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背景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需要處理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融合關系，經濟發達地區與特殊類型地區協同發展的關系，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匹配關系，中心區與外圍區的關系，城市與鄉村的關系，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協同關系，內循環與外循環的關系，以及陸海發展的關系，從而不斷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 高質量發展 主體功能區 新型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我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同地區的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和人文資源稟賦差異較大，不同地區間發展存在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要求我們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以高質量發展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在新發展階段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需處理好九大關系。

處理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與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融合關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四大戰略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

區域重大戰略可以加強四大板塊之間的聯系，促進四大板塊協同發展，京津冀地區作為我國科技創新中心，發揮著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龍頭作用，同時對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也較強①。長江經濟帶貫通東中西，是我國人口經濟密集的區域，其技術、人才、資金和產業的勢能會輻射到沿江區域和中西部地區。粵港澳大灣區是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基地，是推動華南、西南和華中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長三角地區是全國技術創新和先進制造業集聚區，在科技創新、未來產業等方面位居全國前列，是引領我國跨區域發展的重要引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區是我國能源、原材料、先進制造業基地，風、光等新能源發展態勢良好，對黃河流域經濟轉型具有重要作用。可見，區域重大戰略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有機融合，共同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主體功能區戰略按照各區域功能的異質性確定不同區域的發展方向和重點，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區域比較優勢。城鎮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基礎較好，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地區，也是新質生產力布局的重要空間載體；農產品主產區是提供穩定、高品質農產品的核心區，是國家糧食安全供給的保障區；生態功能區是以提供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為主的地區，其中青藏高原、黃河重點生態區、長江重點生態區、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南方丘陵山地帶、海岸地帶是構成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對于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可見，主體功能區戰略更多體現了區域差異化發展理念，可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16%，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19+2”城市群主體形態、“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格局。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和增長極。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成為我國參與全球高端要素配置的樞紐，在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產業功能的條件下，其他中心城市對不同區域的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起到核心帶動和支撐作用，從而推動各地區的相對均衡和協調發展。

處理好經濟發達地區與特殊類型地區協同發展的關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方面要求推進發達地區的人口產業集聚和創新發展，增強整個國土空間的國際競爭力，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另一方面需要我們關注特殊類型地區的發展，推動區域的均衡、協調發展。特殊類型地區包括以脫貧地區為重點的欠發達地區和革命老區、邊境地區、生態退化地區、資源型地區、老工業城市等，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和國防安全屏障。近些年，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各級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特殊類型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區位條件、自然條件、經濟發展基礎等相對較差，仍然是制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難點地區。

特殊類型地區的自然條件相對較差，山地、丘陵、沙漠戈壁和高海拔地區占比高，大多分布在青藏高原、云貴高原、秦巴山地、六盤山、大別山等地區，其中，2/3地區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區，1/4地區海拔超過3000米，1/5地區海拔超過4000米。水資源相對短缺，有56.6%的地區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加之自然災害頻發，對工農業生產、城市發展和工程建設制約較大，人口經濟承載能力有限。區位優勢不明顯，45%的縣市與沿海地區距離超過1000公里，難以直接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的技術和產業轉移；多數縣市遠離省會中心城市，距離省會的平均距離超過500公里，難以有效獲得省會中心城市的經濟、技術和人才等要素的輻射。但特殊類型地區是我國生態功能保護和修復的重點地區，對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和維護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其中，50%的縣屬于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占全國重點生態功能縣的41.8%。一些地區是大江大河的發源地以及林區、草原和濕地保護區。由于“發展的困難性”與“功能的特殊性”，決定了這一區域在國家區域發展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要遵循分類引導的思想，對欠發達地區要重視自我發展能力培育；革命老區要賡續紅色基因，發展特色產業；邊境地區要關注富邊戍邊，加強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建設；資源型地區要積極培育接續產業；生態退化地區要加強修復和綜合治理。通過政策扶持和自我發展能力的培育，逐步提高特殊類型地區的發展水平。

