一步降低全球人才來華工作生活、完成社會融入的難度，塑造新時代我國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的文化優勢。
（作者分別系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國際科技關系研究所研究員）
以開放心態和行動全面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陳凱華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密集活躍期，基礎研究不斷拓展人類認知邊界，科研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等領域前沿科技迅速崛起，推動全球產業結構、經濟形態和人類生活方式深刻調整。由于新興科技的全球性和普遍適用性以及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的科技發展需求，需要全球范圍內的共同努力和緊密合作。因此，加強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不僅是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響應，更是實現推進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將進一步促進人才的交流、科學的突破、技術的融合和創新的協同，將為全球科技共同體的發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在科技創新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面對一個日益復雜和充滿挑戰的國際環境。隨著各國對科技領域的重視日益加深，科技競爭的激烈程度亦隨之上升。這種競爭態勢可能增加國際科技合作的難度，并對合作的整體氛圍產生不利影響。近年來，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已成為普遍現象，一些國家不斷加重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對科技產品的跨國流動施加管制。這種做法不僅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構成了阻礙，也導致科技資源的全球流動受到限制，影響國際科技合作的有效展開，對我國科技創新開放環境建設提出了嚴峻挑戰。此外，一些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科技合作施加額外限制，這無疑為科技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增添了難度。當前某些國家在基礎研究領域已經開始了“泛安全化”傾向，通過教育和資源供給來培養科研安全意識的文化，可能會對科研自由和創新精神造成抑制，進而影響到我國科技創新開放的整體環境和效果。
在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開放環境過程中，一方面我們必須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姿態，構建全球科技共同體。這要求我們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策略，堅持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國際科技合作理念，以開放的心態和行動全面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體系。明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技術民族主義以及科技霸權行為，致力于促進科技產品的自由流通和科學知識的開放共享。通過建立更加緊密的國際科技合作關系，共同開展科技研發和創新，實現互惠共贏。加強國際知識產權和新興技術領域的合作，共同維護知識產權的合法權益、共同制定技術標準，推動技術的全球發展和應用。另一方面在于為人才引進、培養、發揮作用與順暢有序流動營造良好環境。需瞄準科研人員的現實關切，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優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團對外專業交流合作管理機制，持續擴大和深化與國外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提高我國科技人才的國際化水平，促進工程技術人才資格國際互認。加大國家科技基礎設施和平臺對外開放的力度，積極參與并牽頭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國際大科學工程，健全有利于企業科技創新合作的政策環境，鼓勵在華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完善我國科研人員到國際科技組織任職制度。進一步優化外資投資環境，簡化審批流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外資在華開展科技投資提供便利和保障。這些措施將有助于全球優秀科學家在我國創新生態中展開深入交流與互動，進一步推動科技資源的共享和優化配置。
與此同時，科技創新開放也需要維護科技安全，在開放環境中筑牢安全底線。在推動科技創新開放的同時，亟須開展國際交流對話，建立戰略互信，并通過加強國際科技安全合作來共同應對網絡攻擊、數據泄露等安全問題。
我國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的進展與短板
程如煙
國際化科研環境是指與國際科技創新開放相關的總體環境，既包括科研平臺、科技設施等“硬環境”，也包括政策制度等“軟環境”。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的科研平臺是開展國際科技合作的硬件基礎，符合科研發展規律、與國際接軌的政策制度是吸引、凝聚國際創新資源的軟件保障。一個國家的國際化科研環境越好，就越能成為國際科技創新資源的樞紐，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創新主體等聚集本國并高效開展科技創新工作，有效促進知識、技術、數據、資金等創新要素的雙向國際流動，大力提升國家科技創新的國際影響力和引領力，進而促進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和科技實力的提升。
近年來，我國在促進高水平科技人才國際流動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外國人才服務保障政策，為國際人才來我國進行科研合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同時，不斷完善科研人員出國（境）管理辦法，簡化相關手續，為我國科研人員出國交流合作提供便利。在促進科技創新主體國際流動方面，我國不斷加大對外資的開放力度，積極支持跨國企業來我國進行投資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同時，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引導國際科技組織來華登記并設立總部，積極爭取國際科技組織或分支機構來華設立秘書處。我國還在探索更深層次科技創新制度性開放，包括深化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建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平臺向全球科學家開放使用的機制等。這些政策措施推動我國國際化科研環境不斷完善，吸引越來越多的科技資源集聚我國：越來越多的外國科學家來華工作，2010—2021年期間有1萬多名華裔科學家從美國回到中國工作，其中一批國際頂尖科學家在國內建立高水平科技平臺，如丘成桐在清華建立的數學科學中心，施一公建立的西湖大學，顏寧建立的深圳醫學科學院等；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聚集我國并建立研發機構，外資企業研發機構的數量從2010年的近2500家增至2017年的近7000家；國際科技成果不斷增加，我國國際科技合作論文從2012年的4萬多篇增至目前的14萬多篇，專利合作條約（PCT）專利從2012年的不足2萬增至目前的近7萬；對全球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我國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出口從2012年占全球比例的16%增至目前的20%以上，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技術委員會和分委會中承擔的秘書處職位從2000年的9個增至2021年的68個。
但由于發展時間短，我國科研國際化程度較發達國家仍存在一些差距。一是人員和資金的國際化程度較低，相關科研院所的外籍科研人才占比不高，外國留學生數量很少，且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二是我國發起、主導和參與的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工程以及國際科技組織較少，在新興技術標準治理方面的國際參與程度有限，如在ISO的100個數字化相關（人工智能、云計算、智能交通系統、健康信息學等）的技術委員會和分委會中，中國擔任7個秘書處職位，低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數量。同時，近年來出現的逆全球化思潮給我國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帶來新的挑戰，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研究安全、電信許可以及金融制裁等政策工具導致我國科技國際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下降，如我國赴美留學的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博士生占美國國際博士生的比例從2018年的37.4%降至2020年的35.8%，SCI論文的國際合作率從2018年的27%降至2022年的20.6%；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研發機構從2017年的近7000家降至2022年的6599家；美國在我國的風險投資從2018年的194億美元急劇下降至2020年的25億美元。
針對我國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挑戰，我們要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在守好安全底線的前提下穩步擴大開放。一方面要著力破除科研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構建與國際接軌的科研制度，讓國內外科研人員愿意在中國潛心開展研究；另一方面要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鼓勵在華設立國際科技組織，優化科研機構對外交流合作管理機制。此外，還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推動電信、互聯網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加快制定科學數據跨境流動管理細則，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
（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