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是有關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表述，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加以理解。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體現了新時代我國國家社會關系的新變化，國家治理對社會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如基層治理領域的創新發展就是對破解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和破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重大體制機制難題的制度性回應，充分反映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治國理政實踐規律性認識的深化，進一步延伸和拓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未來應當更加重視國家治理的基礎性、整體性和動態性的特點，更好把握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要求，并為下一步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提供參考。
關鍵詞:國家治理 社會發展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將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關系更好相適應納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更加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國家治理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我們更好理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征程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從“兩對關系”到“三對關系”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1]，與以往全面深化改革強調需要“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相比，增加了“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表述，實現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導思想從關注“兩對關系”到關注“三對關系”的豐富發展，從而使得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更加完整和準確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治國理政的國家治理實踐。
從中國國家治理研究的發展過程來看，以往學界已經圍繞國家、社會、市場等國家治理的不同面向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相應理論范式。但從整體來看，這些研究往往從國家治理的某一側面進行探討，更多關注國家理論、政黨理論、治理理論等相關領域的引介或改造，一定程度上缺乏對中國國家治理的豐富實踐的體系化關注和學理性闡述，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從而影響到中國國家治理理論的主體性和原創性研究的突破。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們準確把握新時代新要求的重要依據和實踐遵循，需要通過持續的全面改革加以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這一戰略性判斷為我們更好理解中國國家治理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和長遠出發，圍繞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與此同時，“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加強對重大問題的研究，堅持改革創新，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改革創新，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并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的目標。
可見，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治國理政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背景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治國理政實踐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研究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認為：“國家絕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個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2]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可以看出，國家從社會中獨立出來從而具備相對的自主性，并依此來對社會進行治理，從而使得國家發展獲得強大的內在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國理政實踐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以治國理政的豐富實踐拓展原有理論認識，諸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從人民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根據社會的迅速變化推出一大批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舉措，辦成了許多惠民生、暖民心、順民意的實事，在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同時激發更多社會活力，推動社會發展進步。
實踐證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錨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推進包括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內的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積累了豐富實踐，為從整體意義上推進國家治理理論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礎。正是基于這些具有全方位、根本性和全局性特征的中國國家治理實踐，我們才有可能克服原有國家治理研究的不足，實現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推動處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時代中的國家治理理論研究實現更新迭代，將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并列就是生動的體現。
針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決定》使國家治理更加具體化，分別從不同角度明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和國家安全等領域的目標指向和工作重點，這些正是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域又與市場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城鄉治理、全球治理等國家治理四梁八柱內容相對應，一方面凸顯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國家治理面向，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們從國家治理層面理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變化和新情形。
“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提出的重大意義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來看，“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提出對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有著重要意義。從理論上來看，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關系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進一步延伸和拓展，更加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從實踐上來看，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關系的內涵既與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相一致，也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豐富實踐高度一致。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規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必然矛盾，“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3]。其中，生產力就是人們的生產能力或水平，工具和技術是其主要表現形式；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直接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4]。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進一步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解決有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二者關系的相適應。其中，經濟基礎是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筑則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由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及其辯證關系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基本內容。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此理論指引下帶領中國人民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上層建筑更好適應于經濟基礎，使得中國式現代化得以逐步推進。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黨依據以上基本原理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規律認識不斷深化，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體而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提出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目標。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論斷，制定了到本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5]這個過程的實現，無不是與我們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及其辯證關系的深刻認識分不開。
同樣，馬克思主義對于國家與社會關系也有深刻認識：“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絕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6]也就是說，國家產生與發展一定是與社會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實踐同樣也說明這一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九大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相關決定。黨的二十大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作為未來我國發展的主要目標任務之一。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黨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機構，形成黨領導改革工作體制機制，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和制度安排，同時堅持把解決重大體制機制問題放在突出位置，注重改革的方法論，推動了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又形成了諸如河長制、林長制、“三明醫改”、“最多跑一次”、新時代“楓橋經驗”等基層治理實踐經驗。從這些層面來看，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變化基本原理的中國化時代化運用，也體現了以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為表征的國家治理實踐新發展，這些實踐更多是對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難題的制度性回應。因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同時，將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有機地聯系起來，并與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相并列，充分反映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治國理政實踐規律性認識的深化，既是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經驗的總結，也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推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價值追求，真正體現了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和宗旨。