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匹配關系

資源環境承載力是衡量區域可持續發展一個關鍵指標，常用于評估一個地區資源環境保障能力和限制水平，它不僅受到自然環境、生態安全和環境質量等多方面因素制約，同時與人口、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等相關。我國自然資源稟賦和自然條件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根據“胡煥庸線”，東南半壁約占全國總面積的36%，卻集中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約占全國總面積的64%，卻僅僅居住著全國4%的人口。一些地區由于人口產業過度集聚，超出了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資源跨區域調動量越來越大，如2020年全國煤炭凈調出省區僅有內蒙古、山西、陜西、新疆四省區，其他省區均為凈調入省，整體呈現出西煤東運、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的調配格局。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全國原煤產地集中分布在西北、華北和西南地區，其中山西、內蒙古、陜西、新疆等省區的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近七成；而煤炭消費區集中在華東、華北和西南地區，其中山東、河南、江蘇等省份的消費量占全國總消費量的近四成。因此，在保持東部地區人口產業集聚的同時，要積極引導生產要素和人口向中西部地區集聚，形成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區域發展格局。資源能源富集地區可以推進資源型產業發展，發揮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相結合的優勢，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例如，河西走廊可以發展風光清潔能源基地，布局“東數西算”的算力中心；鄂爾多斯盆地可以在發展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基礎上，積極布局大型風光電基地，形成風光火儲多種能源協同互補的國家能源生產和保障基地。

處理好中心區與外圍區協同發展的關系

中心區以都市圈和城市群為中心，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完善、人口產業集聚、創新能力較強的地區。外圍區主要是位于經濟發展的邊緣地區，通常自然條件相對較差，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區位優勢不明顯，資源稟賦尚未轉化為經濟優勢。一般來說，外圍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人口產業集聚能力較弱，發展動力和活力不足，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口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失比較嚴重。中心區與外圍區存在差距是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難點。各地應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發展特色經濟，形成中心區與外圍區優勢互補、差異化的發展路徑。對于外圍區而言，需要立足比較優勢，主動融入中心區，加強與毗鄰地區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合作，發揮資源稟賦和勞動力優勢，深度融入中心區的產業分工、要素配置和物流網絡等體系。完善交通、能源、通訊、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互通。外圍區一般農產品和旅游資源優勢明顯，圍繞城市群和都市圈推進優質糧食、蔬果、花卉、肉食等綠色農產品基地建設，為中心區提供優質農產品和旅游休閑基地。對于資源富集地外圍區，可以通過共建產業合作基地，提高資源的利用和深加工水平，實現資源共享和產業鏈的延伸。外圍區也可以積極建設科技孵化器、生產基地、成果轉化基地等，積極承接中心區的產業轉移。同時，加強與中心區的旅游開發和運營模式創新，共同打造特色旅游路線和旅游產品，建設各具特色的休閑度假基地。對口援助與幫扶政策是推進外圍區與中心區合作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在堅持市場主導、資源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下，扎實做好園區共建和承接產業轉移工作，對于提升外圍區內生發展動力具有重要作用。

處理好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的關系

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政策等方方面面。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窗口期”，為處理好城鄉關系問題指明了方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扎實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一是要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促進農業規模化、集約化、高效化發展，建設特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增加農民收入；二是以縣城為載體推進就地城鎮化，發揮縣城和中心鎮的作用，提升公共服務質量，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三是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教育、醫療、養老等向農村延伸，發揮縣城的中介作用，把大城市的優質公共服務資源與鄉村需求連接起來，促進公共服務體系全域覆蓋，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并軌、標準統一；四是注重歷史文化傳承，加大對傳統村落、歷史名鎮、歷史建筑、民俗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的保護力度，發揮城鄉文化和旅游資源優勢，推動鄉村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資源的有機融合，通過文化和旅游產業的發展，實現農民增收和城鄉文化交流良性互動；五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供水、供氣、道路等設施，同時要提升農村信息化水平，打破城鄉信息壁壘，消除城鄉“數字鴻溝”，完善農村電商體系，充分發揮信息化對鄉村全面振興的驅動引領作用。

