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2015年首次在政策層面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到2024年“人工智能+”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我國逐漸從移動互聯網階段向智能革命階段邁進。當前，我國不僅持續深化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更將數智技術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對于我國產業鏈攀升而言，下一步的重點建設領域是集成電路和計算軟件，核心是人工智能相關產業。為此，要緊密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應用場景豐富的獨特優勢，通過數據驅動、算法優化、模型創新等手段，加快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技術創新，推動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應用，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數智技術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開展‘人工智能+’行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作出重要部署，強調：“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強化環保、安全等制度約束。”數智技術是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有機融合，可以被理解為“數字化+智能化”，其代表著在數字化基礎上融入并應用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智能技術的進程。數智化是新型工業化的顯著標志，也是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路徑。借助“人工智能+工業制造”“人工智能+生成設計”等手段，能夠加速智能工廠、未來工廠以及“燈塔工廠”等的構建，進而推動制造業的數智化轉型，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那么，“人工智能+”行動與新質生產力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在“人工智能+”行動的強勁推動之下，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又將會發生哪些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意味著什么？本文將從多個維度出發，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
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
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提出的基本背景是移動互聯網革命。移動互聯網革命是信息革命第三階段的特征，前兩個階段分別是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革命。從20世紀中葉開始到冷戰結束，主要表現為計算機革命；冷戰結束后，美國將之前用于軍事領域的互聯網技術解禁，從而引發了互聯網革命。當互聯網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是隨著智能移動設備和4G通訊網絡的普及，人類社會步入了移動互聯網革命階段。不可否認，在互聯網革命階段，我國還處于遠距離跟隨的狀態。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經濟呈現出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態勢，其中一個重要條件是我國通訊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在2G階段，我國還明顯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在3G階段，我國已經步入世界前列。在4G落地的過程中，我國則在應用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出現了如微信和支付寶等部分代表性應用。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國政府提出了“互聯網+”行動計劃。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開展“人工智能+”行動，實質上是對2016年以來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一系列舉措的再確認。我國已經充分認識到人工智能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重要性。2017年，國務院印發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同年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辦公室。各地區各部門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落實上述規劃的內容。這些政策對于我國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022年11月ChatGPT的發布帶來了人工智能發展的新一次浪潮。如果說谷歌開發的AIphaGo是專用人工智能的高峰，那么ChatGPT則表現出較強的通用性，表明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突破可能會對整個生產力帶來普遍性的影響。2024年2月Sora的發布則意味著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從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轉向大視覺模型（Large Vision Models）。①由此，我國認識到，任何關鍵技術都要落地在具體場景當中，并對實際的產業發展有所貢獻。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成為熱點概念。將“人工智能+”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和新質生產力成為熱門并不是一個偶然重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生產力首先要圍繞一些關鍵科學技術展開。我們當下所討論的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技術就是人工智能。因為人工智能的本質是對人類智力的一種模擬，換言之，一旦人工智能技術達到一個較高水平之后，相關技術會應用在其他所有領域之中。人工智能技術是一種通用性技術，它的突破會在其他相關領域形成擴散效應。例如，近期核聚變技術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與人工智能和計算模擬的發展有密切關系。②
新質生產力發展與我國產業鏈攀升
從本質上講，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它與傳統生產力形成鮮明對比。傳統生產力指的是那些已經相對成熟、廣泛運用于生產實踐中的技術與方法，而新質生產力則是指那些尚未全面普及，但已展現出顯著創新性特征，并有望在未來產業結構中引發顛覆性變革的、以新技術為核心的生產力。以工業革命為例，紡織工業從手工生產向蒸汽動力生產的轉變，以及隨后電力對蒸汽動力的替代，均是新舊生產力更迭的生動體現。