與以往相比，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利益訴求更加多變，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意愿更加強烈并更加重視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些都是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關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進一步分領域有重點地推動改革目標實現。如市場領域要求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生態文明領域要求聚焦建設美麗中國，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等。國家治理各個領域的制度創新實際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因此，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即注重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相調適的過程。不僅如此，《決定》將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為未來更好地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標準。
“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要求我們充分考慮前面所提到的社會發展當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有效回應人民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定期關注社會價值觀念的新變化，以實績實效和人民滿意度來檢驗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的實踐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價值依據與判斷標準。如在城市治理中，必須尊重人民的主體性地位，了解社會發展中、城市治理中人民的需求與矛盾，健全吸納民意、匯集民智的工作機制，通過服務創新、流程再造等手段滿足人民合理需求并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同時關注各類新就業群體，如外賣配送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勞動者合法權益，將城市發展中的高質量發展成果最終落到增進人民福祉上，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決定》就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進行系統論述，真正體現了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而這些就是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生動體現。
“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實踐路徑
總體來看，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既有宏大的理論關照，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也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實踐場景。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中國的國家治理需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更好地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中國的國家治理以主體維度和空間維度為支撐的四梁八柱已經得以確立，前者涵蓋了黨的領導、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市場治理等維度，后者囊括了城市治理、鄉村治理、邊疆治理、全球治理等維度。國家治理內容分散于各個領域但又相互聯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的國家治理問題也會隨著社會發展、時間變遷、空間變革而不斷發生變化，甚至在時空壓縮中出現治理悖論。因此，要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體實踐中把握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新變化，推動兩者更好實現相適應，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具體而言，我們要順應社會發展新變化，更加重視國家治理的基礎性、整體性和動態性。
首先，更加重視國家治理的基礎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和關鍵性問題。“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通過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包括黨的領導制度，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之上的關于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等各方面重要制度和法律體系。《決定》提出了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必須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強頂層設計、堅持系統集成、努力守正創新，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制度執行落實是國家治理能力與水平的具體體現。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是把國家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基本依托。在這一過程中，既要堅持上下協同、條塊結合原則，科學制定改革任務書、時間表、優先序，明確各項改革實施主體和責任，注重完善制度環境，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把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形成科學、民主、法治的決策機制；同時要注重制度建設的反饋，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完善監督反饋體系，以實績實效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檢驗改革成效，并強化責任追究機制。
其次，更加重視國家治理的整體性。大國治理有大國的特點。我們黨從整體層面謀劃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零敲碎打調整，不碎片化修補，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這要求我們從社會發展的整體性視角看待國家治理問題，關鍵在于統籌處理好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三對關系。恩格斯曾指出，“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7]。國家治理的整體性要求意味著對國家治理內部各種因素和關系的全面審視與關系厘清；具體而言，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注重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以思想引領變革、以改革促進發展、以創新激發活力。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以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是否相適應作為標準，堅持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的基本原則，統籌部署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各領域改革，推動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協同高效，從而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來實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最后，更加重視國家治理的動態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已有的制度需要不斷健全，新領域新實踐則需要推進制度創新、填補制度空白。作為超大規模的國家，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需要我們準確把握國家治理的動態性，善于在社會變化過程中，在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中，找到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平衡點，從而相互適應、相互賦能。具體來說需要從治理問題的時空差異、治理能力的主體差異和治理資源的渠道差異等方面來繼續完善各方面制度機制，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其一，治理問題的時空差異。從時間維度來看，國家治理問題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經過十余年的改革，處理好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成為國家治理中需要關注的重大議題。從空間上講，在同一時間內，我國的國家治理問題也存在空間區域上的差異。同時，在時空壓縮背景下，這些國家治理問題也可能集中呈現在某一特定時空之中，糾纏疊加形成更復雜的治理難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我們較好把握時空差異，敏銳察覺社會矛盾的變化和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科學謀劃改革的戰略重點并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決；同時，也要注意國家治理問題的空間差異，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時不能“一刀切”，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堅持務實、敢作善為采取措施。其二，治理能力的主體差異。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我們將更多的治理主體納入治理過程之中，形成黨、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人民群眾等多方參與的治理決策網絡，但不同治理主體易因信息透明度、參與意愿、專業水平等因素呈現出能力上的差異；同時同一類治理主體間的能力差異也是客觀存在的，如數字能力素養就是制約部分群體參與治理決策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需要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多方參與的治理網絡，來保障各治理主體的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其三，治理資源的渠道差異。許多國家治理實踐表明如果只是片面注重以國家權力行使為表現的“硬治理”，忽視以形成認同共識為基礎的“軟治理”要素，則會引發國家衰敗和社會不穩。從中國國家治理演進過程來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使得中國國家治理具有區別于其他國家的精神氣質與前進方略，并內化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實踐之中。中國國家治理“硬治理”與“軟治理”的有機統一，注重“兩個結合”。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需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識別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的治理文化基因與內核，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過程中發掘國家治理資源，拓展各類國家治理資源獲取渠道，夯實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文化基礎，從而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豐沛的精神動力與強大支撐。
【本文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課題項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項目資助項目、上海高校特聘教授（東方學者）崗位計劃；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吳康文對本文作出重要貢獻】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