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過程中，需要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圍繞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等推動發展和安全的深度融合。

要維護陸域邊境和海洋權益，加強陸域邊境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邊境公路、機場建設，提升重要邊境公路通行能力，加強亞東、吉隆、霍爾果斯等西部沿邊口岸建設，促進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提高邊境地區物資保障和快速反應能力。加強海洋權益建設與國防安全，尤其是東海和南海遠海島礁與無人島嶼、南海深海資源與深海地區的建設和保護。

我國的糧食調運格局已經由過去的“南糧北運”轉變為“北糧南運”，北方地區的黑龍江、河南、內蒙古、吉林、安徽成為我國糧食安全的核心產區，長三角和珠三角成為糧食凈輸入區。應進一步夯實東北平原、黃淮海平原、長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區、華南、甘肅、新疆等農產品主產區的主體地位，確保國家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同時要高度重視南方水土光熱條件好、耕地及永久基本農田集中分布地區在保障農產品供給中的作用。從食物安全供給角度而言，應重視深遠海養殖基地的建設，推進渤海、黃海、東海海域近海和南海深海水產養殖區水產基地建設，促進陸域淡水養殖生產優勢區發展；加強內蒙古、新疆、青藏高原等傳統牧區規模化綠色肉牛、肉羊養殖基地建設，構建多樣化食物供給體系。

構建區域生態安全格局，要打造青藏高原區、黃河重點生態區、長江重點生態區、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南方丘陵山地帶等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在高原濕地、江河源頭、重要水源地降低人為活動的過度影響，逐步修復自然生態系統。石漠化地區應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提升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河流和湖泊地區應維護河湖生態系統完整性和水生物多樣性，提升洪水調蓄功能。沙漠化和農牧交錯地區應進一步完善防風固沙體系建設，提高防風固沙能力。入海河口、海灣地區應強化濱海濕地生物資源恢復，提升海洋生物多樣性和海岸防護功能。

2023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原油產量20891萬噸，規模以上工業天然氣產量2297億立方米，規模以上工業原煤產量46.6億噸，同年我國進口原油56399萬噸、進口天然氣11997萬噸、進口煤炭4.7億噸。在資源能源進出口格局下，應加強我國戰略性礦產基地建設，保障資源能源安全。加大緊缺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勘探和精查力度，加強對戰略性礦產資源潛力區重點勘查礦產地的儲備管理，加快戰略性礦山的技改擴能、升級改造和資源整合，優化戰略性礦產資源勘探、儲備和開發布局，構建安全穩定的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體系。在中西部地區針對稀土資源以及鋰、鎵、鍺、鈾等戰略性礦產資源，建設新型戰略性礦產資源保障基地。在新疆、云南、內蒙古等地區探索建立內陸型戰略資源儲備基地，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

處理好創新鏈與產業鏈的協同關系

科技創新只有與產業發展、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協同聯動、相互促進，才能促進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帶動作用，加快推進產業鏈與創新鏈的精準對接，促進“雙鏈”深度融合，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西部地區要發揮資源稟賦和技術特長，形成與東部地區不同的特色化發展路徑。

為適應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和國家戰略調整對我國經濟布局的潛在影響和新要求，未來我國創新鏈與產業鏈布局可以采取“抓兩頭、促中間”的總體策略，即從領域上重點抓住能源、原材料等保障國家生產生活安全的基礎產業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前沿領域，從空間上重點抓住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創新能力的提升、西部地區中心城市的向西開放發展以及能源化工和原材料基地建設，推動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依托市場機制鞏固現有優勢產業鏈地位，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的空間協同，優化經濟體系和發展格局。

匯聚產業科技創新資源，建設北京、上海、港深三大國家級創新型區域經濟綜合體。發揮科技資源、人才和產業發展基礎作用，推進科技創新與區域發展、國家安全相結合，布局建設武漢、沈陽—大連、濟南—青島、成渝、西安五大區域級科技創新—產業次中心，構建多極支撐、相對均衡的科技創新—產業融合發展格局。以國家實驗室、國家創新中心、區域創新高地為基礎，構建基礎研究、應用創新、生產制造、市場營銷為一體的創新鏈、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協同體系，形成我國自主、安全、富有競爭力的國家創新產業體系②。