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技術之一，其崛起并非偶然現象，而是建立在算力、算法和數據的基礎之上。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正處于快速發展與產業化的初期階段，盡管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面應用尚需時日，但其潛力已不容忽視。對于我國而言，把握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契機，是推動產業鏈向更高層次攀升的關鍵所在。回顧歷史，我國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的角色經歷了從旁觀者到積極參與者的轉變。從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的邊緣位置，到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實業家的初步嘗試，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系統性的生產力發展，直至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產業突破的路徑逐漸清晰：從承接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逐步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領域邁進。
不可否認，我國的產業突破最初是從一些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同時也是發達國家正需要轉移的產業入手的。例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最為重要的紡織工業，是我國在這一時期實現產業突破的關鍵部門。早期的產業突破往往呈現出三個特征：第一，產業特征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二，發達國家需要大范圍地轉移落后產能；第三，產業類型主要為日用消費品、簡單電子加工品等。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革命的深入發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明顯加快。以百度、阿里、騰訊、華為、京東等企業為代表的新興互聯網企業，憑借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迅速崛起，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在新興領域如5G技術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實現了并跑乃至領跑。可以說，在一些傳統的、相對高端的工業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在歷史中形成的，趕超的難度相對較大。但對于新領域新賽道，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小，甚至很多是同步的，因而更容易產生競爭優勢。比如，我國5G產業已進入了快速推進階段，形成了“三大運營商基本完成布局、主設備具備較大領先優勢、終端廠商技術基本持平”的發展態勢。
近十年來，我國產業鏈攀升成效顯著。第一，利用移動互聯網發展的經驗，向傳統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主要產業進行反哺，傳統工業部門實現了數字化轉型與智能化升級。這也是我國強調工業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背景，即要把互聯網思維運用到傳統的工業部門，利用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提升。比如，三一重工推出了樹根互聯平臺，海爾推出了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平臺。第二，在碳中和與能源安全戰略的驅動下，我國在新能源領域開辟了新賽道，形成了新的產業優勢。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動信息革命的過程中，美國在軟硬件領域的優勢較為明顯。硬件主要是高端的集成電路，軟件則是各類操作系統。實際上，美國的基本邏輯就是利用對關鍵的硬件和軟件的控制，再加上對新的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與其他國家拉開技術差距。在美國某些商業精英和政客的想象中，只要控制了人工智能的關鍵算法、算力和必要的能源，那么其在許多方面就不需要依賴世界范圍的分工。同時，為了保障其在信息產業中的主導地位，美國還試圖通過盟友體系來加強其控制能力。以集成電路為例，美國力圖控制芯片設計產業發展，如英偉達、英特爾、蘋果、特斯拉等都是芯片設計龍頭企業。而芯片制造和相應材料提供則可以由盟友來實現，如韓國三星提供晶圓代工，韓國海力士提供存儲硬件，日本則是更多保障相關集成電路材料。當然，對于美國而言，最為安全的策略是將全部的集成電路產能放到美國本土③。整體來看，無論是光刻機等關鍵設備，還是關鍵材料，抑或是晶圓代工和芯片設計，美國都力圖通過一系列政策安排將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此，我國必須保持清醒認識與高度警惕。尤其是在集成電路與計算軟件等關鍵領域，我國應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突破技術瓶頸，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同時，人工智能相關產業的發展也應成為未來重點建設領域之一，以推動新質生產力的持續壯大與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以“人工智能+”行動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陣地，其通過全面作用于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對整體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鑒于此，一些國家實施“小院高墻”政策，意圖對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進行系統性打壓。2022年8月，美國政府明確禁止英偉達向我國出口高性能GPU A100和H100芯片，英偉達隨后專門面向中國市場推出了符合美國出口管制要求的A800和H800芯片（限制了A100和H100部分性能）。此外，為了阻止中國企業對AI芯片“囤貨”，美國著力增加相關企業和個人進口高端AI芯片的成本。通過收緊AI芯片的對華出口，美國企圖進一步削弱我國的AI實力。從短期效果來看，這種算力管控無疑會影響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由此，應該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清醒認識到人工智能競爭是一個長期過程。人工智能技術是在信息革命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盡管目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中美同處于人工智能發展的第一梯隊，我國仍具有一些獨特優勢，例如快速應用、整體大市場、有效組織動員以及人才規模龐大等。換言之，這些優勢為我們在長期競爭中實現重大突破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技術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快速傳播性，即任何一項新技術在取得進展之后，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會對其進行攻關。例如，在OpenAI發布Sora之后，諸多研究團隊對Sora的技術細節進行解剖式分析和復現，并很快公布了相應的開源框架。