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等城市群，增強吸納全球創新要素的空間凝聚力，培育承載我國科技創新前沿和未來產業的戰略空間，著力建設我國參與全球競爭和新質生產力布局的核心區域。加快傳統加工制造業的技術改造，打造新型工業化的重點區域。激發國防科技資源活力，創建軍民融合發展先行示范區。依托新能源、生態、生物等自然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加快西部地區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就地綠色轉化，培育我國區域經濟新增長極。

處理好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關系

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不僅要打通經濟循環堵點、轉變傳統經濟運行模式，而且要對區域發展格局進行系統性、戰略性謀劃，以支撐新發展格局。尤其是要加快重大戰略通道建設，形成內通外連的網絡化區域發展格局，對于經濟循環體系的重塑和國內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強陜西、山西、甘肅、四川、重慶等中西部內陸地區國際陸港建設，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西部陸海新通道等，提升內陸省份的開放程度。加強霍爾果斯、喀什、亞東、瑞麗、磨憨、憑祥、東興等對外開放口岸建設，實現西部陸海新通道同面向中亞、南亞、東南亞的重點口岸的對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向西延伸陸橋、長江經濟帶、珠江—西江經濟帶三條橫向戰略通道，形成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增強和拓展沿海三大城市群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聯通能力和輻射范圍，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完善沿海、京哈京廣、包昆三大南北通道，暢通南北向要素跨區域高效流動，加快形成以“三橫三縱”為發展主軸的網絡化區域開發結構，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延伸珠江—西江連接廣西、云南口岸至東南亞通道，強化與東南亞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的合作。構建內聯外通、東中西和南北聯通的區域合作和聯系網絡，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處理好陸海發展的關系

“十四五”規劃強調要“堅持陸海統籌、人海和諧、合作共贏，協同推進海洋生態保護、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權益維護，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因此，在優化陸域國土開發格局的同時，應加強海洋國土的保護與開發，提高對海洋、海島和海岸線等資源的開發能力與水平，在生態、交通、產業等方面與陸域國土空間對接，促進陸海協調發展。

陸海發展包括陸海空間布局、陸海資源開發、陸海產業發展、陸海基礎設施建設、陸海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以及陸海管理體制機制建設。科學保護海洋資源與環境，以海洋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支持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加強北部、東部、南部三大海洋經濟圈的陸海內外聯動，打造可持續海洋生態環境。構建遼河、海河、黃河、淮河、閩江等流域—河口—海洋聯動治理體系，加強遼河口、杭州灣、欽州灣、珠江口等重點地區的海洋生態治理，完善自然保護地布局，加強近海海域與濱海濕地生態功能區建設。提高環渤海、蘇北、北部灣等地區的海域、岸線、灘涂等海洋資源集約利用水平，加強對海洋生物資源、渤海灘海油氣、東海和南海油氣、粵東海域風能、閩東潮汐能等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加快發展海洋裝備、新能源、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文化與海洋旅游等現代海洋產業體系，促進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優化港口布局，發揮港口對陸海經濟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形成分工合理、有機協調的港口群，推動港城產海融合，拓展和延伸陸海融合產業鏈條。加強上海—寧波、深圳—廣州、廈門、天津等重大海陸聯運樞紐建設，保障西部陸海新通道、亞歐大陸橋、長江黃金水道、西江大通道等重大海陸大通道建設。加大海洋基礎性和前沿性研發資源投入力度，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成果和產業化基地，為建設海洋強國提供技術和產業保障。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區域協調發展路徑優化研究”（項目編號：23&ZD03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賈若祥、張燕等：《我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總體思路》，《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9期。

②余建輝、張文忠、李佳洺：《我國創新鏈、產業鏈空間協同配置與區域經濟布局研究》，《中國科學院院刊》，2024年第4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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