第二，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離不開堅實的基礎設施支撐，而我國在這方面具備顯著優勢。人工智能是在規模法則（Scaling Laws）之上涌現的，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其對算力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要求會更高。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我國算力產業規模快速增長，算力總規模達到23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5G、6G等關鍵核心技術不斷取得突破，高性能計算持續處于全球第一梯隊；在產業基礎方面，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不斷增長。制造業是“人工智能+”行動主戰場，我國制造業規模巨大、信息基礎設施完善，為人工智能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三，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將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其既創造新價值，也帶來新挑戰。人工智能作為兼具信息和通信技術特點的數智技術，具有通用智能和基礎平臺的雙重屬性，對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以及社會生產的各環節都表現出重要改進提升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會體現出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討論的“創造性破壞”的特點。換言之，其在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同時，也會打破舊世界，這其中就會出現規模較大的破壞效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可能會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內爆效應。因此，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會對社會保障制度甚至體制機制提出較高要求。
比如，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快速進步也給其內部帶來了巨大張力。美國的就業結構中占比較大的是服務業，而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短期影響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就是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型服務業。2023年美國陷入了近幾十年來最大的罷工潮。從醫療業、汽車制造業到好萊塢，數十萬名美國工人在全美多地進行長時間罷工或停工抗議，要求改善福利和工作條件。2023年7月，數千名演員與編劇一起參與了16萬人的大罷工，這是好萊塢六十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影視行業向數字流媒體時代的轉型以及更廣泛的技術變革便是此次罷工的主要原因，編劇和演員們明顯感覺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對其工作的挑戰。根據OpenAI發布的報告，短期內受大模型影響最大的是編程人員、量化金融分析師、會計師、翻譯等之前被認為是收入較高的白領。例如，根據谷歌官方披露的財報數據，其2023年累計裁員超過12000人。從這個角度來講，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越快，在短期內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就越多。如何通過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來應對這些挑戰，是必須要思考的課題。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生產力一定要與相應的生產關系相匹配。因而，當新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就需要匹配相應的更為先進的生產關系。實際上，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之下，社會主義制度會體現出較大的優越性。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社會較為均等化的分配。例如，扎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人工智能快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分配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當然，我國仍需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生產力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提供了未來物質生活更加豐富的可能性，我們需要通過更加完善的制度對人工智能的巨大社會產出進行分配。如此才能使得先進生產力與先進生產關系相適應，才能夠更加有效地消除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
從2015年首次在政策層面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到2024年“人工智能+”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我國逐漸從移動互聯網階段向智能革命階段邁進。當前，開展“人工智能+”行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已經成為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為此，未來我國應緊密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應用場景豐富的獨特優勢，通過數據驅動、算法優化、模型創新等手段，加快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學技術創新，推動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應用，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政治學研究院院長）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加快數字化發展與建設數字中國的政治保障研究”（項目編號：21AZD02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Yixin Liu,Kai Zhang,Yuan Li,etc.,"Sora:A Review on Background,Technology,Limitations,and Opportunities of Large Vision Models,"February 28,2024.
②Claudia Melatini,"The Future Is Now:How AI Is Fast-Tracking Nuclear Fusion Breakthroughs,"Energies Magazine,March 22,2024.
③Willy Shih,"American Semiconductor Is Taking A Step Towards U.S.Domestic Chip Packaging,"Forbes,January 9,2022.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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